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社科研究需要人文底蕴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2 次 更新时间:2010-11-17 10: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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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如果人文底蕴是流变的,那么今天的人文底蕴也许就是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就是探索的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就是承认传统同时又勇于创新的精神,就是如果时代需要即使没有这种传统就从我开始创造这种传统的精神,就是在学术问题上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就是坚持用科学和理性来考察和验证信仰,就是求真务实和想像力、抽象力的结合,就是不断超越今天,超越自我的进发。也许可以用今天的一句流行话来概括,就是要“与时俱进”,追求卓越。

  近年来,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即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或研究者要有人文精神,要有人文底蕴。表面看来,这一命题的提出是近年来打破现有的学术建制、促进交叉学科研究、鼓励学术创新之努力的一个产物;也是对极“左”思潮下中国学术发展反思的一个产物。其基本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假定——是,如果有了更强的人文精神、人文知识或人文底蕴,社会科学研究就有更多的创新可能,因此会大大推动中国当代的学术发展。

  

  什么是人文底蕴

  

  但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底蕴”?一个词说多了,仿佛人人都知道其含义,但往往没有人能说清。因此,为了避免“三岔口”现象,首先需要把这个词操作化一下,这样才能在经验上看出其优劣利弊。

  如果人文底蕴指的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甚或是较强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我当然赞同。但是,如果这个备受赞美乃至有点神圣的语词仅仅指这种专业人士的基本素养,甚或这种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要件,那就太委屈这个词了。任何学科研究的一个起码条件就是要对语言文字有良好的把握,因为人们的思考和交流都必须借助于概念和语言。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即使能够准确清晰理解文本、表达思想和命题,这种能力却不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语言学家并不可能因为其研究的是语言,就比社会学家或法学家更能精确表达一个社会学或法学的命题。诗人有可能直观地感受并表达某个命题,但往往是下意识的;就表达而言,某些按照语法看来很蹩脚的句子在特定时候,对于某个专业来说就是精确的表达。例如,“不忠实的配偶就是——不忠实的”(波斯纳语)这样的同义反复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事实上许多语言交流的强烈效果往往来自对习惯用法或语法的偏离、背离甚至颠覆。而且,理解是在传统中完成的,因此,语言表达的准确、优美与否都必须相对于研究领域内的学术传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文史哲不分家”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前现代的学术现象。最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上,只有首先想清楚,才能表达清楚。而“想清楚”不是文字的能力,因为在强调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中,“我们必须想的是事而不是词”(霍姆斯语)。

  如今社会科学界有些人的文字确实很糟糕,语句不通顺,文字枯燥无味。但这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中文或文字水平太差,而更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学科研究就很差。事实上,杰出的学者往往都是杰出的写手,他们甚至会以自己的文字表达方式改变约定俗成,而不是相反。近年来,在中国学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散文很受读者欢迎。但这些学者其实未必是各自学界中文字功底最好的,他们会有错别字,标点符号也会有错,“的”、“地”、“得”不分,句子也可能很拗口别扭,有些学术观点也有争议甚至错误;但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影响这些文字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可以说,他们几乎总是这个学界思想最活跃的,最有见地的学者。

  如果更宽泛一点,“人文底蕴”是指对文史哲的了解,甚或是深厚的了解?甚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由于其读者群的限制,当然应当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甚至是必须了解。但是,如果他对中国历史并不很了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讲不出老庄孔孟,不知道“明月几时有”,只能“把酒问青天”,难道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了吗?或者是他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但我们就因为他没有这种“人文底蕴”,他的论文中没有引用孔子或老子的话,价值就降低了吗?

  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蕴含了许多知识,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和洞识,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源或素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中国经典一定更有学术意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就研究的素材而言,传统文史哲材料并不必然比其他材料(例如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更具知识品格上的优先性或优越性。近年来对口述史的研究,对“小传统”的研究,对民间社会的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学者发现了传统的——集中于“经典”或“大传统”的——研究的局限。甚至,研究传统的文史哲也不比研究西方的文史哲(经典)更高。它的惟一优先性可能是:相比于西方古典,它更容易为中国人接近,因此使用起来成本更低;而相比起当代中国普通人的智慧,有可能更为凝练,因为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使用起来可能收益更大;相对于“口述史”、“小传统”而言,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可能更具有一般性。

  或者,人文底蕴还应包括像中国古代文人学者一样要懂得一点琴棋书画?会吟诗诵词?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风度或生活方式?我在后面将论述,这种生活方式或知识类型不过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不错,“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中有一种苍茫的历史感;但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癰名”呢?说穿了,不就是夸耀自己嫖妓吗?我们能不加反思地赞美这种封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知识类型,将其笼而统之称为“人文底蕴”吗?

  上面的分析已经令我们发现人文底蕴这个词的边界不清楚。因为其不清楚,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用;也正因为不清楚,所以又不大可能真正有用处。大家都可以说这个词,都可以提倡,但是提倡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

  

  如何看待前辈学者的人文底蕴

  

  我们屡屡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前辈学者有何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甚至是“学贯中西”,而今天的学生或研究者是何等的缺少文化素养;我们需要培养大师,出路就是增强对(中国的)人文知识的了解,增加他们的人文底蕴。这一判断或教育思路,如果是针对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或人才培养,我认为这种貌似合理的分析基本是错误的。

  我首先承认,社会科学研究确实需要一些起码的文史哲知识。因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孔子);“忘记历史,必蹈覆辙”(桑塔雅那),“没一点哲学,一个人终生都会是偏见的囚徒”(罗素)。但是,有这些知识既不是社会科学发展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成就的充分条件,甚至未必是必备条件。

  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学人,近代许多前辈大学者确实都有很强的文史哲功底。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有成就的学者是否都伴随着相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更强的文史哲功底,而是,他们的成就是否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文史哲功底呢?只要回想一下,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显然并不是同辈人当中文史哲功底最强的,有许多人甚至是当时的文化反叛者;常常被一些“老学究”斥之浅薄,指责他们没有读几本书就“数典忘祖”。而完全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传统了解不够,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制度变迁中才做出了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当中最出色的,往往都接受了西方现代的学术训练,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如果金岳霖没有留学,仅凭着他的文史功底,不可能开掘出现代的逻辑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冯友兰如果不是到了美国,既不可能撰写出《中国哲学简史》,也不可能撰写出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钻研西洋文学并留学欧洲,钱钟书能否撰写出《管锥编》和《七缀集》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更客观的评价,因此可能有些大逆不道,即使那些我们今天仰之弥高甚至称之为泰斗的,既受过西方社会科学训练同时也有很强的中国人文底蕴的前辈学者,如果放在世界文明和知识发展史中,放在社会科学的传统中,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对于学术的贡献并不如同我们夸奖得那么高。而当今的一些学者不仅就知识的前沿程度,而且就知识的贡献而言,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前辈学者。例如,今天中国经济学家对当今经济学的学术贡献可能要超过我们尊敬的陈岱老当年对经济学的学术贡献,尽管可能在经济学人才培养或其他方面仍然不如陈岱老。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今不如昔”呢?我想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的知识格局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一些阶段很类似,都曾比较重视所谓的人文——在中国,主流是文史哲;在西方,主流则先是神学、历史以及无所不包的“哲学”等。进入现代之后,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各国都出现了知识格局的转变。社会的变化使社会需求的知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尽管社会对知识的需求转型了,但是社会对知识的评价标准一定会有一个滞差,因为社会发展总有滞差,社会对于知识的界定和接受也总有滞差。当知识转型迅速和急剧时,更是如此。任何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学术的评价往往沿用的是相对保守的标准——人们不是以知识创新作为评价学术的标准,而还是可能用诸如博学、文采以及与传统热点问题的关系距离作为评价标准,哪怕这时的学术前沿已经改变,学术评价标准已经改变。社会和学术界的评价标准有这种错位或滞差很正常,并且也有正当理由。因为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在新知识还没有带来可见的明显利益之际,人们没有理由赶时髦、追风、当学术追星族;持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不仅对于学者个人是理性的,实用主义地看,对社会稳定发展和保持知识断裂中的外观连续性也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社会科学一定不如前辈的学问了。也许这种“今不如昔”的怀旧心态恰恰反映了我们的学术文化传统正在发生改变。

  而且,在这种改变时期,往往会只是因为转型而造就一些“著名”学者,尽管就学术而言,并非顶尖学者。想一想,当年轰轰烈烈的围绕《孔子改制考》的争论究竟有多少学术意义或贡献?如果从学术上看,胡适的贡献有多大?最多是开风气之先而已。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所谓方法论,仅仅是一个命题而已,并没有多少方法论的分析和阐述,哪怕你不用细致辨析,也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他的所谓“实用主义”,其实就是引入了一个新词而已,远不如皮尔士、杜威、詹姆斯的分析论证细致,也不如他们深刻。但是社会变革毕竟创造了这样一批著名学者,由于人们并不深究“著名”的来源,也由于学术的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会转移——特别是在“学而优则仕”的没有专业化的社会传统中,人们往往会夸大那些“著名”学者的学术贡献。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今天“著名学者”少了反倒可能是社会科学的一件幸事,这意味着学者较少通过社会活动甚至政治活动获取学术名声了。

  还必须注意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普及和下移的社会。如果与数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知识垄断相比,当代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高学历、高学位的人多了,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中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一定多了,尽管看起来好像是有学术创造能力的人更多了。我在上大学之前甚至上大学之后的一段时期曾痴迷于文学写作,当时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如今的许多大学文史哲教授还不如以前的作为中学教师的何其芳,有“今不如昔”之感慨。如今,我才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旧中国大学里人才荟萃,而恰恰意味着当时高等院校很少,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很少。如今教育机会多了,博士多了,教授也多了,像我这样只有中等学术资质的人也可能成为教授了。事实上,我们只要想一想20多年前,北大每个系都只有几位教授。而如今哪个院系没有十几、二十名甚至数十名教授?!因此我们仅仅从教授或博士的名称来看,似乎我们今天的教授或博士不如从前了。

  此外,在先前的社会中,由于人才比较少,社会关注集中,人们也更容易记住。人一多,即使他们同先前的精英人物同样杰出,但由于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则,人们也很容易感到现代社会平庸,没有拔尖的人物。其实没有拔尖的优秀人物,也许恰恰是优秀人物多了,而不是少了。我们今天这一代人都记得新中国有“三钱”,记得华罗庚,但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人数很少,我们今天能记住哪位航天科学家呢?哪位核物理学家呢?可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技术显然是前进了,而不是落后了。我们已经不大可能刻骨铭心地记住任何人了。这是一个不再刻骨铭心的时代。

  人们在比较当代和先前时代的学术的时候,往往会用先前最好的同当代最差的相比。因此,“今不如昔”是一种普遍的民众社会心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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