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谈谈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关系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4 次 更新时间:2010-11-26 09: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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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引子:中国语境中的“关系”

  

  据说有一个来自国内的少女留学生独自一人来到了美国的大都会城市纽约,最初她自己还很胆怯,但后来当她看到曼哈顿街上讲中国话的华人随处可见,顿时胆量就大了很多。她的父亲在北京还非常担心,打电话过来问道:“女儿,你那情况怎么样”?女孩子回答说:“爸爸,放心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记得几年前,我回国工作旅行,打算到一个外地城市办件不大不小的事。临行前,给一个老同学打了电话。老同学在电话里说:“来吧,没问题。这里从政府人大政协到公检法工商税务海关外贸,师兄师妹师姐师弟,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老同学的爽快回答,让人开心一笑。但不知道为什么,此刻我脑海里却出现了自己幼年时在那些打日本鬼子的电影里常常看到的镜头:一个浓眉大眼的八路军游击队长推门进来,掀开水缸就喝水(也许喝完水还说一句“家乡的水好甜啊!”),然后抬头问身边的一个虎头虎脑的游击队员:“外边情况怎么样”?游击队员回答说:“放心吧,队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 俨然是国人入世哲学中的最佳生活状态。世人皆知,中国人是特别讲究关系和关系网的。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给我们培育并留下了一个近乎难以放弃的遗产:一个超级人情世故的关系社会。我们的古代先贤们曾经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一条既不伤害中国人传统的人情世故又能恪守法律道德原则的和美并蓄的途径。在几千年专制皇权政体的巨大阴影中,这种努力成为儒家礼教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人们依赖乡村熟人关系社会中的若明若暗的规则,足以维系社会结构和秩序,尽管这类秩序常常与公平正义无关。

  是福是祸暂且勿论,过去100多年里,特别是最近30多年中,虽历尽曲折和坎坷,中国开始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进入了一个依赖现代科学技术的都市化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同时,古老的中国几乎别无选择地全面移植、启用了与现代市场经济休戚相关的西方现代法律制度 —— 包括法院、检察院、现代警察体系、律师、法学教育以及日趋完整的法律法规。几千年的缓慢发展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在迅速接纳电灯、电话、电视、汽车、喷气飞机、电脑、手机和互联网方面产生障碍;但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们和法学教授们这些同样由西方人创造的法律职业群体类型,自从降生到这块土地之后,就首先遭遇到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中国式陷阱”:超级人情世故的关系社会。由于这个群体的关系和“关系网”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无疑需要我们格外关注。

  

  今日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关系江湖

  

  我自己和很多同龄人朋友们,大致属于改革开放以后最初几批进入法学院读法律的大学生。现在的80后、90后的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代人多少有些幼稚可笑,因为我们总是怀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一起在电影院看一个名叫《冷酷的心》的墨西哥电影。这个电影结尾有一个法庭辩论的收场戏,剧中的男主人公(被告“魔鬼胡安”)当庭痛斥以权谋私的检察官,台词非常精彩,上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的配音也很有魅力。同学们看到这个场景时,电影院里掌声雷动。那一刻,大家在暗自发誓,将来我们毕业以后,也想为冤屈的人伸张正义,为社会公平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我们原来很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一年又一年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法律人才,制定一个又一个法律法规,设立一个接一个司法机构,不管将来有没有一个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我们就可以昂首阔步走进一个光辉灿烂的法治新时代了。今天看来,我们的这种想法太幼稚了。

  其实,我们严重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制度归根结底还是要由人,由每一个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来执行的,这些人是由普通的俗人组成的,这些人不是天生就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些人是可能结成一个营造腐败的关系网的。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腐败关系网中的不少人,恰恰可能就是当年在电影院里忘情地鼓掌的人们。

  人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大法官黄松有落马并被判刑的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由校友、同乡结成的腐败关系网里。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郭京毅案件,也同样发生在由校友、同乡结成的腐败关系网里。但是,又有多少人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呢?或许,在不少人眼里,黄松有、郭京毅的落马,只是他们个人运气太坏,何谈经验教训?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法治不太健全。多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普通民众当中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这广泛流传的说法使中国法律职业群体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职业公信力的挑战。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乃至法学教授,这些社会法律职业群体中本来应当是光彩夺目的名称,如今已经由于各种不正常的现象而蒙受耻辱。

  今天,国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打官司,当事人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人”。在打官司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不顺利、不舒服的事情,马上想到的是,对方在法院里一定有人,或对方一定“找人”了。一个律师如果想拿到这个案子,也常常会跟当事人反复传送一个信息:我认识法院(或检察院、公安局)里面的人。但当事人与他签订合同以后,他可能会有各种说法,他会说我只认识庭长,这个事儿院长说了算,你们还得想办法托人去找院长;或者说我只认识副院长,这个事还得上审委会,等等。总之一句话,还是需要不断地去“找人”。前几年,我有一位海归朋友办了一个电脑公司,因为对下属管理失控,有几个员工被捕了。该公司召集被捕员工家属开会时,这位朋友请我去旁听一下,以便帮他的公司出一个主意。结果我发现这些家属在会场上异口同声要求公司去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是“找人”;第二是“花钱”。

  我曾经在美国遇到一个来访问的国内高级官员。他告诉我说,他每年要向人大提议案,问我能不能给他帮一个忙,写一个好提案。我当时跟他开了个玩笑。我调侃地讲,中国现在的法官不是在老百姓眼里缺乏公信力吗?这里有一个办法,就像医院的专家门诊一样,每天上午开庭之前,当事人可以在法院大厅里像挂号看专家门诊一样,在大厅里当场看着法官的照片选择办案法官(估计民事小额诉讼或许可行),这样一来,当事人谁都不会去提前“拉关系找人”。这位人大常委听了以后拍案称奇,他认为这个提案甚好,三月份北京开会时不妨可以提上去。我说千万不要当真,如果中国的法院真的采用了这个办法,会成为世界法律史上的一个笑谈的。

  大量的事实和迹象表明:关系网是一种权力“传销”。当今的中国,离现代社会还有点远,还基本上是个乡村社会、熟人社会,政治权力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还处在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关系网实质上就是“官”系网。在这样一个乡村社会、熟人社会,要建立、维护和发展好这个“官”系网,就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传销”。传销中各方都要双赢和多赢,把事情办成,利益均沾。通过这种“传销关系网“,人们把吸管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司法领域里,当国家公器沦为这个“关系网”中被传销的商品之时,即便是再有教养的司法官,也可能免不了成为假公济私、争功推过的官僚,即便是再有才华的律师,也可能免不了成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讼棍。国家的司法在人们眼中,俨如失贞的皇后,除了形式上保留着威颜,实际上已经备受大众鄙夷。

  所谓法治,归根结底是与人情世故难以兼容的规则之治。在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只要中国人在对待法律规则上总是保持着“人情世故的姿态”,那么,不难断言,现代法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就永远是个疑问。我以为,法律职业群体的关系网今天正在每时每刻地触及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最敏感的神经。这个关系网不解决、不理顺,不把它引向健康的轨道,我们中国民众的神经就不得安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就不可持续,司法的公平正义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关系”一词的另类解读

  

  那么,在其他同样运用现代法律制度的国家里,法律职业人士是如何处理“关系”呢?

  在英文世界里,“关系(Relationship or Connection)”或者“关系网(Network)”,其实都是中性的词,没有什么褒贬之分。西方人其实也是讲关系和关系网的。商人们在高尔夫球场、政客们在议会的走廊里、社会名流们在豪华私密的俱乐部里、学者们在各种沙龙里、普通人在各类酒吧和派对的聚会中,以致在教堂和网络中,人们也在相识、相知、沟通、合作。大千世界、人来人往,只要是人类社会,这一切都是每日每时发生的正常现象。

  近年来,在美国不少著名的商学院里往往会开一门叫做“Doing Business in China”(在中国经商)的选修课程。前来听这门课的课程的大多是有兴趣来中国经商的MBA学生们。我自己在一所美国商学院里曾旁听过一位开课教师的讲座,我发现,这门课并没有多少纯粹和中国business相关的东西,讲的内容几乎完全是中国的人情世故。授课教师所有选取的案例和进行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无非是:想要在中国经商办事,就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包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和中国民众的关系等等。我注意到,课堂上的那些美国学生很积极坦率地参与课堂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在社会上建立network并享受一个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件光明正大、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我却发现,教室里那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却彼此面面相视,表情上有几分尴尬,他们似乎内心中有些难言之隐。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几个月前,我在美国加州遇到一个早年和我做邻居的美国朋友,这是个单纯好学的美国中年人。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最近去一个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听试听了几次课程。我好奇地问他,你在课堂上有什么收获吗?他告诉我,几堂课下来,他学会了一个新的中国单词:“关系”。使我惊讶的是,他的“GUAN XI(关系 )”这两个字发音格外清晰。他告诉我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学院的老师反复在课堂上讲这两个字,以至于他印象太深刻了。他还告诉我,在课堂上中国教师很直率地告诉学生们,依照中国文化传统,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如果想成功,必须要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其中的重要方式就是“请客和送礼”。他当时在课堂上就产生一个疑问:那么“请客送礼”的对象是否包括政府公务人员和司法人员呢?在美国,即便是给公司商业客户送礼,也不可以超出一定规格(比如80-100美元),否则也会构成商业贿赂的罪名。

  我隐约地感到,中国人在海外孔子学院里向这些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讲述的所谓“关系“,显然并不是这些普通的社交关系,其中似乎隐含着更深更隐秘的含义,比如那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传密码的东西,比如那些可能包含着很多超越正常逻辑、超越道德和法律界限的东西。看起来,我们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的课堂里,到底在给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们讲了些什么?说不定那些政府主管部门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

  当我听到一个名叫S.H.E的歌唱组合在无知无畏地唱着:“孔夫子的话 / 愈越来越国际化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 我们说的话 / 让全世界都听我们的话”。我多少有点儿为我那位年轻的美国邻居捏把汗,他现在正在孔子学院里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最阴暗最恶劣最难根治的顽症,可千万不要传染给那些纯朴善良的人们。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据我的观察,美国法官的形象在很多普通人的心目中是非常庄重的。在法庭上,当一个美国法官穿着黑袍走出来时,大家会感觉的到,这个人似乎是上帝派来的。大概没有人会敢在他面前说:“法官大人,您看,今天晚上要不要我来安排一下,咱们一起去吃个饭洗个脚”?估计人们就连这样的念头都不可能有。有人形容说,当法官作为一个俗人脱了黑袍,从你身边走过去卫生间时,大家可能会一时认不出他来了。你会觉得这个人很面熟,仔细一看,他就是刚才坐在上面穿着黑袍的人,—— 这个人已经被神职化和非世俗化了。此时此刻,法律职业虽说不是神职,但却近似神职。

  在美国,一些中国移民也会把一些“中国特色”的方式带到美国去,闹出了一些笑话。中国人的关系学在那里往往会陷入尴尬和荒唐。有一个颇具中国式智慧和幽默的笑话说,有个中国人在美国打官司,他问美国律师,我能不能给美国法官送一点礼啊?律师说你千万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官司就肯定输了。这个中国人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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