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强:田野中的政治:农民、民主与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7 次 更新时间:2010-11-18 11:56:12

进入专题: 徐勇   中国农村研究   农民政治   基层民主   现代国家   田野调查  

刘义强  

  

   摘要:本文对中国农村研究著名学者徐勇在中国农民政治、乡村治理和村民自治以及现代国家建构等领域的 研究作了较全面的概述和评析。文章指出,徐勇的中国农村研究引导了中国政治学实现从庙堂到田野再回归庙堂的辩证扬弃过程,在对基础性政治社会持之以恒的观 察基础上,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创新性分析框架、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文章结合中国农村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讨论了徐勇的学术实践和重要 观点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贡献和价值。

  

   关键词:徐勇;中国农村研究;农民政治;基层民主;现代国家

  

   徐勇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政治现代化中的农民政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和现代国家建构等问题。此外,徐勇还根 据长期研究的经验,讨论了政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并据此对中国农村研究的长远发展做出了富有远见的学术规划。本文主要从上述五个方面对徐勇在中国农村研究 领域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进行概述和评析。

  

   一、农民政治---中国当代政治奇迹的创造主体研究

  

   徐勇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政治学界较早从宏观的政治理论研究转向微观政治,尤其是农民政治研究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激荡的时代氛围中,他在如饥似渴地追逐学术界不断变幻的理论热点和政治争论的同时,逐渐开始了自己对农民政治的自主思考。

  

   1.双层政治结构论

  

   徐勇首先埋头扎进中国基层政治和社会史料的文献梳理中,希望解答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一个长期困惑的历史谜团:中国历史中围绕上层国家政权的 变动和争斗异常激烈,王朝更替频繁,权势翻转翻云覆雨,直至近代以来依然如此,但是与其相对的基础性社会则表现为长期的停滞。徐勇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政 治形态是一个国家整体层次权力结构的高度大一统与国家之下政治社会的极度非均衡的结合体。据此,他提出中国的双层政治结构论,即中国的政治体系可一分为 二:一是上层国家权力体系,二是基础性政治社会。而且,后者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必须深入到这个基础性政治社会中才能切实把握中国 政治大变革的脉动。徐勇发现,城乡分离分治和国家与基层乡村社会相互隔离是中国历史政治的一个重大特征,而要实现现代政治的目标,即城乡一体化和国家一体 化,亦必须从这种政治体系的结构断裂处进行研究。至此,农民政治的研究主题及其价值和意义被徐勇敏锐地捕捉住,这开启了他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生命。

  

   2.农民历史主体活力观

  

   上个世纪70年末和80年代初,具有深远影响的农村改革和包产到户被徐勇作为进入农民政治研究的切入口,进行了系统的史料梳理,完成了《包产到户沉浮 录》。徐勇以严格的著史要求,详细回顾了包产到户的发展历史,展示了围绕其形成的高层博弈、决策论争以及农民群众独特的历史创造力。作者深刻指出,中国共 产党在革命时期正是将农民作为具有创造力的历史主体,而非一般现代化理论中的“历史弃儿”才赢得农民,取得政权。而建政之后忽视农民政治的基本逻辑,试图 全面改造农村社会的政治实践却一再带来灾难。这一历史的警示告诉世人,农民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创造性的历史主体,理解并尊重农民政治创造力才是共 产党治国理政成功的基础条件。2

  

   3.社会化小农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改革所释放的发展能量逐步达到饱和,三农问题逐步突出。徐勇将研究视野从农村基层政权扩大 到作为整体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体。徐勇及其同事们组织开展了密集的农村田野调查和社会实验工作,为认识农村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和转型期农民政治的性质积蓄 知识资源。进入新世纪以来,徐勇组织团队对农民就业与增收、乡镇改革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等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后指出,当前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 一般进程和独特遭际的产物,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首要在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公民权益建设问题。基于此,徐勇批判了解决三 农问题的冷酷的放任主义思路和回归中国古代旧传统或革命新传统的民粹主义思路,主张现代化导向的农村建设思路。(此期间,也是中国的三农问题研究成为炙手 可热显学的时期。尽管多学科的研究者大量涌入,发表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但是却缺乏对当前中国农民社会之变迁性质的理论把握,大量研究停留在就事论事的 层次上。徐勇将研究的视野放在农户层面,敏锐地指出,农户是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和交往单位,也是国家对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单元,是认识中国农民和农村社 会的一把钥匙。他发现,一些立场对立的研究者评论农村问题时,其未言明的假设前提是中国农村仍然是小农社会,小农经济依然是农村经济的根本特征。单就农户 土地和组织规模而言,农户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小”农,然而,在经历了革命化改造和新时期以来的市场经济深度渗透之后,中国的小农正在发生深刻地变化,小农 户面对的不再是静止的自然经济社会,而是一个生产、生活和交往高度社会化了的大社会,农户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进入或被卷入到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分化了的 社会中。而这种全新的历史状态既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使得小农户在其中可以汲取力量,大大提高了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另一方 面,社会化了的小农也面临内在矛盾。)因此,无论是仅看到小农之“小”而意图强制改造的理论指向,还是无视小农面对的大社会而以回归小农的传统福利生活为 指向的理论构想,再抑或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解放”农民倡导,都是对农户生存境遇和欲求的误判,更会对农村发展方向产生误导。

  

   4.创造性政治与农民理性扩张

  

   经过多年农村田野调查和思考,尤其是观察到中国农民在创造改革以来“中国奇迹”过程中发挥的历史创造作用,徐勇开始从分析范式意义上来思考中国农民政 治分析的新框架。徐勇从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分析出发,提出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分散的小农与行政强制国家的关系,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压 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在农民政治的理论分析范式上,就形成了农民作为沉默的依从者和暴烈的反抗者两种分裂形象。这种经典理论其实基于两个共同的理论预 设:一是农民与国家的对立,二是农民是历史被动客体。徐勇通过对农民行为的分析提出了创造性政治和农民理性扩张这两个新的农民行为解释框架。所谓创造性政 治,是指这样一种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既非与国家之间的根本对立,亦非简单地顺从,而是采取一系列的自主行为促使国家改革政策和体制模式;农民在被迫 接受国家体制的安排后,持续不断地以自己的零散行为冲击和突破不合理的体制,从而创造出新的体制和行为模式。

   那么这种创造性政治又是如何造就改革以来的“中国奇迹”的呢?徐勇开发出了农民理性与市场理性叠加从而形成农民理性在现代制度转型条件下出现理性扩张 的分析视角。他指出,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理性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长期形成均衡格局,这构造了特别强大和成熟的传统农民理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工商业 社会,农民获得跨越经济结构藩篱,向非农领域流动的机会。在面对工商社会时,农民依然会按照其在农业社会中长期形成的理性行事,农民“生存”理性的强大动 力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广阔的、无限制的经济增长空间相结合,释放出了在传统农业社会和一般工商社会都难以出现的巨大能量,产生出巨大的“叠加优势”,从而 造就了30年中国奇迹。同时,徐勇也评估了改革中后期农民理性逐渐进入收缩期所可能产生的“劣势叠加”的效应。

   概括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农民政治是中国政治的基本底色。徐勇高度重视农民作为具有活力的、能动性的历史创造主体角色的理论预设,是中国农民政治研究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命题。

  

   二、村民自治---基础性政治社会的民主建构分析

  

   民主是现代政治学的全部内容。然而,较之于从理论上论证民主之可欲和必欲而言,如何在中国现实土地上建构可行的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国朝野有识之士的共 同追求。徐勇以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建构的现实起点和实践基础,进而在民主实践中将民主从书本上和墙上嵌入农民日常生活的理论追求,是这种寻求可行民主的 努力的一部分。

  

   1.民主挫折与重心下沉

  

   上个世纪80年代,长期被抑制的政治参与热情在改革开放的相对宽松环境中迸发出来,恢复重建的政治学也当仁不让地以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作为自己的研究 对象。然而,与重大路线调整和充满激情的大变革相对应的,是学术界激情想象多于扎实论证的浮躁风气。这种激情但是不无危险的学术和思想气氛,在一定程度上 也应该为80年代末那场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政治风波负上思想责任。政治风波之后,政治学陷入低谷,这既是政治学的重大损失,也为政治学界深刻反思偏 重“应该怎样”的政治理想主义带来的政治激情有余而政治理性不足提供了契机。徐勇在1991年发表的《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适时地预报了这个 阶段的来临。他指出8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上层,对社会基层缺乏应有的关注。随着社会思维从亢奋走向冷静,学术研究和思维亦应该更多地由国家 向下延伸,从简单地讨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强调思维的具体、精致和客观。8徐勇从国家上层民主建设挫折中看到,缺乏基层社会民主支撑的上层 政治变革,既可以急风暴雨而来,又可以风卷残云而去。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进程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民主如果想要深深植根于这块土地上,就必须使得民 主的精髓、方式、规则和程序深入到社会大众之中,从抽象的理念和法定的权利转变为须臾不可分离的日常生活方式。

  

   2.村民自治的制度与实践

  

   村民自治是徐勇的学术研究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领域。由于在这方面的长期研究和丰富成果,他被称之为“中国村民自治研究第一人”。徐勇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徐勇在深入10多个省的乡村田野进行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最早系统总结了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村民自治的专 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该书被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公认为研究村民自治的权威性著作。徐勇运用制度分析和过程研究的方法,客观分析了村民自治作为国家规划性 制度变迁的产物,有其特定的发展路径,也必将在快速发展的农村改革实践中面临各种内在矛盾和外部体制局限。

二是徐勇提出了“乡政村治”的新时期乡村治理架构。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村民自治逐 步取代原有的农村生产大队体制。全国也逐步恢复了乡镇建制,从而事实上建立起了一套乡政村治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但是,在一个集权的行政体系的末端设立自 治机制,不仅行政体制本身难以适应,而自治体自身也面临相当多的困难。11徐勇的创新性看法在于,从国家与社会分权的角度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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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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