孔寒冰:中苏关系史的特点及其研究现状评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77 次 更新时间:2004-08-06 09: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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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要]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苏关系整整持续了43年,其基本特点就是高开低走最后到正常化。因此,一部中苏关系史,应当是以两国关系为纵轴展现中苏两党超越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之争并对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分析与评判,揭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和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争论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另外,还要注重如此复杂的中苏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一个特殊角度来说明中国建国后头30年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 中苏关系 中国 苏联 研究

  

  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不过,即便是这句流传已久的古训,若作为真理,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面镜子本身必须是平整的。如果凸凹不平,那它就成了一面哈哈镜。在它面前,歪曲的必定是照镜子者自己。胖子一照就成了瘦子,瘦子一照就成了胖子。于是,胖子忙不迭地大吃特吃来增重,瘦子则慌慌张张地不吃不喝来减肥,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20世纪后半期的中苏关系差不多就是这样一面哈哈镜。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非同一般的大喜大悲的关系整整持续了43年。

  

  所谓大喜,是指两国关系刚一确立时定位极高,好得至少在表面上几乎已经无可复加。建国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论人民主专政》一文中专门论证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即所谓的“一边倒”政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所以,“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此后不久,斯大林7月27日在欢迎秘密访问莫斯科的刘少奇的宴会上也动情地讲:“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正是彼此认作兄弟当成一家人,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就不远万里亲赴莫斯科,将他认为最能体现兄弟之情的大黄芽、白菜、萝卜、大葱和梨等中国北方的土特产作为斯大林70诞辰的贺礼。 也是在这次访问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诞生了,两国之间的“蜜月”关系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

  

  所谓大悲,则是指50年代中期以后,先是中苏两党就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发生分歧,后是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并导致双方兵戎相见。中国党认为: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走向修正主义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错误。此后到1960年4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系统化了。 苏联党则认为,“如果说民族主义分子从前把自己的观点伪装起来,并不得不按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任务行事的话,那么中国人民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下在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中共内部的民族主义分子就决定公开实现他们的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观点。” 分歧进一步发展便波及到了国家关系,苏联中断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合作项目,接着两国边境接连发生小规模冲突,最后双方军队1969年在珍宝岛交火,中苏关系也随之到了最低点。两国在经济上毫不往来,在政治上相互攻击,在军事上重兵对峙,在外交上各自为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

  

  无论是大喜还是大悲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反映相应时期中苏关系的现实。前者掩盖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作用的两国、两党的历史恩怨以及两大民族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后者则是双方老帐新帐明白帐糊涂帐一起算,文攻武围互不留余地。其实,综合已有的和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和历史档案不难看出,即使在“蜜月”时期,中苏关系里也潜伏着非常多非常大的危机。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中国学者杨奎松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背景,探讨了中苏之间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 国外学者哈罗德.C.辛顿在探讨中苏争论的起源时也说:在中苏关系发展中,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唐纳德.S.扎果里亚认为:中苏两党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的高低,两党在革命经验上的多少,两国政治环境上的不同,两国经济发展、军事力量以及各自利益上的差别等等,是造成中苏关系危机的主要因素;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语重心长地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造成中苏关系的现状与现实严重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讨这些原因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在这儿就不多论及了。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这样的中苏关系是严重扭曲了的,因而对中国和苏联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负面影响。

  

  就中国而言,在几十年与苏联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党一直把苏联当作一面镜子,原意是想校正自己,走正道或不走歪道。可是,由于不恰当甚至反向地总结了苏联党和国家的经验教训,中苏关系就成了哈哈镜并且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在关系极好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足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在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结果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文化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等等并不完全适合或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不仅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发展,而且还带来了许许多多体制上的弊端。美国学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70年尝试的最大教训就在于它们放弃了探索其他的道路。” 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来说,也差不多有同样的教训。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严重的个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错案等等无一例外地在中国重演。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如今,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一面旗帜,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另一方面,在关系极坏的时候,在中国的人中,苏联党和国家都成了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1962年秋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在苏联搞的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上是反革命。因此,中国党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以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 这样一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就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相并列,成为中国头号敌人。不断恶化的中苏关系“促进和发展了一种‘和苏修对着干’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扼杀了任何敢于提出怀疑和否定意见的创造性的批判思维。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这段语录被绝对化,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观点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岐视、批判和打击,甚至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折磨。这种状况只能鼓励盲从而扼杀独立思考,使整个民族在错误的指引下陷入灾难的深渊。” 甚至可以这样讲,新中国前30年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比如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新中国前30年社会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中苏关系,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新中国的头30年,更不可能正确估价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

  

  二

  

  这40多年的中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在中外关系方面,中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都不像中苏关系有那样多的内涵、那样多的层次。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是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于一体,牵扯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相同的意识形态、一样的社会制度本应使中苏两党、两国建立并且维系更加亲密、更加持久的友谊,却不料增添了许多不应有的麻烦。所以,中苏关系更像一个加了密的软件,需要人们慢慢地、细致地去解读。也正是由于如此复杂,中苏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政治界和外交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中国大陆以外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主要出自西方(美、英、德等国)、苏联(俄罗斯)和台湾。

  

  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的研究除了散见于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苏联史、当代世界史、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著作中和大量的学术论文之外,还出版了许多有关中苏关系方面的著作。 就著作而言,大体可以分为按时间写的通史和按事件写的专史两大类。

  

  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作主要有:迪特•海茵茨希的《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桑特•巴巴拉的《中苏冲突》,威廉•E.格里菲斯的《1945~1950年的中苏关系》、《1964~1965年的中苏关系》,彼得•迈耶的《斯大林去世以来的中苏关系》,唐纳德•S.扎果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莫斯科》,R.K.I.奎斯特的《中苏关系简史》,卡尔•G.雅各布森的《毛以后的中苏关系:毛主席的遗产》,G.塞格尔的《毛以后的中苏关系》,彼得•琼斯和西安•凯维尔的《1949~1985年的中苏关系》,托马斯•G.哈特的《中苏关系:对其正常化前景的考察》,L.迪特默的《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国际影响》等。

  在专史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分成几个专题:

  

  一是中苏边界与军事关系,主要代表著作有:丹尼斯•J.杜林的《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乔治.金斯伯格斯的《1949~1964年中苏领土争端》,雷蒙德•L.加尔特霍夫的《中苏军事关系》,哈里•格尔曼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诺顿•H.哈尔派林的《中苏关系与裁军》,瓦尔特•C.克莱门斯的《军备竞赛与中苏关系》。

  

  二是中苏矛盾与冲突,主要代表著作有:威廉•E.格里菲斯的《中苏冲突:文件与分析》、《中苏的分裂》,吉奥弗雷•哈德森的《中苏争论:文件与分析》,里查德•维希的《中苏危机政治学:对政治变化和交往的考察》,克劳丁•门嫩斯的《中苏冲突中的苏联的观点》,G.F.赫鲁森等人的《中苏争端》,威姆拉•萨兰的《中苏分裂》,哈罗德•C.辛顿的《中苏对抗》,乔纳森•D.波拉克的《中苏竞争和中国安全争论》,赫伯特•J.埃利森的:《中苏冲突》,库特•伦敦的《结盟与冲突》,赫伯特•J.艾利森的《中苏冲突:全球性的考察》,约翰.吉丁斯的《对中苏争论的考察:最近争论的评论与文选》,杰西卡.布朗的《中苏冲突》,戴维•弗洛伊德的《毛对赫鲁晓夫主义》,阿尔弗莱德•D.洛乌的《毛泽东以来的中苏矛盾:争论、缓和与冲突》。

  

  三是中苏关系与第三世界,主要代表著作有:阿尔文•Z.鲁宾斯坦的《苏联和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赫门•瑞的《中苏在印度问题上的冲突——1949年以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在印度问题上冲突的原因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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