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62 次 更新时间:2004-08-03 12: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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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  

  

  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专制,中央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这种东西方黑白分明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舆论,甚至成为国人的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建国后多次知识分子挑战政权,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的运动,其信心正来源于此。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几乎都默认西方化的政策选择,其依据也正在于此。

  

  作为80年代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新一代,我当然也接受了这份黑白鲜明的东西方对比图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随着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加深,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史,并进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了新的理解。为激发更多的讨论,现不避粗陋,概述如下。

  

  一、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据《管子》记载,夏朝有一次连续五年大水,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商朝有一次连续七年大旱,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1]。这说明,私有制已经确立,劳动力或人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君王都不能改变交易。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这里必须作一些说明。在这里,我将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农抑商”的对象。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而土地和劳动力则是最大宗的资产。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能够购买、拥有和经营生产要素的,则是大商人。至于说这种生产要素是工厂,还是土地,还是劳动力,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则并不重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其实,做丝绸、粮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亦可能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这正如在现代社会中,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甚至合为一体。布罗代尔证明,在西方社会中,最顶层的大资本家从来就不会专营一业,而是什么产业利润高、风险低,资本就流向什么产业,兼营生产、流通、金融、土地。布罗代尔甚至揭露,现代西方的大资本家,正如古代中国的大资本家一样,从来就是依靠垄断地位发财,从来就是与国家政权相互倚重、勾结的。

  

  在古代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等价于“重本抑末”。“本”是生产,“末”是流通。事实上,重生产而抑流通,“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这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采用的政策。市场鼓励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商品的丰富,大型组织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强大,但同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发生动荡。怎样才能保留市场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又抑制市场的两极分化特性呢?这就必须“重农抑商”。欧美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相应的失业救济、养老金等福利措施,工会集体讨价还价制度,客观上就是在抑制商人成长的速度,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抑制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当然,似乎“重产抑商”的提法更直观一些。此外,还有战后德国、日本企业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加速折旧政策,也是一种“重农抑商”措施。加速折旧后,企业可分配利润大幅降低,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异常充裕,这难道不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吗?

  

  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发现欧美社会虽然强大,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劳动人民终年当牛作马,生活朝不保夕,设想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要害在于节制资本。这是富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也不是放纵资本。这正如重农抑商,不是消灭商人,也不是放纵商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和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实等价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前提都是市场经济。争论之所以是长期的,因为推动争论的社会机制和动力是长期的。受益于市场的大商人总是主张放任自由,而受害于市场的生产者,农民和工人,则总是主张国家干预。

  

  二、重农抑商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达,其实并非什么奥秘。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

  

  其实,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是缺乏史料支撑的一种情绪性的印象。至少从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200、300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考虑到王朝更替,则人口、经济、技术呈螺旋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人口约2000至3000万;经过多年战争,秦苛政,楚汉相争,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但西汉人口增长迅速,平均年递增率达1%左右。至西汉末年,人口达近6000万[2]。如此螺旋增长。清朝前期人口增长率与西汉接近,约150年时间内从1亿左右增长4亿(1700至1850)。在人均消耗资源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由于技术的进步,从瓷器、陶器到竹器、木器、铁器,从棉花、水稻到苹果、桃子,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人均消耗资源在增长,则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超过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市场交换的发达,并由此推动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至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流。在炼钢、铸铁、造船、水轮联动擒纵机构、转换直线和圆周运动的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上,中国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至十几个世纪。一些对西方极为仰慕的中国学者很不高兴看到李约瑟的著作,甚至千方百计加以否认,因为李约瑟发现了一个繁荣、增长迅速、富于创新、技术先进的古代中国。但是,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懂得,无论是否有某位亚当·斯密赞美市场,市场都会促进技术进步。走进任何一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吃、穿、住、行各种生活用品的制作精美程度在不断提高,早期只有宫廷才能使用的器物,如瓷器、丝绸、茶叶、桌、椅、床、铜镜、马车、钟表等,时隔不久就能够普及到民间。

  

  不妨设想我们作为商人生活在其中任意一个朝代。我们会发现,和平是漫长的,经济是日益繁荣的,城市规模是不断扩大的,高档消费品是供不应求的。西汉末期,首都长安有人口约1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67%。可以比较,今天的北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将全国分为十大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都有一个中心城市,若干个次中心城市,以及乡镇集市。如此,则全国的城市化率至少将超过10%。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单是每天粮食、肉类、水产品、水果、蔬菜、皮毛、香料的供应就将形成繁荣的市场,城市郊区势必形成产业化的种植和养殖,并在城里形成制鞋、帽、衣服、车辆、木器、竹器、瓷器、陶器的各种手工业。当然,还有餐饮业、旅馆业和娱乐业。例如,在宋朝首都汴梁城内,有大小酒店3000多家,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戏曲演出中心——桑家瓦子——有50多座戏场,其中最大一个戏场竟可以容纳1000多人,在当时的音响和灯光条件下,这是令人震惊的。自北宋起,中国流通纸币长达400年之久。《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荣景象。

  

  不错,每次王朝更替时,人口都有大幅度缩减,但新王朝一确立,人口和经济即恢复迅速增长。事实上,这恰好说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活力。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达长200、300年,相应地,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析。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的伍秉槛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当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伍秉槛的财富并非鹤立鸡群,同期的一位宁波商人拥有2000万两白银,晋商、徽商拥资千万两白银的亦不鲜见,至于拥有百万两白银者则不计其数了。放到国际范围看,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资本家都没有如此巨额资本。在19世纪中叶,欧洲总人口仍远少于中国,又被各国疆界所分割,市场狭窄,即使有工业革命之助,可以掠夺世界范围的财富,也仍然不能与中国市场上的大资本家相比。据贡德·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3]。弗兰克认为,在这长长的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世界经济结构的外围,靠了美洲的金银才能登上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的列车。

  

  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使商人地位低下,总想改换门廷,买官置地,从而阻碍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不否认有古代商人有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士”的社会地位高于“商”,还产生了另一种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倾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权钱勾结,或者说提高权钱勾结的门槛。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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