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4 次 更新时间:2010-11-17 15: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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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百年后的中国人又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对百年前的清末改革,自然比其他时代的人们怀有更大的好奇与兴趣。

  中国当下的改革与清末新政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这两者都是属于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这一共同点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清末新政存在着以下转型中的基本矛盾:

  首先,在权威危机的沉重压力下,执政者往往会通过加大改革的幅度与加快改革的速度的“良好表现”来争取民心;然而,由于执政者陷入权威危机,无力驾驭这种大幅度的急剧改革,其结果就进一步引起社会矛盾与人们的不满,处于这种情况下,清末执政者又会进一步饮鸩止渴地再次加大改革速度,其结果更无法驾驭改革,导致的整合危机更严重,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清末新政的整个过程就是如此。

  作为同样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中国当下改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与清末新政中类似的权威流失问题?

  我的回答是,至少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改革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实效对执政者权威合法性的增加,应该说是大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与其他各种消极现象所带来的权威流失的。总体上说来,中国当政者现在的权威与1976年时的权威相比,出现了增值。在改革条件下,“实效”合法性是权威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时,这种“实效合法性”的概念具有独立意义。正因为“实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一个政府可能因为其施政的实效而提高了它在国人中的威望,反之亦然。此外,改革中的政府权威还会受到各种新的挑战,改革中的权威资源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主持改革的政治中心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哪一个方面超前一些更好?

  一般而言,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与滞后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个人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一样,都是属于政治超前型。实际上,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的筹备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那种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也许更稳妥些。立宪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分权性改革,它使地方咨议局与中央的资政院把中央集中行使的权力与地方总督的相当一部分权力提前给抽走了,此后,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抑制,以至于即使中央的政令是正确的也无法推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筹备立宪的改革,使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合法化,从而提前把人们压抑多年的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从长远来说,这些政治诉求无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阶段,又是无法实现的。问题是,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超越条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诉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起不同阶层的政治挫折感的叠加,并形成反政府的大同盟,保路运动中地方主义派、民族主义者、同盟会的革命派、商办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立宪派,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现在看来基本正确的国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实在是一个生动鲜明的典型例子。至于一个转型期社会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我认为,步步为营,而不是一步到位应该更有利于保持秩序的整合状态而减少脱序的风险,用我们当代人的话来说,应该是“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这样就既能防止风险又能给人以希望与盼头。

  另外,可以以社会各阶层对政治中心的认同程度,作为政治改革条件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如果社会阶层政治上互相对峙,政治态度分裂,政治取向与观念两极分化,此时搞任何民主改革都会使各种集聚的矛盾由于获得“公开性”的平台而显性化与激化,其结果由于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积累的矛盾而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挫折感,于是矛头全部对向政府,这就如同火上浇油。我个人认为,与80年末相比,当今中国两极化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思想日益成为主流。应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将会越来越成熟。

  新权威主义指的是后发展国家中出现的一个温和渐进的改革观,通俗地说,它认为从传统的旧体制要转变为民主体制,需要经过一个开明导向的新权威阶段;它认为,只有这种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稳定的权威存在,才有可能保持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实现经济开放与繁荣,只有市场经济能发展起来,就有利于形成社会的分殊化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而只有社会多元化,才会进而促进文化价值观的契约化意识与宽容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习惯的形成,与所有上述这些因素的结合,才会使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有了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支持条件。一言以蔽之,新权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引向真正的民主社会的来临,而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民主观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把民主制度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范畴。只有经济分化引起的社会分殊化这种内源性的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真正进入民主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指的是那样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早期议会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开明权威主义。

  并非所有的新权威政治都会导向好的结果,印尼苏哈托政权就是一个例子,它把印尼引向了现在的一片乱局,对此如何解释新权威主义的实效性呢?我认为,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是一条理论上的“理想曲线”,至于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条理论曲线,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维护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而非要充当现实中的任何权威政治的辩护士。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治强人的失误或失败,反过来否定新权威主义理论这一“理想曲线”的意义。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政失败了,就得出结论说,一切改革都会失败,只有革命才解决问题。

  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在强烈的危机感的压力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不断地走向激进,而且每一次激进主义选择的失败,反而会使更激进的政治选择在下一轮变革中占了上风。

  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按当时的条件来说,过于激进了,一个受焦虑感支配的皇帝在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道有关改革的政策,而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政府官员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变法过程的的温和派、有条件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与反对改革的顽固派结合到一起来,反对康梁这些激进派的变法。

  清末新政中的激进的立宪派取得了对温和的立宪派与保守派的话语优势,并成为支配各阶层思想的主流,最后导致清政府的崩溃与解体。辛亥革命选择的西化的议会民主制,而且是内阁制这种极端分权型的政府模式,导致完全无序的、不讲游戏规则的多党竞争。其结果演变为北洋军阀一直混战,此后整个社会在制度上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的失范状态。此后,社会在失范状态下的两极分化,又使文化上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文化地狱感,这种心态是产生形形色色乌托邦的温床。

  这种激进化的变革趋势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左派又把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完全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新世界作为政治目标。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种激进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又在知识分子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人们要深切地反思激进主义政治的原因,研究政治浪漫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思考中国为什么会陷入激进主义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正是在这种背景上,我才通过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我的新保守主义改革观。在我看来,通过百年的反思,我最想对人们说的一句话是,激进主义很壮美,很浪漫,但让我们还是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吧。

  在西方,保守主义保的是原来已经具有的东西,如市民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经济上的自主组织,等等。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我要以什么作为保守主义的基础?

  我把近年来一直思考的一些想法,包括我在我的论文集中的一些观点,作如下介绍: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近百年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改革与革命之中,中国自20世纪初的新政以后,极端的、以保守旧事物为己任的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极少,至少在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只是一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种根本上承认变动与改革的必要性的渐进主义。它与传统国粹派相比,虽然也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但绝不是无条件的保守旧物,而是把“旧物”或传统视为承载新事物的工具。换言之,新保守主义主要是在工具意义上,从承载体的功能意义上,来理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的。

  最能表达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句话,是严复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个“守”字实在精彩之极,它如同一首诗中的诗眼一样重要。严复要说的意思实际上是,只有当“旧物”成为承受新事物的载体时,外来的新事物才能在各民族的文化生态条件下生下根来。“旧物”乃是守护“新物”之基础。如果把一切旧物当做不合时宜的东西废弃,其结果就如同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防护林带被砍光了一样,什么风都可以势如破竹地、毫无阻挡地吹入,但结果什么也没有留下来,除了留下一片水土流失的沙土。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用我的话来定义,那就是在反对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渐进主义变革观。它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缓进待机的方式,以实现从传统旧体制向具有现代文明与民主的社会进步,而新权威主义则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两者在许多方面是一回事。

  既然从清末改革说到当代改革,如果要问,对当下知识分子中在改革问题上的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我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大体上,中国当下存在着三种思潮鼎立的局面。它们是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20世纪8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以新权威主义的面目,与自由主义之间有过一场社会大论战。目前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存在着一场新论战,新保守主义基本上站在自由主义一边。

  就我的看法而言,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对权力腐败所持的特有的敏感与批判态度,而在一个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腐败又比过去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温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存在的权利。但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中国社会的内部的载体。在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强调,是以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自身的自由为基础的,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契约交换关系,以自主利益的存在为基础的。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示范作用下,对专制独断的批判,对集体压抑个人的后果的反思而引发的。这种缺乏根基的状态使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在判断中国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失去分寸感,有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由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变成洋教条而不自知。例如有一位海外的自由主义学者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清洗‘四人帮’的方式不合乎法制原则。”按照这种观点逻辑,当强盗卡你的脖子,使你不得不采取正当防卫,而最终把强盗捆起来时,你会被指控为“没有经过批准而捆强盗”是违反了人权,因而不符合法制原则。每一个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当然会对这种无的放矢与刻舟求剑的“教条自由主义”观点感到好笑。当然,这种例子在自由主义者中也属个别,但这个例子反映的问题则具有普遍性。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存在着英美传统与法国传统,前者以市民社会中的契约关系与经验为基础,后者以泛道德主义的人权解放原则与斗争理念为基础。在中国,后一种自由主义特别具有吸引力,这种解放式的自由主义,对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它在中国很容易在危机时期转向激进主义,变为以西方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厢情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是抵制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的一种制约力量。当然,自由主义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种务实的、温和的反对激进主义的态度在自由主义内部中已经越来越取得优势。自由主义者本身已经在批判法国卢梭式的激进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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