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瑞士族群治理模式评说

——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公民联邦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5 次 更新时间:2010-11-08 09: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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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经过“人民”(people)这一规范中介,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民族国家”,并成为人民主权的担当者。从此,爱国主义在理论本质上就成为一种“爱族主义”,尤其在欧洲大陆,国家理论的发展逐渐偏离一种普遍化的理性自由主义传统,进一步滑向整体化的、不可化约的“唯意志论”。这一理论框架成为后来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乃至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基础。这样,在欧洲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族的特殊性超越了个体自由的普遍性,成为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建构的基本方向。希特勒暴政之后,德语思想界在反思“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爱国主义基础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宪法爱国主义”作为替代物。“宪法爱国主义”将“爱国主义”的基础由“民族”转换为“宪法”,对“民族”的特殊化的文化背景进行淡化处理,凸显作为公民间“最大公约数”的“宪法共识”。如今,中国也深陷族群政治的泥潭,中国的政治法律思想界所调用的最主要的思想资源恰恰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xxvi]。尽管也有论者指出,哈贝马斯的理论指向欧洲的“后民族”整合,而中国还处于“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存在理论上的时间错位,但对于“宪法爱国主义”的理论价值还是秉持关注和期待。

  事实上,根据笔者的考察和理解,瑞士在族群治理方面早就在实践这样一种“宪法爱国主义”,其积淀日久,终于成就今日瑞士的族群和谐局面。当然,瑞士也有极其特殊之处,其政治中立原则成功化解了欧洲战争环境对内部族群关系的消极影响,基本保持了宪法与国家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关于瑞士的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公民联邦制,笔者试着对其规范框架进行提炼,以便形成深度研究瑞士族群治理模式的基本线索:

  1.有序的直接民主。通过联邦、州、地方(市镇)三个层次的、面向立法与决策的直接民主参与,瑞士公民获得了最为宽域的民主实践空间,并在交往互动中形成关于公共利益和公民责任的共识;瑞士经验证明,只要制度设计合理,直接民主也可以有序化,并对化解族群界限、充实公民认同、巩固国家统一起到积极的作用;

  2.严格的宪法平等。这一平等指向每一个瑞士公民,而不是“族群”;这种平等不仅指向地方自治权和参与权,而且指向一种实质性的社会经济均衡目标(合作联邦主义);公民间的平等程度显然是族群关系和谐的基础性支撑;

  3.“去族群化”的政治文化。瑞士没有建立一种基于“族群”的“族群联邦制”,“族群”尽管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表达,但瑞士宪法并不将“自治权”和“参与权”直接配置给“族群”,而是平等地赋予各个普通治理层次和公民;瑞士没有其他国家所谓的“族群自治”或“族群特权”,只有“公民自治”和宪法平等;这样一种“去族群化”的政治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4.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宗教是族群形成和维系的重要因素,因而政教关系也成为族群和谐的关键;瑞士在历史上出现过“加尔文暴政”,近代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实行宗教自由;瑞士宪法坚持世俗化的公民取向,政治对不同宗教族群保持“中立”,但也严格限制“宗教政治化”的倾向,通过法律保护公民免受教会压制;

  5.促进语言交流的高考制度。瑞士高考实行“成熟证书”(Matura Certificate)制度,法律确定的“成熟考试”的科目分为共同科目和选考科目,具体等级由选考科目决定。“共同科目”为9科:国语(法文、德文或意大利文)、二国语(法文、德文或意大利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绘画(或音乐)。“选考科目”为五个等级:A)加考拉丁文、希腊文;B)加考拉丁文、第三种国语或英文;C)加考图形几何学、第三种国语或英文;D)加考第三种国语或英文、现代语文(西班牙文或俄文);E)加考经济学、第三种国语或英文[xxvii]。经过高考选拔出来的都是瑞士国家的精英,这样一种语言考试的科目设置,基本要求每个考生都要通过三种主要的官方语言的考试(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第四种官方语言(罗曼什语)因人口比例过低而没有做硬性规定。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就不会产生对单一语言族群的过分依赖。这种考试制度显然有利于瑞士的族群和谐[xxviii];

  6.政治中立的外交取向。“中立国”地位是瑞士特有的,对瑞士回避欧洲宗教纠纷和战争滋扰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中立原则尽管造成了瑞士一定程度的“孤立”,并使瑞士丧失了制定和执行国家之国际战略的决断空间,但却使其获得了政治周旋、金融发展和国内巩固的有益空间;在欧洲和平日益巩固的条件下,部分瑞士政治家动议取消中立原则,这在瑞士国内还存在较大争议;如果取消,一旦欧洲和平形势变化,则瑞士族群和谐的这一重要支柱将丧失功能,因而这必然是一种审慎的政治决定。

  当然,这里提供的瑞士族群治理模式的规范要点并未穷尽,因而只是一个参考性的规范研究框架。一个社会之族群和谐,除了理论模式上的抽象提炼与概括之外,也一定存在更加具体独特的社会机制,这需要对瑞士社会进行持续的观察与分析。瑞士虽小,但其历史并不简单,制度也独具特色,故相关的比较研究仍然存在丰富的发掘空间。

  

  五、结语

  

  “族群政治”的原型是“民族政治”。“民族”这个概念已经被政治化,不仅与“民族自决权”相联系,还与“民族国家”相联系,成为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普遍难题。据林来梵教授考察,“nation state”在日本宪法学界翻译为“国民国家”,尽管有循环定义之嫌,但似乎也折射出“nation”在概念发生学上的多义性,概念接受上的偶然性,以及宪法学对“民族”译法的回避态度——尽管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内部“民族政治”问题。近来又有不少学者主张弃用“民族”,改用“族群”,而与“国家”等位之最大群体则称为“国族”。可以说,由于“民族”在汉语学界学术内涵的特定化,以及“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国家”理论的强势影响,理论界在“民族政治”问题上的思考能力基本已经穷尽,这是“概念”的力量,也是制造“概念”的人类的无奈。政治修辞学的简单切换代表着一种学术内部的精英共识,其社会成效如何,有待检验,但“转向”已经发生,我们的工作必须转化为如何提供一种更加严整的理论与制度框架,回应本为“民族”的“族群”对宪法与国家统一性的挑战。

  瑞士族群治理的“小国经验”其实包含了一种日益普遍化的宪法整合思想——“宪法爱国主义”,一种替代传统“族群联邦制”的“公民联邦制”。瑞士经验中的“有序民主参与”、“严格的宪法平等”、“去族群化的政治文化”、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对于中国的边疆族群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政治中立的外交取向和高考制度中的语言科目设置的参考价值不大。此外,中国独特的族群结构(汉族占94%)和历史发展中作为主体族群的汉族的主导性优势,也对中国之族群治理的制度选择产生巨大影响。此外,中国之“民族区域自治”,其引导方向到底应该是“族群(民族)自治”还是“区域自治”,也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xxix]。在此意义上,瑞士族群治理经验可能会凸显出其局限性。

  族群治理,学者常常钟情于“自治权”以及“族群特权”,背后隐含着对一种改良型的“族群联邦制”的诉求,但瑞士没有正式的“族群自治”,也不存在“族群特权”,而是以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和严格的宪法平等替代之。这对于我们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都有不小的挑战,对于我们如何理解“族群”以及“族群政治”显然构成一种值得深度探索的域外经验。

  

  注释:

  [i] 关于国际法上的“自决”理论及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参见白桂梅:《国际法上的自决》,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8页以及第183—189页。

  [ii] 参见任剑涛:《难以贯穿的逻辑——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困局》”,载许章润主编:《历史法学》(第3卷·宪法爱国主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iii] 对这些复杂因素的政策性解读与建议,强世功教授近期有专门的谈论,参见申欣旺、陈燕:《族群融合是新疆政策的最高目标——专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南风窗》2010年第12期。

  [iv] 参见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21—144页以及第199—233页。

  [v] 关于瑞士的宗教改革简史,参见吴志辉:《瑞士宗教改革论略》,四川大学2004届硕士学位论文。

  [vi] [美]J·斯坦纳、J·奥布勒:《联合理论是否真能解释瑞士的情况》,林小华、关键译,载《世界民族》1981年第2期。

  [vii] 张千帆:《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viii] 同上注。

  [ix] 同上注。

  [x] “宪法爱国主义”是二战之后德语思想界兴起的一种关于宪法规则与公民认同的理论,主要旨趣在于替代狭隘的民族主义认同,克服纳粹民族思想的影响,并为欧洲民族国家间的“后民族”整合提供思想框架与制度程序,主要理论版本有三个,参见[德]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马俊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版,第358页。其中哈贝马斯的“建构性宪法爱国主义”最为著名,也是本文的理论选择,有关理论介绍与比较还可参考翟志勇:《中华民族与中国认同——论宪法爱国主义》,载许章润主编:《历史法学》(第3卷·宪法爱国主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172页。

  [xi] 有关非洲的“族群联邦制”的制度考察,参见张千帆:《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下)》,《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xii] Thomas Fleiner, Legal Instruments and Procedures to Prevent and Solve Ethnic Conflicts: Experiences of the Swiss Constitution, in Lidija R. Basta Fleiner, Thomas Fleiner (eds.), Federalism and Multiethnic States: The Case of Switzerland, Munich: Helbing et Lichtenhahn,2000, pp.148-163.

  [xiii] 同上注,第149页。

  [xiv] 同上注,第149页。

  [xv]同上注,第150页。

  [xvi]同上注,第150页。

  [xvii]同上注,第150页。

  [xviii]同上注,第150页。

  [xix]同上注,第155-156页。

  [xx]同上注,第156-158页。

  [xxi] See Dieter Grimm, Conflicts Between General Laws and Religious Norms, in Cardozo Law Review, Vol.30:6,2009, pp.2375-2382.

  [xxii] Thomas Fleiner, Legal Instruments and Procedures to Prevent and Solve Ethnic Conflicts: Experiences of the Swiss Constitution, in Lidija R. Basta Fleiner, Thomas Fleiner (eds.), Federalism and Multiethnic States: The Case of Switzerland, Munich: Helbing et Lichtenhahn,2000, pp.159-160.

  [xxiii]同上注,第160-161页。

  [xxiv]同上注,第161-162.页。

  [xxv] 同前注11, 张千帆文。

  [xxvi] 如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主编的《历史法学》第3卷就冠以“宪法爱国主义”之名,有关论者大体在“宪法爱国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讨论所谓的“族群政治与国家认同”。

  [xxvii] 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考詹栋梁:《瑞士教育制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80—81页。

  [xxviii] 瑞士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也打破了“族群”界限,实行严格的平等原则,参见田飞龙:《瑞士高等教育平等机制制度考察及其启示》,《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xxix] 如强世功就明确主张“区域自治”而非“民族自治”,这又引出新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民族”背景下的“区域自治”和普通汉族地区的地方自治之间的制度平衡性问题,剥离“民族性”之后如何提供新的关于边疆特别制度安排的正当理由,以说服汉族地区接受之。同前注③申欣旺、陈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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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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