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清:正义的优先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4 次 更新时间:2010-11-06 15: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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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清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在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之于思想体系。一种理论不管多么雅致和简洁,如果不是真的,就必须被抛弃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如何高效和有序,如果不正义,就必须被改革或废除。”[1](P3)这一论断通常被称作是正义的优先性论题。正义的优先性论题指向的是正义作为一种价值或原则在价值体系或道德原则框架中的优先性地位。更具体地说,当其他价值或原则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它们必须为正义让步,必须让正义的要求得到优先满足。

  正义的优先性论题在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就批评者而言,哈佛大学政府管理系教授桑德尔可谓贡献良多。他的成名之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限度》就是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系统全面的批判。在这本著作中,桑德尔对正义的优先性论题给出了一系列反驳意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桑德尔的批评意见,并试图给出一种较为有力的回应。通过这一考察,我们希望可以有助于认识正义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正义在优良生活和优良社会建构中的作用。

  

  一

  

  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限度》这本著作中,桑德尔针对罗尔斯的正义优先性论题提出了以下一些批评意见:其一,正义无条件的优先性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环境的论述不相容,正义的环境只能支持一种有条件的优先性。其二,即便我们假定正义的优先性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层次上是成立的,这也不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共同体。在一些更为亲密和团结的合作体中,正义并不具有如此的优先性,甚至根本就无需正义规范。其三,正义的重要性程度是与正义环境的满足程度成比例的。布坎南将这一命题称作是相称性论题。[2](P877)其四,正义只是一种补救性的品德。如果有待正义补救的状况没有出现,那么,其他的品德就会占据优先性的地位。其五,正义的补救性特征使得我们无法断言正义的滋长必然意味着道德进步;如果正义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道德进步,那么,在某些情形下,正义就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恶德。[3](P30-34)

  以上的这些批评意见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具体分析的时候,将会把某些论断合在一起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桑德尔并非单纯地挑战正义的优先性,而是从根本上质疑正义的重要性和价值。

  首先来看第一个批评意见,即正义的优先性是否与正义的环境相融合。正义的环境指的是使得正义美德和规范能够发挥作用的条件。①这些条件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无论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都包括很多方面,但主要来说,主观条件指的是人们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客观条件则指的是外物的易转移以及它们比起人类的需要和欲望来显得稀少。[4](P534-536)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进一步修正了他的说法,将正义的条件更严格地概括为主客观方面的中等程度的匮乏。②休谟认为,只有在这些条件具备时,正义才会被想起并发挥作用。他认为,通过变换正义的主客观条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假如将大自然的馈赠和恩赐增加到足够充沛的程度,所有的人们根本无需任何勤奋和劳动,就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就能过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式的生活,那么,在这样一种幸福的状态中,正义这一警戒性和防备性的品德就决不会被想起,相反,其他的社会性的德行如慈善和仁爱就会兴旺发达。[5](P35)同样,假如能够扩展人们的心灵,使其充满友谊和慷慨,假如人们能够像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关心同胞的利益,把他人当作另一个自我,那么,人类就将变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正义就会完全丧失其用途。

  如果接受休谟关于正义的条件的论述,那么,正义看起来的确只是一种有条件的美德,无法享有无条件的优先性。桑德尔正是据此批判罗尔斯的正义的优先性主张。在他看来,如果正义的优先性要依赖于某些经验性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很难明白如何认肯其无条件的至上性。除非罗尔斯能够证明正义的条件在所有的社会中存在,而且其存在的程度足以确立正义总是优先于其他美德,否则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正义只有在特定的社会中才会具有优先性。罗尔斯不能单纯地认为我们的社会满足正义的条件,他必须为此提供相关的社会学的证明。[6](P30)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回应桑德尔的批判,一种指向桑德尔对正义优先性这一主张的理解,另一种则直接指向休谟关于正义条件的论述。

  首先来看第一种方式。我们认为,桑德尔完全误解了罗尔斯有关正义优先性的主张。这一误解是建立在与康德道德理论比附的基础之上的。与康德不同,罗尔斯并不追求道德法则的绝对优先性和普遍性,也不认为道德法则甚至适用于人类之外的理性存在者。他的正义理论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社会之中,提供的是适宜于人类社会及其存在者的正义理论。正义的优先性是建立在正义环境的基础之上的,罗尔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罗尔斯的正义优先性主张能否成立,而在于正义的环境在当前社会中是否得到满足。罗尔斯的确没有对此给出经验性的证明,但我们真的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吗?人类社会的当前状况能够超脱正义环境的制约吗?我们认为,日常的经验和常识性的判断就足以确立问题的答案,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罗尔斯才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

  第二种方式则是直接批评休谟对于正义条件和正义作用的理解。通过指出休谟正义观的缺陷,我们同时可以说明休谟的正义条件说的不完善。我们的目的在于阐明正义能够发挥作用的环境并不完全限于休谟所给出的正义的条件,而是也可能适用于其他一些情形。这一论述虽然无法确证正义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状况,无法确证正义的无条件的普适性,但却足以说明正义的重要性要远远超出了桑德尔的想象。③

  休谟的正义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财产为中心的正义观,这可以从他所提出的三条正义法则看出来。这三条法则为稳定财物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以及履行许诺的法则。[7](P566)他认为,正义的主要作用在于确立人们的财产权,避免因财权不明晰所带来的纷争和混乱。“划定财产、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是确立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而且在确定和遵守这个规则的合同成立之后,对于建立一种完善的和谐与协作来说,便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了。”[8](P532)休谟的正义观清楚地反映在他的正义条件说之中。他认为,假如外在的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人人都富足有余,那么,划分财物和所有权就失去了意义,正义也就无用武之地。他以水和空气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同理,假如人们之间没有猜忌、没有隔阂、无分彼此,人们的心胸中流淌着无尽的慈善和慷慨,那么,所有权的区分就失去了意义。家庭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在完美的家庭情形中,所有权的区分根本不可能被想到,正义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观念。[9](P35-37)

  财产的稀缺和争执的确是引发正义规范的重要来源,但休谟显然忽视了正义问题的其他向度。以正义的客观条件为例,我们可以反问休谟,在自然资源极度丰富的条件下,正义的观念是否就被放逐掉了?或者说,在财物纷争的情形被解决之后,就再无什么正义问题了?是否可以说所有的正义问题都可以还原为财物和资源的争夺?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即便在自然资源丰盈的条件下,我们也完全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形,有些人天生就有支配他人、统治他人的倾向和欲望,并非为了获取他人的资源,而是喜欢那种征服的感觉,喜欢有人能够完全隶属于自己,服从自己的威权,享受那种高高在上的滋味。这是不是一种不正义呢?在我们看来,大概很少有人认为,正义应该对此不管不顾。在现代社会中,很多问题都无关乎财物和资源的争夺问题,如某些宗教团体对自己后代的教育问题、少数文化的权利和自主性问题。如果对现代社会中正义问题的多样性保持敏感的话,很少有人会武断地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假象,都可以还原到最后的资源和财物问题上去。

  再来看休谟的正义的主观条件。在休谟看来,假如人们之间的友谊和慷慨达到足够的高度,正义就将变得无用。也就是说,在一个普遍利他主义的社会里,正义就会被其他更为高尚的品德所取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休谟呢?最简单的回应方式是,一个普遍利他主义的社会只是一个虚构,当前的人类社会距离这一虚幻的社会过于遥远,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设想这一社会究竟是否需要正义。我们无法像休谟那样断言这个社会无需正义,而只能说它可能需要正义也可能不需要正义。如果根据当前的社会来测度这一理想社会,那么,它很有可能还是需要正义。我们只需追问一下,利他主义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否必然是一个和谐无间的社会?利他主义者在从事利他活动时是否跨越一定的边界,将自己变成家长主义者?利他主义者是否必然会对共同善的构想、对实现共同善的途径和方式达成一致的意见?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慈善与仁爱这些更高等级的利他主义情感自身是不自足的,因为假如这些情感关注的对象彼此冲突,它们就会变得茫然不知所措,因而就需要正义规范来调整和裁决这些情感的方向。[10](P190-192)就休谟所给出的婚姻例子来说,很多夫妇之间可能的确不存在关于财物的分割问题,因此,也不存在休谟所说的正义问题,但并非就完全不存在其他正义问题,如家务劳动的分配问题、孩子的抚育问题等,夫妇之间并非就不会发生任何冲突,并非不需要任何公平程序来裁决可能的冲突。

  休谟正义观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完全是一种以财产为中心的正义观,简化了复杂的正义问题,忽略了正义的其他领域,尤其是没有关注到正义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个体的平等权利与尊严问题。如果说正义理论真像德沃金所说的那样,旨在给予社会中的成员以平等的关照和尊重,那么,休谟的正义观就存在重大缺陷。

  

  二

  

  我们进入桑德尔的第二个批评意见。这一批评意见的内容是:即便我们假定正义的环境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能够满足,但它却不适用于其他一些中小型的共同体,像家庭、部落、邻里、城市、乡镇、大学、商贸协会、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诸多的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相似点是共同体成员或多或少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目标,呈现出亲密和团结的关系,正是这些特征使得正义的环境,尤其是主观的环境相对缺席。[11](P30-31)桑德尔据此认为,在这些团体中,正义并不具备罗尔斯所声称的那种优先性。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明休谟关于正义环境论述的不足,在此要具体地进入正义所要处理的复杂问题以及正义所具有的多重作用。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桑德尔误解了罗尔斯的正义优先性主张。罗尔斯明确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他明确地区分了正义的不同主题,认为正义原则的制定必须参照这些主题的本性,没有普遍适用的正义原则。他认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有可能不适用于一些私密性的团体和小型的社会群体[12](P8),像桑德尔所列举的这些共同体。罗尔斯不认为他的差异原则可以直接运用于这些团体。因而,并非如桑德尔所指控的那样,罗尔斯倡导一种无区别的正义优先性。

  即便罗尔斯没有这样的论述,我们还是可以阐明正义在这些中小型共同体中的优先性。这一阐述主要基于两点思考。这两点都植根于正义的独特作用。先看第一点。即便我们假定桑德尔所给出的共同体的确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共同体成员之间关系和睦,亲如兄弟姐妹,但我们仍要追问这一共同体是如何达成的,如何对待那些希望脱离这一共同体的人们。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第一种方式是具有共同目标和旨趣的人们相互吸引,彼此欣赏,最终走到了一起,确立一个旨在促进其共同事业的共同体。这一模式相容于正义原则,相容于个体的平等权利和自由,以自愿自主为基础。另外一种模式则是通过限制共同体成员的活动,限制他们的教育模式与精神世界来达成的。通过设置特定的教育课程,限定特定的活动场所,人们可以轻易地钳制其他人的思考和想象,使其认为他们所知道、所经历、所设想的就是生命的全部可能性,而无法知道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在一些宗教团体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现象是否要求正义的矫正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当今政治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理论能够断然否定正义在此问题上的相关性。

  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争议性,我们不如换一个案例。以家庭为例。假定一个家庭中夫妇关系和睦,夫唱妇随,其乐融融。但实现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女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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