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中国模式”是一个新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8 次 更新时间:2010-11-15 12: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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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当前,“中国模式”成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点之一。围绕着“中国模式”是什么,能不能提,是不是个新故事,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争鸣,有些意见截然相反。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是独特的,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使用“中国模式”这个反映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和真实过程的概念。

  

  中国模式能不能提

  

  要确定一个概念能不能提,需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这个概念反映的客观事物和过程存在不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虚假或虚幻概念,当然根本不能提;第二,从使用这个概念的作用上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如果是弊大于利,就要慎用;第三,从概念被接受程度上看,是易被接受还是不易被接受,如果被接受度很低,那也要慎用;第四,从概念使用的比较研究方面看,如果主张别人能用,而我们不能用,那就要用充分的理由来加以说明。

  用以上标准来衡量“中国模式”,首先是关于规律性和示范性的。简要地说,“中国模式”是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它来源于对中国所做事情、所走道路的总结,反过来又指导自己进一步的实践,并对别人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转型,已经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显示出在全球的独一无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这种模式和经验,区别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又利用了它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区别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使用“中国模式”这个反映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和过程的真实概念。

  其次,“中国模式”这样的概念具有简明性、鲜明性。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十分简洁,非常鲜明,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必须说是利大于弊的。不仅如此,“模式”这个概念是国内外使用率很高的概念之一,具有很大的通用性和普遍的易接受性,有利于促进国际对话。

  最后,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模式,例如文献资料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北欧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等,还有诸如习惯上被称为“自由主义模式”的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被称为“苏东模式”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叫做“中国模式”呢?

  反对者认为提“中国模式”,就把它固定化了。主观动机固然不错,但是理由是似是而非的。不错,“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为“中国模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事物,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经历过并且正经历着由不甚成熟,到比较成熟,再到更加成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把它看固定了,那是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够辩证。如果认为“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不能使用“中国模式”。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因为我们今天学术界和媒体所说的各种模式均处在变动、发展之中,都面临着挑战;二是如果只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定是僵化的,这显然是不对的。

  

  中国模式的结构和层次

  

  “中国模式”并不是空洞的概括,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自身的结构和层次。它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的里程牌。

  在“自下而上”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高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

  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经验的,是各个“地方经验”。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一流学者都在程度不同地研究“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思考和参考“中国模式”,他们正在作出自己的解释。中国社会学更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我们的理论品质,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与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密切联系,因而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中国社会学只有直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从中获取灵感、吸取营养,才能获得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理论成果。这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实地调查开展各个层面“中国经验”的探究的原因。我们深深觉得,研究“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

  

  《人民论坛》2010年11月(上)总第3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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