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号召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深刻地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具体指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55、57页）这体现出我们伟大的党敢于正视矛盾与风险，承认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和决心战胜风险的勇气与魄力。对党的建设可能面临的新考验与新危险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嘹望〉杂志26期戚戚的文章《人世后党建面临新考验》、中央组织中央组织部课题组〈中国调查报告〉与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等论著提供了一些值得研究的观点与资料，似可概括为以下几种必须正视和值得重视的潜在的风险：
1、执政党的物质基础有削弱的危险；
2、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有动摇的危险；
3、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基础有失效的危险；
4、执政党应对国际、国内经济风险有失误的危险；
5、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空洞化的危险。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在邓小平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从总体上看，中国近20多年来取得了改革与开放的成功，获得了经济、社会、技术发展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成就，并展示出美好的前景，但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在文中不能一一列举证明这种大好形势的有关论据和数据，只侧重介绍有关入世后党建面临的新考验的论述。特此说明。
一、 维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防止执政党的物质基础出现削弱的危险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上书25—26页）在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时，必须正视现实中出现的矛盾与风险。
戚戚的文章指出，“入世议定书中，中国承诺政府不影响国有企业经营、不再对国有企业补贴、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今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将占更为有利的地位，它们没有国企办社会，承担退休职工和在职冗员工资与福利的沉重包袱，轻装上阵，这将使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份额不断减少。“这就意味着我们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有削弱的危险。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国政府作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代表对企业所有者的角色，今后将如何扮演？”（2002年第1661期《报刊文摘》）这是一个影响执政党的物质基础将是加强还是削弱的严重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课题组《2000—2001年中国调查报告》（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5月）中，虞云耀在序言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国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也在发生变化，如何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形势下，工人阶级队伍的构成状况在变化，大批职工下岗，许多国有企业职工转向非公有制企业，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看待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怎样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党的先进性为何体现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要求？”在《中国调查报告》书中（199—206页）辽宁省委组织部课题组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中若干矛盾问题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出，加入WTO后，“国有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竞争。能否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有企业生死存亡，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其中突出的矛盾包括劳动力过剩已成为阻碍国企改革的大难题。2000年10月辽宁国企共下岗职工193.9万人，占同期国企职工总数的12.4%，高于全国7.9%。每年国企下岗职工占全省下岗职工总数55%。下岗职工中有54%处于待业状态，家庭人均年收入3302元，为全省平均收入的一半。每人月均收入低于100元的占4.7%，100—200元的24.7%，200—400元的占44%，即73.4%的下岗职工月收入低于400元；400元以上的只占26.4%。“收入微薄，负担又重，相当部分职工生活困难，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2000年1—10月辽宁企业职工上访批次和人次占群体上访总批次和人次的56.2%和57%。葫芦岛的杨家林子矿务局因破产善后处理不当，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治安事件，一度使杨矿地区的生产、生活和交通处于瘫痪状态，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国企改革和发展中矛盾问题的产生有历史的复杂的因素，包括：不可再生的资源枯竭，企业严重老化，50年来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但投入不足，1999年150户企业累计折旧1020亿元，而固定资产投入完成额仅为236亿元，资产净值率64%。富余人员从原来约占1/3，减为20%，以及下岗、离退休人员、在职人员子女上学、就业、福利等负担沉重。企业还负担社区福利建设的任务，从交通道路、水电通讯、社会治安、社区环保到部分农民就业安排，加大了企业成本。这样，在加入WTO后，国企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竞争处于不平等的不利地位。中国的大豆生产，在生产经营规模、品种、机械化等方面，黑龙江国营农场可与美国大豆竞争，但是黑龙江农场系统的社会负担重，仅退离休军官、干部的工资加上社会负担就近7亿元，摊到生产成本上就难以同国外竞争。全国2001年就进口了1400万吨大豆。因此，加入WTO后，国有企业的比重、数量、经济实力将逐步下降。国企改革，包括500家大型国企，将推行股份制，允许外资入股。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与共同发展。将使国有制企业的“国有”的概念与内容发生重大变化。这将使多年来形成的执政党的物质基础——国有制企业实际上被削弱，使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国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受到损害。特别是下岗工人和改制后的外资、私人企业的雇佣工人的身份改变、地位改变了，甚至少部分工人可能由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成为向党和政府游行示威、群体性上访的参加者。安徽省委组织部课题组调查：亳州市工农收入差距，1978年为382元，1990年为1291元，到1999年为4075元；马鞍山市耕地10万亩（1985年），每年被占2000亩，现在只剩7万亩。少一分耕地，农民就少一份生存空间。全国农村劳动力4.4亿人，剩余劳动力为1.2亿人以上。农民近年收入增长缓慢，种粮效益下降。入世后困难更多，而负担却增大。于是，入世后，不掌握高新技术的工人和农民成了弱势群体。
对于党员在各阶层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同样反映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课题组调查各阶层中党员所占比例为：
深圳 合肥 汉川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100.00 77.50 100.00
经理人员 37.70 58.80 53.80
私营企业主 22.20 24.40 9.10
专业技术人员 27.20 27.20 17.80
产业工人 0.00 13.30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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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人口中仍占有极大比例。”（陆学艺编：〈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36、38页）
这些事实确实意味着我们执政党的物质基础有削弱的危险。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绝不能漠视、忽视、拒不承认这种现实的危险，必须正视危险，努力设法正确处理和缓解、消除客观存在的危险。
坚决落实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的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特别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职责。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提供新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上书，第30页）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党的阶级基础、物质基础绝不动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二、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正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有动摇的危险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章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章〉，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戚戚的文章指出，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党首先要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要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这要从就业政策、分配政策等方面体现出来。在入世条件下能否成功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保护弱势群体问题，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强调：“一旦解决不好，党的群众基础确实有动摇的危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位序关系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因而缺少必要的社会群众基础。这种状况明显影响着社会心态的稳定，从而也影响着社会阶层结构的稳定。对于制度性垄断现象与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使各阶层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出现了扭曲的不合理的后果，应该富的人没能富起来，而不该富起来的人却都富起来了。如下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76—77页）
1999年汉川市城乡居民对收入分配的看法
调查问题 ①是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的人（%） ②是应该获得高收入的人（%） ①÷②
当官的人 69.2 13.6 5.10
有资产的人 33.8 16.5 2.05
有技术专长的人 28.7 56.1 0.51
有社会关系的人 28.4 9.9 2.87
有文化学历的人 26.1 57.9 0.45
胆大敢干的人 21.3 17.4 1.22
家庭背景硬的人 20.3 4.3 4.72
脑子聪明的人 19.9 27.2 0.73
吃苦耐劳的人 16.3 57.8 0.28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在0—1之间，0为完全相同，＜0.2以下为平均，＞0.5收入差距悬殊）接近0.4（1999年为0.397）的国际警戒线，连续几年在上升。如得不到遏制，可能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不利于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人民日报2000年5月16日（海外版）刊登的专家调查称，最富裕的群体为以下10类人：部分私营企业主；外企、国际机构中方高级雇员；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机构项目经理；部分个体工商户；部分企业承包者、技术入股者；名影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运动员；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商和会计师；部分经常讲课、评审的教授、专家、司局长；少数违法经营者（走私、贩毒、卖淫、贩卖人口、文物等）；极少数腐败官员。
中国目前较贫困的群众为以下6类人：长期失业者；下岗失业人员；靠社会救济生活者；自然、经济环境恶劣地区的农民；早年退休人员；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农村分化为8个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民管理者阶层。
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在农村中的日子是最艰难的，已经引起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纯农户（90%以上的收入来自农业经营的农民家庭）占总农户的62.4%。2001年前的几年中绝大多数纯农户的收入已经陷入了负增长，有半数以上的农户自1998年至2001年实际上已处于收入绝对减少的困境。而按田亩或人头摊派的负担，不是按收入水平计算，有增无减，日常开支也在增加。安徽芜湖市调查，农民一亩耕地纯收入只有187.5元，如遇灾减产，种粮棉无钱可赚；计算劳力费用后，甚至亏本。农民工和雇工10年来，月工资停留在400—500元。
农村社会阶层的变动状况 （单位：%）
年度 农业劳动者 农民工 雇工 农村知识分子 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 私营企业主 乡镇企业管理者 农村管理者
1989年 55-57 24 4 1.5-2 5 0.1-0.2 3 6
1999年 46-50 16-18 16-17 2.5 7-8 0.4-0.6 1.5 7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78页）
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发展趋势
年份 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的年人均收入之比 最低20%收入所占总收入比重（%） 最高20%收入户所占总收入比重（%） 最高10%收入户所占总收入比重（%）
1990年 4.2倍 9.0 38.1 23.6
1993年 6.9倍 6.3 43.5 29.3
1998年 9.6倍 5.5 52.3 38.9
（资料来源：《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这种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以及行业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存在，是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关键在于差距的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和差距的大小，以及对高收入阶层的制约政策（如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和对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是否完善。否则，“很容易造成较大的负面社会效应，尤其是各种非市场因素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具有非常大的消极作用。如果这种贫富差距不能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如国际警戒线为基尼系数0.4，有的专家认为我们已超过0.4。北京青年报8月5日李振明文）。”势必瓦解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纯朴信念，动摇他们对党的信任，甚至可能导致改革的中断和社会的紊乱。（《中国调查报告》2002—2001年，79页）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群众已经提出了‘党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的疑问。”（见中组部课题组：《中国调查报告2000—2001》，第287页）对于潜在的和有的地方已经出现的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有可能在思想上动摇的危险，必须正视。一定要按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做到：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把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三、 加强党的改革、防止执政党执政基础出现失效的危险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当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的问题，作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戚戚文章指出，入世后，政府将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否则会成为WTO成员的投诉对象。不适应WTO有关规则的、老一套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必须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各级政府是在党委的领导下，扮演着党委决策执行者的角色。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何既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企分开，又确保党的领导不断得到加强？如何在与WTO规则接轨的过程中，既严格按照WTO规则的要求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又确保党的主张得到充分实现？”
虞云耀在《2000—2001年中国调查报告》的序言中也尖锐地提出了同样性质的问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开展活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不同企业中，所有制性质、产权结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管理形式等有很大不同，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和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大量涌现，资产重组、产权变化经常发生，在这些企业中党的组织如何设置，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者就业方式多样化，流动性增大，如何对其中的党员加强教育和管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劳动者从过去的‘国家人’、‘组织人’‘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很多人在各种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工作、生活，有些自谋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党如何对这些群众实施有效领导？如何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对其中的党员如何实行有效的教育和管理？”（《2000—2001中国调查报告》第49、50页）
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32条要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党章〉，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3页]党的基层组织可以“领导”工会、共青团，但如何“贯彻”方针政策，“引导”企业遵守法律？如何“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是方针政策”在国有、集体企业的执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
辽宁省委组织部调查了国企改革中党建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政企分开，一些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脱钩变成无上级企业，企业党组织失去隶属主体，党的政治领导在中间层次出现空白。产权多元化，企业集团对跨地区的非紧密型企业、子公司的党组织如何管理，有的是属地化管理或没隶属关系。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具体地位、作用如何确定，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中，股东会是权力机构，董事会是经营决策机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公司的党组织的职能和作用是什么？书记兼董事长只是个人行为。党组织如何面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多种工作对象？党组织在停产、半停产企业、亏损企业中如何工作。抚顺市亏损企业的1228个支部中，106个支部党员全部放假。在大量兴起的私营企业、个体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中，党建工作如何进行，这些党员私营企业主是否可作为党组织负责人。辽宁省提出的这些实际问题，反映出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党的领导经济方式和执政基础的观念需要改变，需要及时更新，否则只用原来老一套的领导方式，将使执政基础有失效的危险，难以有所作为。
农村由农民选举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的自治机构，有的地方村委会与村级各级组织的领导核心——党支部不够协调。有的农民认为，党支部只是党员内部选举产生的，而村民委员会是全体村民直接选举的，更能代表全体村民的利益。少数村委会主任与党支部书记争大小、比高低、搞对抗，不唱一首歌，互不服输，工作各打各的算盘，互相拆台情况较为严重。浙江江山市调查，1998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有56个村有家庭宗派干扰的问题，还有的富人干政，贿选当上村官。或者动用经济、社会力量同村委会、党支部抗衡。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集体经济薄弱，少数农民认为“土地分到户，不要党支部”，遇事“不找村长找族长”。“一些地方的农民由于负担过重，基层干部作风粗暴，社会风气不正，对基层干部和基层政权产生了不满甚至对立情绪，干群矛盾尖锐。”（中央组织部课题组《中国调查报告（2000—2001年）》第154页、172页。）
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还提出了政企分开后，“政府强助的退出与工人阶层权力的跌落”的问题，经济转型前，政府为巩固政权，对政府的最积极支持者——工人的权力行为给予保护，以政治权力加强工人权力，抑制管理者权力，反对“管、卡、压”，工会成为民主行为的最重要主体，工人在各级人大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转型后，经济效率为中心目标，管理阶层从政府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强助权力，而工人阶层的强助权力逐渐减少，只剩下自身资源产生的自助权力。管理者的逻辑是：为了大家的好处，必须提升效率，为了提升效率，必须加强管理，为了加强管理，管理者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工人必须放弃权力，特别是可能降低效率的权力，如抵制管理，拒绝繁重任务、加班的权力，抵制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权力，抵制解雇的权力，罢工的权力。如果工人不放弃这些权力，管理者可将效率降低的责任推给工人，并让他们承担不良后果（发不出工资、破产后失业），甚至解雇。工人政治地位也有所下降，表现在工人在人大中的比例逐届下降，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占26%，七届人大占23%，八届人大占11.5%。工会会员、工会主席、党员和专职书记为管理者的雇员，职业、命运由管理者控制，管理者在权力组织（职代会、工会、党委）的权力份额增大了，个人认定的权力增加了，可以开除、辞退、调动岗位、降低工资、扣发奖金等。国企中出现的新语言是“你干不干？不干，就给我滚蛋！”工人不能参与重大决策及要求更换、投票选举厂长。私有企业、三资企业的工人更缺少应有的合理的权力，在个别企业中甚至受到人格侮辱，下跪、淋雨、罚晒太阳、学青蛙跳。劳动条件恶劣，工伤多，特大事故频繁，职业病成本由工人承担。1997年全国总工会调查，国企工人受过工伤和职业病的分别占16%和15%，港澳台资企业为17%和19%，外资企业为14%和13%。工人随着权力、收入、地位的跌落，社会态度变化为“地位失落感、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强烈，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异化感增强，对社会、对政府、对官员的不满增加，希望改变现存制度的愿望增强。”“政府和强势阶层应该采取让步政策，为了本阶层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向弱势阶层支付‘保险费’。”“工人阶层（特别是国企工人）和职业经理层都相信自己的资源具有最高价值，抱有高于自己贡献的收益期望，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社会应该调节这些价值标准和分享期望。”“社会应该主动关心工人的状况，接受他们的信息和呼声，帮助他们改善不利处境”，（《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40—158页）特别是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新的不利处境。否则，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基础有可能出现失效的危险。
最主要的是观念更新，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原则：“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改革当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方式、工作重点和运作机制，这方面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四、 居安思危，正视挑战，防止执政党的应对国际国内经济风险能力有 失误的危险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上书，第57页）并且提出“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戚戚文章认为：入世后到2005年“在全面开放特别是金融市场开放的条件下，能否成功应对全球的或地区的经济风险（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风险），对我们党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如果应对失策、失误，应对国际、国内经济风险的能力、实力削弱，如果潜在金融危机（如近30%的坏账、烂账的银行风险）转化为现实危机，将对执政党应对国际国内经济风险的能力与后果进行现实的检验，既有很大可能取得重大胜利，但也必须正视有可能出现不利的甚至失误的可能性。
台湾于宗先院士主编的《从危机走向复苏》一书中，有徐滇庆论《金融风暴与中国经济》一文，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的呆账比例达到24%时，金融系统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中国银行系统的呆账程度已经超过了韩国在金融风暴前的情况。中国的金融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的关键在于中国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是国有企业亏损的结果，而不是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产物。股市崩溃后造成的银行坏账是突然形成的，它会严重动摇民众对金融体制的信心，颠复金融运作秩序。而国有企业亏损所造成的不良债务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早就摊在桌面上了。如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动摇民心的话，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坏账明天就会兴风作浪。历史积累下来的坏账会给金融系统的运作带来许多麻烦，但是却不会象泡沫经济崩溃时那样突然对金融体制产生窒息性的冲击。迄今为止中国银行系统的呆账、坏账还是一只‘死老虎’。只要有大量的资金继续流入银行，存款大于取款总额，银行就不会缺乏流动资金，也就不会有很大的危险。但是如果一旦流出银行的资金大于流入的资金，再加上新增加的坏账，那么‘死老虎’就有可能变成一只活老虎。因此，稳定金融体制，防范金融风险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防止‘死老虎’变成活老虎，徐滇庆建议“循序渐进，逐步开放金融市场”，西方政府和金融界经常抱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和金融透明度不够。岂不知在没有良好的金融规章法制和足够的金融管理人才的情况下，盲目开放金融市场恰恰把国家的金融安全拱手交给了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徐滇庆并提出“要注意非法的资金外逃，如英国经济学家估计1997年中国大陆外逃资金约为200亿美元，主要为贪污的国家资产和走私的非法所得”。还提醒要“防止腐败分子凭借手中权力，动用国有资产垄断股市，否则，要不了多久恐怕中国就面临类似泰国和印尼式的金融崩溃了。”（《从危机走向复苏》，于宗先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第367—380页）
农业同金融部门一样是一个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部门。2001年的农业产品进出口状况，而按WTO的同口径统计，2000年中国农产口出口额为163.8亿美元，进口额为195.4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为31.6亿美元。按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1—10月农产品贸易顺差为29.1亿美元，2001年1—10月中国9亿农民生产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顺差，1个人平均不过3美元，而2000年按WTO的统计还是逆差。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近期对农业特别是对粮食主产区是弊大于利，而不是利大于弊，挑战是严峻的、现实的，机遇只不过是潜在的、很难获得的。第一回合的交手不是胜利者，与狼共舞，先被咬上一口，2001年大豆就进口了1400万吨，加上豆油，超过了全国大豆产量，东北农场大豆销售遇到困难。其原因是中国同美国的农业协议只承诺“大豆关税管理”，没有“配额”管理字样，而6年前美国芝加哥大学约翰逊教授就提醒我们，如果放弃“配额管理”，中国农业将受到不利的影响。中国还承诺对农产品出口不予补贴，美国一位学者认为，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不敢承诺的，也是任何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不敢承诺的让步。这将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由于土地经营规模平均每户0.6公顷，而美国农户平均66公顷，大100倍。因此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等）没有国际竞争优势，而劳动技术密集型的农产品（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品等）有出口优势。但是，欧盟、日本、韩国采取了绿色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进行堵截，如欧盟2000年将绿茶含农药残毒标准提高100倍，只有AA1类茶叶才允许进口；2002年又以虾仁中含有氯霉素为由，禁止中国虾仁、水产品和动物源性产品进口。日本、韩国也以含农药残毒超标为由，限制中国蔬菜进口。这种绿色贸易壁垒，似未为我们所预计，过去的乐观估计有较大片面性。实际上，这些国家农民在总人口中不足10%，为了保证他们的就业与社会稳定，采用关税壁垒与技术贸易壁垒限制进口农产品，就是必然的。WTO要重新瓜分市场，占领别人的和保住自己的农产品市场，就是一场激烈的尖锐的经济战。我们缺少全局的面向世界的农产品出口支持政策，应对WTO和保护本国农业的全盘战略，系统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法规、措施以及代表农民利益的非政府民间组织。如应对失据、失策，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一部分粮食集中产区农民收入的下降。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调查，农民平均收入掩盖了70%的农民低于平均值的严重问题。这部分低收入户还要按平均收入交5%的三提五统或亩平均产量的9%的税，就成了很大的负担。因此，出现了干群关系紧张的局面，由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个别地方成了水火关系。（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
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157页）提醒我们，“处于不公正社会的农民和工人在过去都采取过激烈的社会行动，对剥夺者进行剥夺。”“这些行动将打破高等级阶层的安宁，剥夺他们的资源，同时也使社会发展进程中断。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农民起义，曾经多次中断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加入WTO后应对国内外经济风险的能力必须加强，如果应对失效、失误或失败，将有可能给党和国家带来危险的灾难性后果。
五、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防止执政党的正统的主流的指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空洞化的危险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8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革命和建国的成功实践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的理论。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整个社会实际生活建国50多年的正统的主流的指导思想。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及入世后经济面向世界的新情况，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的出现，社会阶层分化显著，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扩大，这使人们思想意识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变化，一元化的正统的主流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面临多元化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挑战。有的人，包括少数高级干部，说的和想的、做的不一致，口里说马克思主义的话，实际生活中是按照唯利是图、追求名利权位的拜金主义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北京作学习孔繁森报告的是腐败分子陈希同，在世界反贪污大会上介绍反贪经验的是贪污分子王宝森，江西‘三讲’讲得好的典型是被枪毙的程长清，在主席台上主持“三个代表”学习的河北丛福德副省长被中纪委“双规”，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现身说法，讲自己从少数民族苦孩子到自治区主席的成克杰被判死刑，少数反面典型人物败坏了党的威信与马克思主义的威望。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训群众和别人，律人不律己的大旗与口头禅，使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空洞化的危险将有可能变成现实，也使得一部分群众，特别是在深化改革进程中获得利益不均衡及收入、利益、社会保障下降的弱势人群中，呈现思想上迷惑的现象，使得一部分年青人在物质利益与抽象理论中舍义取利，向天平的另一端倾斜。因而，出现了浙江省委组织部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有些人怀疑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在未来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有些人同意‘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只要民富国强就行。’”（中组部课题组《中国调查报告2000—2001——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第145页）浙江在温州等地的问卷调查（983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下列方面有关吗？结果如下表：
与下列方面有关吗？（%） 完全赞成 基本赞成 不同意 说不清
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 40.18 41.91 3.97 13.84
邓小平理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40.49 35.71 4.17 19.63
改革开放的政策正确 50.05 33.57 2.54 13.84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课题组的调查：“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傍大款、参与高消费表示强烈的不满。有50%的人表示‘很反感’，有27.3%的人表示‘比较反感’，两项合计占77.3%。”“群众可以接受收入差距，但不能接受分配不公所产生的过大收入差距。”“认为当前社会分配‘不太公平’的占45.5%，‘很不公平’的占16.8%，两项合计为62.3%”。“低收入阶层的一些人为获取财富，不惜铤而走险。近年来，贩毒、抢劫、偷盗等社会问题与这一阶层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关系。”（中组部课题组《中国调查报告2000—2001年》，第151页）“当前，相当数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呈减缓趋势，加上腐败奢侈之风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群众强烈不满，从而使这一矛盾具有了利益冲突和心理失衡的特征。如果任其发展，一种不满情绪或某个具体的牢骚就会质变为社会对立。”（《中国调查报告》，第152页）
工农群众思想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也存在消极的思想倾向。安徽省对阜阳市抽样调查，有41%的职工“有强烈愿望”入党、团、当模范；部分职工表示“无愿望”、“无所谓”。工作中处处讲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多给钱多干事，少给钱少干事，不给钱不干事。思想状况是：由注重政治地位转向注重经济地位，由注重集体命运转向注重自身价值；精神追求滑坡，物质追求升格，部分青工的理想是“活得滋润些”。农民愿用科技、闯市场，发家致富奔小康，关心党的农村政策，十分看重自己的合法权利，遇事都想“讨个说法”。“工农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如农民集体行动，由妇女、老人打头阵，都是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被坏人把持的地方，有的干部不做思想政治工作，把眼睛盯在钱上，甚至腐败堕落，这种干部队伍状况对解决工农矛盾非常不利。”群体性突出事件的闹事者认为：“找企业不如找政府，找政府不如堵交通。”造成众口难平、罚不责众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中国调查报告2000—2001年》171、172、181、284页）
因此，必须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地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妥善处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人民内部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更根本的是必须贯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宏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特别是党委要管党，从严治党，各级领导干部要立党为公，否则，‘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六、 发扬民主，化解危机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深刻地指出了，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同时，又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和“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又为缓解风险与危机，指出了正确的有效途径。
建国前的1948年12月刘少奇讲过，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教育，提高纪律，就会好一些。（中组部课题组《中国调查报告2000—2001年》第57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多次教导，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具有决定的意义。江泽民指出，“不坚决反对腐败，必将亡党亡国。‘生于忧虑，死于安乐’，领导干部要牢记在心”。（《中国调查报告》第58页）还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在纪念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第18页）因此，加入WTO以后，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和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新问题会更繁多、更复杂、更尖锐，甚至会影响、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存亡。否认客观存在的危机，很可能会贻误及时消除危机于萌芽状态的时机，致使潜在危机演变为现实危机。正视现存的和潜在的危机，分析可能产生危机的内外原因，及时地进行沟通、对话和消解，运用各种“缓冲器”、“减压阀”与中介组织、群众性非政府组织以减弱冲击力，就可能及时化解、缓解危机和消除危机。
为了化解危机，及时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影响执政党的群众基础的各种问题，需要发扬民主。1945年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问题，怎样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这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如果偏离这条新路，破坏了民主，就可能出现文革的封建法西斯的错误。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以改革体制机制人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上书第52页）
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制度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这些正是总结与接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历史上的深刻教训作出的正确决定。
被列宁誉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卢森堡，在100年前就强调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使用在于运用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名义实行的事业。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还提出了一个可能引起争议，但也值得思考的观点：“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如果没有民主，苏维埃也不可发挥作用。”她的警告在苏联斯大林时代被不幸而言中了，正如她所说的：“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几十个或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程人乾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87—90页）
卢森堡的一些观点曾经受到过列宁、斯大林的批评，但也值得深思。她提出的警告，没有被苏共重视，出现了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造神运动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公共生活的野蛮化”，苏联确实亡党亡国了，不幸而言中的警语值得深思。她的与时俱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追求新认识的世界观。它不是僵化的、令人生厌的、一次性有效的形式。它利用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在历史的电闪雷鸣中最出色地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人们按“社会主义的方式去相信它”，而是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精神去思考”。她还认为：“俄国革命所做的一切不可能是完善的顶峰，如果这样看，那是荒谬的。决不能把布尔什维克迫不得己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都当做社会主义政策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毫无批判地加以赞扬和模仿。”她强调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能通过一系列的‘失败’为最后的胜利作好准备。革命将继续发起冲击，越过还没有掩盖的坟墓，把胜利和失败撇在一边，走向自己的伟大目标。革命是永存的，革命将在雷鸣电闪中冲天而起，宣告：我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依然存在。领导中国人民沿着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大道的中国共产党也将通过失败与胜利，过去、现在存在，将来依然存在。
（2002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