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被动的“新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1 次 更新时间:2010-11-25 1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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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进入专栏)  

  

  1901年1月29日,庚子事变西逃途中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准备实行“新政”的上谕:“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终于承认“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当然,“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这“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却是事实,“新政”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逐渐错失的改革空间

  

  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的新挑战缺乏睿智,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地抓住变革的最初时机。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对一个政权明显有利的政策,却无人理睬,反而受到批判、抵制,直到20年后,洋务派才在巨大阻力中将其付诸实施。

  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统治者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巨大阻力,产生今人难以想象的激烈争论。

  “新器物”的益处显而易见但引入中国阻力尚且如此强大,“新政府机构”的益处相对间接,遇到的阻力就更强烈。例如,当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现代化舰队由沿海地方督抚建成,管理却仍沿袭传统地方管理水师体制。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旧管理体制无法管理现代化舰队,有现代化舰队必须要有现代海军机构统一指挥、管理,就主动向朝廷提出中央应建“海军衙门”,统一海军大权。这一明显正确、且明显对朝廷有利的主张却为朝廷所拒,其理由是政府传统只有“六部”,建海军衙门是破坏传统、“以夷变夏”。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福建舰队全军覆没后,左宗棠、李鸿章再次上奏,朝廷才在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

  由此亦可看出,清政府很少事前主动变革。大多是事后被动应变,确已病入膏肓。成立现代世界普遍适用的“海军衙门”,并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增强朝廷权力,都如此艰难,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艰难,可以想见。

  

  从行政入手的政改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

  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这次政治体制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

  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

  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

  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

  结果,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维新派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也未能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

  在教育改革方面,“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却也遭到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

  所以,“戊戌变法”近来总被指为“激进”,其实与史实不符,它在政治上并未提出“君主立宪”,在教育上并未废科举,主要内容还是发展工商。但是,慈禧却以十分“激烈”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光绪皇帝被囚,“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新政尽废。

  

  政府合法性流失之后的立宪困局

  

  虽然镇压了维新运动,但光绪皇帝还活着,且比慈禧太后年轻许多,因此光绪的存在成为慈禧与许多顽固派大臣的心头之患。慈禧废光绪的想法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于是铤而走险,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反洋人”,达到废光绪的目的。最后,义和团实际成为封建顽固势力仇杀外国人和维新进步人士的工具。当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时,慈禧反而下令剿杀义和团以向列强求和,把义和团说成是罪魁祸首,“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宣布准备行“新政”。虽然慈禧仍强调新政与康有为的维新完全不同,说“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但“新政”毕竟与三年前的维新变法有相当的共同之处,其实无疑公开向世人“承认”当时镇压的错误。镇压了维新运动,又经历庚子剧变,清政府的“合法性”必然受到严重质疑,其权威性也因此严重不足,由这样的政府来主导重大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定更加艰难。

  被镇压后,康、梁等维新党人逃亡海外,成立“保皇会”,后发展成“立宪派”,对后来的立宪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时,社会变革的动力很可能往下移,“体制外”力量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一旦“体制外”的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就很难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平和的改革,这种体制外的力量即用暴力从根本上打破、推翻旧体制,所以镇压维新运动,又为革命党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数十年来,清政府实际是自己将自己的可控空间一次次紧缩,已经微乎其微。此时,“新政”的成败好坏,尤其是“新政”能否顺利过渡到“立宪”,关系到“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胜负,关系到清政府的生死存亡。(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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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2010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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