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文化与社会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4 次 更新时间:2010-11-10 21: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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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  

  这些东西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身体,就像长布条包裹的用材料填塞起来的鼓囊囊的东西。这隔绝了人的恻隐之心。因此对于权力而言,关键是摆脱多余的脂肪,并将其给予穷人("分一些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那么这种做法一定会既改善穷人衣不蔽体的悲惨状态,又会使权力自身(李尔自己)去重新感觉,重新调整他的身体,使其恢复人性(顺便说一句,在这点上,与这部戏剧最相似的文本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也以类似方式寻求指出从物质身体到共产主义,从肉体到社会主义的路径。马克思也认为,如果我们要重新感知我们的身体,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必要的)。

  如李尔王继续咆哮的:"上帝啊,让那些穷奢极欲之徒赶快感受到您的威力吧,他们役使您的法则,他们不能看到什么,因为他们不会感觉了,因此分配不应该过量,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吧。"[5]如果富人和权贵的意识没有被这样地阻隔和纵容,那么富人就可能被穷人的匮乏所触动,从而会与他们分享物品,而这些物品正是目前妨碍他们体会到穷人的苦难的东西。富人由于财富过剩而丧失了恻隐之心,而与之相反,穷人根本没得到什么东西,完全处于赤贫状态。身体的更新与财富的彻底分配密切相关。共产主义和身体在此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其它地方一样,是密切相关的理念。

  "噢,需要没有理由!"礼品、礼物、奢侈品、非必需品、多余之物: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在政治转型条件下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有机组成部分。确信无疑,这是为什么从浪漫主义到奥斯卡·王尔德时期,艺术文化一直是如此至关重要的一种原因。它代表一种完全为了自己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从事艺术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它本身通过其存在的神秘美丽而含蓄地批判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是对边沁主义者和交换价值的化身的有力谴责。

  艺术逐渐变得神秘莫测,就像它极力取代的上帝一样,以自己为基础,源于自身,也终于自身;为了自己的神秘异常的欣悦快乐,它能不断从自己的深奥莫测的深渊中魔幻式地自发地涌现出来;它不再屈从于任何外部法则,拒绝任何历史、精神、生产、仁慈或功利的生硬严肃的法庭的审判;但是,艺术的运转靠的是它本身的自主存在法则,而且在自主化时,它没有仿照任何东西,甚至没有考虑我们这些男男女女,或很少考虑男男女女在某个社会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总会被看成以我们自己为目的,人类存在不可能向冷冰冰的工具理性规则弯腰屈膝,而是逐渐成为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所有的劳作都出于创造性的潜能......发展了所有的人类的力量,劳动就是自身的目的",也就是说,用他的富有特色的术语来说,是自由王国,而不是必然王国。

  令人吃惊的是,从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到现代主义,尽管艺术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但它依旧是最具政治性的。它所从事的是最彻底的政治性工作,富有启发性,因为它在一种文明之中冥想出一个神奇美丽的空间,尽管严格地说,它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象。我们的文化现在成为这样一种文化,对于存在来说,商品理性完全与其感性存在对立,但是商品却成为界定其他事物的标准,而艺术品因此成为商品的对立面,即使现在事实上艺术也在第一时间成为一般商品生产的组成部分。

  在自然与文化的斗争中,自然总是最后占了上风,那就是死亡。但是,在更短时期内,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劳动和必然性曾经存在的地方创造文化和自我欣悦。在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存在着一种重要冲突,即如何最大程度地创造文化和自我欣悦:你是以威廉姆·莫里斯的方式创造性工作,使艺术文化成为非异化劳动的典范,还是以马克思和王尔德的风格,团结起来想法设法废弃工作?反对工作的事实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好理由吗?对王尔德来说,显然如此。在他看来,一旦必然王国运转起来,我们就只需整天躺在宫殿里,身着舒服宽松的绯红色的家居服,摆出各种各样富有意义的狂喜姿态,背诵荷马,品尝苦艾酒,进入我们的共产主义社会。懒惰是将来的社会主义王国的一种符号。它根本不会感到所谓的罪恶。贵族是共产主义者的先行者,就像地主对非法入侵者私下怀有的感情似的,贵族也反对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看守人。现在还保留了少数特权的文化,同样也是一种超越商品的未来乌托邦的景观,而在其对立面,则是生铁似的必然性。

  然而,这涉及了文化的真正意义的重大转变,从狭义的定义即艺术转变成广义的定义即生活方式。艺术界定了生活的特定品质,而激进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中把这种特殊品质普遍化:我要说明,这是已经去世21年的雷蒙·威廉斯的重要洞察。让我将这些要点以更直接的形式说出来:

  (1)可以将广义的文化--文化作为语言、符号、亲缘关系、共同体、根源、身份等等--简要的界定为男男女女准备为什么而杀戮、为什么而死。然而,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这并不是司汤达和肖斯塔科维奇意义上的文化,除了可能还有一些严谨的怪诞不经的躲藏在某个洞穴之中的文化,但是它太胆怯了还不敢出来面对我们这些人。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这种文化共同观念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没有力量,正如抽象的全球主义繁衍了目光短浅的排他主义一样。

  (2)这意味着,在整体上来看,文化不再是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它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所发挥的作用那样,而是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在高尚的、善意的、绝望的唯心主义者看来,文化本来可以提供普遍的基础,使我们能最终相聚,无关乎我们的社会、性别、种族和其它差异,能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中提供非常必要的精神凝聚力的形式,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再可能,甚至对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批评家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在同时,文化作为那种我已经讨论过的激进的乌托邦景观现在同样不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现在谈论的更多的是冲突和对抗的语言,而不是共识和普遍性。20世纪中期以来支配着政治事务的三大运动:革命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种族斗争,都把文化看作一种实实在在的语言,用它来表达他们的需求,这种方式显然不是传统的工业斗争。

  (3)最后,我们正在经历一种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到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对立的转化。政治左派总是坚持认为文明与野蛮是同步的,而不是递进的,即文明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从野蛮中辛勤挖掘积累而成的,而是说,它们两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座教堂都不可能不掩盖着一些鲜血和骸骨,任何一种高级文化都不可能没有痛苦和剥削。但是,现在,文明意味着个体性、普遍性、自主性、反讽、反思、现代性和富裕,而与之相对,文化则意味着集体性、特殊性、自发性、信念、传统和(简单地说)贫困。

  很难从地理轴上来勾画这种对立。过去习惯于认为地球的部分是文明的,而其他的则是野蛮的,与之相对,现在是一些部分拥有文明,而其他部分拥有文化。谁说我们的思想没有进步?留给左派的唯一问题是,在他们猛烈地瓦解这种臭名昭著的意识形态的对比之前,所谓的文明的一些方面确实是弥足珍贵的和进步的,而所谓的文化的一些方面是确实是偏执狭窄和愚昧无知的。[6]我不遗余力地想强调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来思考它。

  

  注释:

  [1] 本文原载于《国际社会主义》第122期(2009年3月),译文参考了陈华锋先生的节译(《文化与社会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特此说明并致谢。另外,本文的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所加,不再一一说明。

  [2] 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1937年生,英国剧作家。他出生于伦敦工人家庭,15岁辍学做工,22岁开始写戏。他强烈关注现代生活中的暴力问题,主张改变产生暴力的社会条件。

  [3]《小杜丽》(Little Dorrit)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

  [4] 李尔王的原话: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他的不值钱的身外之物;人生除了天然的需要以外,要是没有其它的享受,那和畜类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呢?

  [5] 伊格尔顿在这里有误,这句话是两只眼珠都被挖去的葛罗斯特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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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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