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宗教自由与族群和谐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7 次 更新时间:2010-11-20 22: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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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2010年8月21-22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宗教法治与族群和谐”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就敏感的宗教和族群问题,从多个视角展开探讨。本刊受权摘编刊发会议发言内容,谨供读者参考。

  

  宗教自由与宽容的社会作用

  

  华莱士(Clifford Wallace):宗教自由和民主两者手牵手共同向前,一方面不能满足就会限制另一方面。

  首先,宗教自由会带来更加宽容的社会。比如,大部分宗教都会认为信仰自由高于自己宗教本身的教义,这种理念是一种自然的体现。当我们尽可能的去理解其他人也应当在这个世界中得到支持的话,就更有可能更好的包容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这是一种横向上的社区中的平等,此外还有更高级别的权利。正是由于纵横交叉的联系,才能让我们不是只关注自己而是关注整个社会。这样能够带来社会中更广泛意义上的和谐。

  其次,大部分的宗教都会支持一种社会上优良的道德,这是支持法律的一个框架,而民主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自愿的尊崇法律而不需要国家强制执行。我们不应该把有限的国家资源全部放到警察力量上强迫人们执行法律,而是应让人们可以自由从事宗教方面的活动。大部分的宗教活动都是和法律规定框架中大部分的道德取向一样的,这样的宗教拥有自由对社会和谐是有作用的。为什么社会和谐,是因为大部分成员自愿尊崇法律。大部分的宗教也会有自己的教义约束弟子。

  另外,宗教自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是自由解放的一个基础。宗教要传达自己的教义,有不同的宗教观点,那就会提供不同的选择,到最后每个个人都可以进行自己的选择。宗教的自由不仅本身非常重要,同时也是自我决定的一个基石、个人选择和多元化的一个基石,有非常多的价值。我到底要不要选,我选择什么,这是最基本的个人的关于宗教的选择。宗教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社会中的政治决策更加民主化。个人拥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需求的宗教,这样就带来一个更加满意的社会。族群和宗教的多样化会促进我们的社会对话,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在应对新挑战时能够考虑多方的观点,尽可能生活在这种多样化的世界、多样化的想法中,这样才是一个和谐社会中公民应该具有的素质。宗教自由可以促进这些方面的实现。

  总之,有了宗教自由,才能有非常好的民主机构,发展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作为教育的过程人们将会更加有能力做出一种选择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

  

  韦杰礼(Jeremy Webber):宗教自由与宽容会带来很多好处:一方面可以结束之前的那些宗教冲突、宗教战争,更加积极的一点在于他会使一个人以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和其他公民共处,公民社会生活也得到改善,而不是不断的经受冲突。人们找到了一种方式如何能够和异己一起工作、生活。任何宗教信仰基本上都是一种人的生活的反应;这样,不同的宗教对于社会带来不同的贡献;一个个人可以去获得其他人的一些理念,另一种理念背后很可能就是一套不同的文化和艺术、有不同的学习传统,这些方面的不同使得社会的多样化进一步提高了。

  

  杜拉姆(Cole Durham):从美国的传统经验来说,一旦有人觉得这种宪法的保护是存在的,它允许公民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独特方式生活的话,这就使得人们抱有感激之情,同时又忠诚的反馈国家、政府和社会。尽管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想法和问题,但一个普适性的观点却是,当人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中更安全感时,生产效率就高,就会做更多的事情。

  一些宗教团体是社会资本的创造者,有时候这种资本可能是负面的,但是大多数时候是积极的。据过去4-5年当中对200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宗教自由的保护和对其他人群权利保护之间的联系非常之强,同时,宗教自由受保护的程度与一国的生产效率以及国家发展还有妇女收入的增长、文盲率的降低、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提高非常相关。

  宗教团体常会有一种利他主义,而且也能够贡献于一些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对于宗教团体做出贡献而且对于非宗教团体做出贡献,所以宗教信仰自由可以对社会资本和社会和谐有所贡献。

  

  张千帆:我们应该认识到,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世俗国家和宗教之间的潜在冲突,促进宗教信仰的繁荣发展。宗教信仰本身也可以促进社会道德的改善提高,实现族群关系稳定和睦。我认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宗教对于遏制中国目前的道德滑坡是极其重要的。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一直都是致力于经济建设,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给经济发展让步,结果信仰危机空前严重。以前中国社会有一个儒教,后来向马克思主义让步了;再后来发展市场经济,马列毛也不灵了。一个民族没有道德信仰,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而宗教信仰就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信仰的发展可以极大促进中国社会道德的改善。要发展宗教信仰,宗教就必须有活动自由,这和发展经济必须有经济活动自由是一个道理。

  

  宪法保障有利于宗教和谐

  

  Cole Durham:现在,基督教不同的教派之间越来越和谐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宗教自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升了这种和谐度。因为深入而言,现在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宗教信仰可以得到非常安全的保护,这种安全感是最重要的,这样才使得不同的声音和谐起来,而不是一种暴力的声音。有时候人们觉得要做到和谐,一种必要的措施就是要创立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趋同化,但是,实际上帮助不同信仰的人们感到安全则是更重要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会观察,宗教信仰自由是否会帮助我们带来社会的和谐。在西方国家,这种和谐的努力可以得到不断的扩展,其实同样可以扩展到伊斯兰教及其具体教派。

  从一份对45个国家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中发现,政府可以用两种方式,创造出提高和谐性的框架。其中一种方式叫做类别主义,即所谓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不需要太多的综合,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可以做一定的妥协。另一种方式是更加灵活的,称为世俗性方式,这种方式是增加包容性,让不同的团体觉得在他们的社会中被包容,感觉到很安全,虽然他们不一样。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说明,世俗性的方式,也就是采取中立的或者包容的的态度,是非常有效率的。

  非常有趣的是,导致社会宗教冲突的重大因素就是对宗教的压迫或者限制。宗教是一种世界观,是人们心里非常珍惜的世界观,所以一些常用的世俗化的方法无法改变什么。如果宗教压制让人们感到不安全、受到威胁,这个时候就会为捍卫宗教而战,而使这些群体安全就会使得社会更加和谐,因而必须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如果宗教团体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保护,会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  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方式,使得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更加的包容、更加的保护,这样一种平衡的状态也会贡献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和平。

  国际上对于宗教自由的保护,不只是包括传统上一直有的宗教,比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其他历史悠久的宗教,也包括那些所谓没有官方版本的,比如新起的宗教。人们也在探讨诸如儒教的信仰。儒家思想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教义来解释?他们虽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但是也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宗教团体有定义自己信仰的权利;还有所谓的原信仰,即认为这是否是一种宗教,由他们自己定义,哪怕国家持相反的观点。比如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自己是一种宗教,尽管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对于宗教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对宗教自由的保护,需要在法律上给予明确规定,不管这种规定是借鉴国际条约还是由本国宪法来规定,在当代世俗的社会中,我们都要考虑如何能够以包容性的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方式定义宗教。

  

  希知彼(Clauspeter Hill):人们最强调的是一种安全感,宗教的一个派系的信徒会认为只要跟从这个宗教就会得到一种安全感,他们得到保护。在印尼众多的穆斯林教徒,他们感觉非常安全,他们认为无需再强调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中就是占主导地位。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和宗教自由空间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我们最开始时是考虑到必须要给宗教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不管是什么样的追求、什么样的信仰。在不同的案例不同的情况下,关注的是哪里画一条线,线那一边就是给宗教的自由空间。只要一个宗教是有一定自律的,不会蛮横的干涉其他教派或者干涉国家的事情,就应当让其拥有自由的空间,让人们能够有机会有自由去信仰。一个国家不能很霸道的要求公民必须信国家和政府。提供信仰自由的空间,其实也是驱动人们去思考,有一定的想象。因此,必须要有这样的空间。

  

  张千帆:宗教信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这是一种正常的内在的很多人的正常需求,所以没有什么必要担忧宗教的发展。我们政府有时候对宗教过于敏感和紧张,这个态度应当改变。其实压制宗教自由反而会产生一些抵触或者极端的反应,只有保护宗教自由才能实现和谐的共存。中国政府称自己是致力于宗教自由的国家,这一点在宪法第36条也得到了体现。

  所有宗教信仰的合法性都应该得到政府的认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种有限的认可,不过只限于数个宗教。而且在这几个宗教内部有一个正统教派得到认可,譬如“三自”爱国教会;其它教派譬如家庭教会还是非法的,虽然基督教本身是受政府承认的合法宗教。这样就人为产生许多矛盾和冲突。国家需要兑现宪法第36条的承诺。当然,第36条也有问题,因为它规定政府只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不正常”的就得不到保护,但“正常”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不可能得到很准确的定义,所以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执政者需要非常谨慎,不要人为限制宗教自由,尤其是宗教的登记注册。在许多国家,宗教登记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基本上只是一个备案程序,登记就获得法人地位,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但是在中国,宗教登记这个程序要求被实体化了,政府在这一关上就通过严格的实体审批把民间宗教团体卡住。作为一个宗教法治国家,政府不应该使用程序来干预宗教的内容和实质。

  

  韦杰礼: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觉得宗教本身就是迷信,会带来非常多的误导,那么政府为什么还要保护宗教自由呢?人们通常会认为宗教自由是基于一系列信仰的价值,会认为自己宗教的信仰是正确的,一个社会看到某一种宗教是大部分人坚定信仰的,这个宗教就会成为主流性的宗教,但是仍然会出现宗教的冲突,而主流性的宗教往往对非主流性的宗教持不能容忍的态度。实际上宗教信仰自由更多的是涉及到对自己不信仰的理念宽容与否的态度问题。人们对于真理不同追求的容忍和宽容,才是宗教自由应该有的特点。宗教自由就意味着对即使自己认为是错的信仰也应该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它会限制政府的一些行为。不是说政府信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而是政府应该尊重有不同于自己意见的公民的权利。

  在新教发展中,宗教的宽容其实并不是靠人们接受某一种宗教宽容的价值,也甚至不是依赖于很多人接受这样的理念(个人应该有选择宗教的自由);恰恰相反,在新教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宗教的冲突,每一方都想尽可能把自己观点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这是那些绝对主义价值信仰的冲突,甚至还会出现宗教迫害:如果相信不同宗教,就会遭到迫害。而后来之所以出现宽容,是因为人们意识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最后只会带来更强的宗教分化;没有办法凌驾于别人之上,没有办法说服别人,而会使他人更加痛恨你的信仰。如果一个人想把这种冲突终结,必须找到一个方法灵活的空间,让里面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声音,即使有的人的想法你认为完全不对,也要提供这种空间尊重他说话的权利。这并不是产生于对其他信仰有积极评价的基础上,而是一个若不宽容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的问题,哪怕没有共同分享的价值也要提供他人说话的空间。

  

  宗教自由的限度——以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为例

  

  熊文钊:以西双版纳的佛寺教育与宪法受教育权的冲突来做分析。中国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的傣族全民信仰小乘佛教,其佛寺教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为兼具宗教信仰和受教育权实现的双重特征。首先,佛寺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信奉,具有深刻的宗教信仰背景。其次,除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这种教育模式还融入了民族习惯的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以一种双重性质传承至今。7岁的男孩如果尚不足建立深刻的信仰观念,那么他出家的一部分动力是来自民族习惯产生的耳濡目染。最后,佛寺教育承担了传承傣族民族文化的重任。就传统傣文而言,许多傣族男子掌握的书面语言是通过佛教传承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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