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8 次 更新时间:2010-11-19 09: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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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 (进入专栏)  

  

  摘 要: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关键词:社会权力;国家权力;公民;社会组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教训,政法界一直在探讨、尝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缺乏制约而导致权力腐败的问题。一些学者借鉴外国实行法治几百年的成功经验,提出了若干制约权力的方略与模式,诸如依法治国、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以权制权、以法制权、以权利制约权力,等等。这些都只是在密封的国家机器内部寻求制约国家权力的力量。虽然历史经验证明,它们是必要的和有效果的,但毕竟整个国家机器、国家权力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三权虽因分立而有所制约,但也难以避免官官相护,而且往往在最后或其背后是统一集中操纵于某个社会强势集团和执政党的,导致权力失衡、失控和权力腐败。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则多被排斥于这架密封的国家权力机器之外,难以参与并加以制约。所以,单有国家机器内部的制约机制还不足以监督、制约国家权力朝有利于人民、有利于被统治者方向运转。

  有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理念与方略。这是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可以作为对“以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权力”机制的补充。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其将成为主导机制,也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一思路也许可以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体制。因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主张以“社会至上”为主义(亦即社会主体———人民至上),突出社会(人民)的主体地位和社会权力的作用应是社会主义题中的应有之义。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近几年出现一个新的学派———“新宪政论”。他们鉴于现代市场和社会构成的根本变化,反对把限制权力的体制仅仅限于国家内部的分权制衡,而是把“重点转移到控制权力的非正式手段”上。如罗伯特·达尔认为,实际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加以控制的真正保证不可能从政府的内部安排中找到,“对于专横地行使权力的有效限制来源于这样一些情况的某种结合,这些情况是:政治精英们对于限制行使权力所作的承诺;多种利益集团的存在;而最重要的是,多种自治组织的存在。”在他看来,有限政府的真正保证者是社会学问题,而不是政治学问题,即在于社会自治组织的力量、社会精英们的态度以及社会的多元化。新宪政论者要求“宪政设计不仅要考虑国家,而且要考虑经济和社会。”要“把重点放在社会互动的整体复杂性上”。这样,使现代政府既是受到社会制约的政府,又是能动进取的政府,即既能促进社会福利,又不致陷入专横的统治。他虽然没有提出社会权力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突破了以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局限,转而求诸社会力量了。

  

  一、社会权力的基本要素

  

  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指任何主体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支配力,促使或命令、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为。这种权力,若其拥有者或主体是国家(政府),就称为国家权力,若其拥有者或主体是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就称为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是对应于国家权力的,是在“国家—社会”一体化转化为二元化的条件下形成的。作为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与国家(政府)产生的影响力、支配力,就是社会权力。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财、物、资本、信息、科技等)与精神资源(思想文化、道德习俗、社会舆论、人权与公民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等)。社会权力的主体包括各种社会群体(民族、阶级、阶层、各种利益群体,等等)、社会组织(政党、媒体、工会、妇女会、青年会、企业事业组织、各种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中国的人民政协则是一个具有国家政治权威而无国家权力,只有社会权力的半国家、半社会的组织———所谓统一战线组织)、社会势力(宗教、宗族、权贵资产者集团、民间帮会乃至黑社会组织、分裂组织等)以及公民个人。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则包括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科学文化知识权力、民间自治权力、宗教权力、社会道德权力,等等。掌握这些社会资源的社会主体可以形成某种统治社会、支配社会进而左右国家权力的巨大力量。

  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具备下述三个要素:

  1、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社会权力的主体主要是政府组织以外的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或称非政府组织,他们是社会权力的核心力量。并非所有社会主体都拥有社会权力。这不同于所有社会主体都享有权利(人权与法定权利)。因为权利(人权)是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或经宪法和法律确认、人人平等享有的。而社会权力则是要具备一定条件、要素才能形成,而非天赋的。但享有公民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则是成为社会权力主体的前提。没有权利、特别是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当然就不可能拥有权力去影响和强制他人和社会、国家。社会主体必须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诉讼权以及自主权、自治权,等等,才能对国家和社会施加影响力、支配力。如果这些权利仅由单个人分散行使(如个人批评建议、上访、申诉),其影响力有限,很难形成一定压力;如果集合行使(如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群体组织去集体行动,通过多人发表集体声明、控告形成社会舆论,等等),就能转化为强大的社会权力。而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法人团体,就更能将分散的个人和分散拥有的个人权利集合起来,形成社会共同体的意志与诉求,形成集体的力量,从而转化为社会权力。例如无产者一无所有,作为个人,无法同资本家抗争;组成工会以后,就可以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直到罢工,这就形成了权力,可以对抗资本家的资本权力(这可以说是以社会权力对抗社会权力)。但资本家也不只是分散的个人,他们早已形成了阶级,并掌握国家政权。这时,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只有组织起来,结成政党,才能通过议会斗争或革命,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因此,组织就是力量,是巨大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组织就有权力(这时是以社会权力去对抗国家权力)。而要建立各种社会组织,前提是公民有结社自由权,或者诉诸人权。所以,人权和公民权是社会主体拥有社会权力的前提和基础。

  2、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要形成社会权力,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这是行使权力的能源,否则就没有能力对相对人施加影响,就不构成权力。国家拥有巨大的统治资源,如拥有财政与税收等经济资源,特别是拥有国家机器,有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有暴力机关(法庭、监狱、军警等)作为后盾。社会权力一般情况下没有、也不被容许掌握这些资源(除非进行暴力革命)。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多少拥有大小不等的社会资源,其中逐渐形成的中产阶级由于拥有资金、资本、产业,一些知识精英掌握相当的文化权力和话语权、社会威望,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运用这些资源就可形成一种或多种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社会势力来影响社会和国家。

  3、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支配力。强制力(或影响力、支配力)是任何权力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强制力有大小和软硬强度的区别。国家权力强制性较大,较硬性。社会权力在一般情况下属于“软权力”,在施加于相对人(政府)时,通常是采取“先礼后兵”的原则,先沟通反映、协商谈判、建议批评、游说申诉,争取得到对方(特别是国家权力)的支持合作,如果不行则诉诸舆论的压力、群众性的抗争,直到社会革命。

  英语中的power一词,既译为“力量”,也译为“权力”。那么,笔者为什么把这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支配力归入权力范畴,而不只是社会权利或一般的社会力量呢?权力同权利的区别是,权力“能够”(有资格与能力)以自己的“强制力”作为或不作为;权利则只是“可以”(有资格)作为或不作为,权利主体自身没有或不容许直接对他人实施强制力以实现其权益,而国家权力有此能力。社会权力则不同于个人私权利,它不只是有资格可以作为或不作为,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通过集合有共同意志和利益与价值观的群体,共同行使其权利,从而形成一股社会势力(社会强制力)去影响和支配其对象,使之顺从于他们的意志而作为或不作为。这就是权力的本质和本能。

  权力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存在。权力固然要具有一定的力量或能量,但力量或能量不等于权力。单是力量、能量只能算做一种资源,或只是一种潜在的权力。如举重运动员很有力气和技能,但只是一种能量或资源,他有权利成为运动员,而没有权力指挥他人;只有当他被聘为教练员时,他的举重知识与技能(资源)才转化为指导和指挥运动员的权力。所以,力量作为一种资源,只有当它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被运用去对他人施加影响和强制力时,才成为权力。又如货币和物资只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资源,只有当它变为资本(即一种社会关系)时,它才成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即构成一种社会权力。

  

  二、社会权力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人是社会动物,是依赖群居生活、组成某种共同体而生存的。结社是人类的天性或人的“天赋权利”。而任何社会组织或社会共同体都必须依靠一定的权威和权力来规范和维护其内部生活秩序和应对外部关系。所以,也可以说,权力对人类生存来说是必需的。人类在形成为部落、组成原始公社以后,除基于人的本性(自然性与社会性)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外,在一定意义上也拥有天赋的“自然权力”。虽然那时不存在国家权力,但也必须有调整、维系本部落、本氏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生活秩序的权威和权力,否则氏族组织就会瓦解。当然,这种“自然权力”不像“自然权利”那样是作为个人“人皆有之”的,其是作为人类最初的共同体(部落或氏族组织)经其成员赋予的权力。恩格斯说,在原始社会,“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为维护原始公社的共同利益,公社设立了酋长和其他职位,赋予了他们相应的权力,如组织生产、打猎,分配食物和用水,主持祭祀,同其他氏族进行交易和战争,等等。这些就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权力。它是先于国家权力而产生的,或者如恩格斯所说,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了国家,国家把社会权力吞食以后,多数情况下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国家权力成为人类社会的唯一权力。在西欧中世纪教会统治下,教会的专制权力(社会权力)曾经胜过封建国王的王权(国家权力)。到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逐渐与国家分离,国家与社会二元化,资本成为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社会权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就是支配劳动力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权力。人民群众的革命权也是反抗政府压迫的巨大的社会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其中社会的多元化表现在多种多样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各种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对政治的参与日益活跃强劲。它们拥有或控制着雄厚的社会资源,对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有很大的影响力与支配力。这样,“以权制权”的原则就出现了三个新的特点:其一是国家权力已不再是唯一的权力,出现了权力的多元化,其中各种社会主体自主地拥有的社会权力就是一种不同于国家权力的新兴权力;其二是国家权力之间的控制也不再是对权力唯一的控制,产生了同国家权力并立或者相对抗的制衡力量,即以社会权力来控制国家权力,这就改变了过去把权力控制只是当做国家(政府)属性的片面性;其三是从过去唯一依靠从内部制约国家权力发展为同时从外部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正如美国学者达尔(Dahl)在《多元主义的困境》一书中所说,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需要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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