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盛洪 高放: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2 次 更新时间:2010-11-04 1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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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年,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策略,的确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当市场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们并没有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此被搁浅,甚至被视为敏感话题不予公开讨论,结果造成了经济领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时至今日,温家宝总理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被赋予了不可错过的改革机遇。那么,政治体制改革从哪些方面制约了经济发展?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很多经济问题,为什么经济领域本身无法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到底在哪?就这些问题,《新财经》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高放和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

  

  政治改革滞后制约经济发展

  

  《新财经》:改革之初,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时提出的。但是,后来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往前走,政治体制改革却滞后了?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茅于轼: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合理总是需要改的,问题是怎么改?什么时候改?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搞深圳特区的时候就开始提了,当时确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先不改,经济体制先改。

  这样改比较容易,确实收到了效果。问题是,经济改好了,政治老不改,矛盾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盛洪: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比如老百姓的就业自由、创立企业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经济自由,同时也包含了政治自由。经济改革本身有很强的政治含义。改革开放前,经济完全被政府控制,老百姓在政治上有不同的看法是很难表达的,经济命脉被控制在政府手里。老百姓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很难有政治自由。所以,这些年虽然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但实际上,政治方面的大环境比以前更宽松了。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清醒的。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有完善的政治制度,政府要想提高和巩固自己的执政能力,对其政治制度应该不断进行改革。

  但是,我们在当初改革开放的策略上,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暂时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策略在改革初期也不是完全错误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政府部门退出——市场不断扩大——民营企业不断进入的变化过程。上面说过,这一过程也有政治含义。等市场初步形成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继续。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政治体制不改革却渐渐变成了一种基本的态度,或者说是基本的取向,被固定了下来,这就错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市场制度基本建立了,同时使许多公权力因市场规模的空前扩张显得比以前“值钱”了,官员们就更有倾向利用公权力去牟取私利。这个时候就应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没有启动。造成了很多行政部门的权力没有被明确限定,它们不断利用这个弱点来扩张自己的行政权力,去干预市场,利用行政权力从市场中获得不应该获得的垄断权,还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审批。特别是近十年,很多部门越做越大、利益集团越做越大。这些垄断企业做大了以后,侵占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政治体制不改革造成的非常糟糕的结果。

  

  《新财经》: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角度,可不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制约了经济基础的发展?

  

  茅于轼:马克思的理论是不错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的实际情况用不着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也看得清楚。比如政治上的问题,利益问题,立场问题,我们越来越清楚了。

  

  高放: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它对经济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过去,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有片面的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总结了新的历史经验后,非常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所以,恩格斯提出:重要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合力,是几种力量组合起来推动的。历史的动力不是单一的,除了经济基础之外,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在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经济很落后的国家,但是,从1949年到1956年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就改造完成了,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原因很清楚,这期间,我们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也要有一个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也不行。现在,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时发现,改革开放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超出了限度。超出的限度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顾及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所有制应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逐步改变,但我们超过了这个限度,生产力发展不够,就急于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改变所有制。所以,给后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要着重生产力的发展,不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但是,三十年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还有缺失,使经济发展走偏了路。我们的上层建筑没有端正自己的作用,让国有企业大力发展,垄断盛行,也让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民营企业家跟政府权威部门进行勾结。总之,我们现在不应忽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应该正确发挥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的反作用,使经济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考虑的是少数人利益

  

  《新财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也是一条市场经济道路,但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就造成了政府部门自觉不自觉地强化政府的权力,甚至利用改革的名义来扩大权力。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有哪些利弊?中国如何才能走上真正的市场化道路?

  

  茅于轼:中国特色,就是政治上保持专政,开放市场,这条路在改革初期有它的优势。首先,最重要的优势是政治稳定,三十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稳定的,像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这些国家的政治都很不稳定。而中国就没有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一百多年来政治都没有稳定过,只有这三十年,稳定下来了。

  其次,政府主导有它的优势,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的高速公路、码头、飞机场,如果完全靠市场,没有政府主导,在建设时间上要加一倍。像印度的基础设施,到现在也搞不起来,印度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超级市场,印度要修条高速公路可难了,到处都有反对的。

  但是,政府主导型的方式,现在看是越来越不行了,矛盾越来越多。改革初期,政府主导是一条有利于市场的道路,因为那个时候的政府与现在的政府还是有区别的,以前的政府还是想着老百姓的利益,现在的政府想的是共产党的利益。所以,一个政府总想着自己的利益,怎么能搞得好?这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

  

  高放:真正的市场化道路要有民主政治的配合,要有健全的法制基础,还要有舆论的自由配套。市场经济中,新闻自由和健全的法制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健全,最核心的就是民主问题,民主是以自由为前提的,没有自由的民主就是打折的民主。

  

  《新财经》:如茅老所说,现在的政府与以前的政府已经有所区别,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府的这种变化?

  

  茅于轼:是因为我们缺乏民主,权力没有管制。如果是选举制的话,就不会有这些变化。如果官员老顾着自己的利益,肯定会被选下来的,我们没有选举制,所以就没有办法。

  

  高放:政治体制改革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际行动。尽管我们一直在实行民主选举,但实际上打了很大的折扣。真正的民主选举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提名,现在都是自上而下的,完全倒过来了,这怎么能代表民意呢。就拿现在的区人大代表来说,我在东城区住了几十年,每隔三四年,区人大代表就要改选一次,代表候选人我从来没见过,也不认识,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代表谁说话。

  

  《新财经》: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深意也是考虑了改革的渐进性。现在,一部分人的确富起来了,但并没有带领大部分老百姓都富起来,这是什么原因?

  

  高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靠城市的劳动和创新的劳动,这样的致富应该给予鼓励。现在一部分人是靠关系,靠官商勾结富起来的。而大部分老百姓却处在“三低”的状态——低工资、低人权、低地价。

  现在,房地产的问题非常严重,政府用低价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收购上来,一转手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开发了以后,又把房价提高一大块。我现在带的博士生,毕业了之后很苦恼,找到了工作却没有房子住,在北京租一间小房子一个月1600元,一个月工资才2000元,所以,房地产问题是政府决策的一大失误。但很少有哪一届政府承认自己有错误,实际上一些决策确实是错误的。

  我在北京遇到的出租车司机,都说我们太缺少民主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对于现在的政策非常有意见,他们一个月要交7000元的租金给老板,自己辛苦一个月所剩无几。这些出租车公司都是通过跟官方勾结成立的,去银行贷款5000万,说贷就能贷,买几百辆汽车,搞一个出租公司,这些老板自身既没知识也没技术,顾几个人看管,坐收渔利。这都是决策不民主造成的。

  

  经济问题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新财经》: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现在浮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很多经济问题根本没办法从经济领域来解决。根源是什么?

  

  茅于轼: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权力太集中,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计划经济要回潮,国有企业在加强,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市场影响受到限制,司法不公正,等等,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表现,不是经济本身能解决的。

  

  高放:现在在经济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讲了很多年,为什么总改变不过来?还有那些垄断行业,不仅领导的待遇非常高,连工人的待遇也比普通行业高出很多,这是很不合理的,都是缺少民主决策的结果。民主是党的文件中讲的,现在都做不到。所以,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两个世界: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就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上说的都是对的,比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但到了现实的世界却根本做不到。

  之前,在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乡镇选举的试点,但试点了以后为什么不推广?还是害怕。如果真正是为人民服务,还怕什么?选举还能选出乱子来?当年邓小平下决心搞特区,有人也害怕会出乱子,但还是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闯过来了。政治体制改革也一样,要胆大心细。

  

  盛洪:政府是一个大概念,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等部门,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政府是狭义上的政府,是指行政部门。比如“国进民退”其实就是行政部门权力过大造成的。1999年曾出台过一个石油部门的“38号文件”,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的一个文件,从法律程序上讲,这个文件的级别是很低的,但竟然实施了这么多年,造成了石油行业的垄断格局。

  基本的决策程序应该通过立法,形成法律文件,立法要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机关。国务院办公厅本身就是一个行政机构,但现在很多时候其权力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立法机关了。另外,在分配问题上也存在很多不公,国有企业不交地租,免费占有国有土地,这也是行政部门决策的一个巨大失误。所以,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新财经》:既然中国的很多问题是政治制度和宪政问题,那么,宪政问题在中国是如何表现的?

  

  盛洪:宪政是一种基本原则,或者说是权力的来源问题和权力的界定问题,是与几种权力互相制衡的问题。从宪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是要崩塌的,因为我们现在把权力的来源问题给搞颠倒了,这是特别大的问题。比如,最近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人大代表法》,要限定人大代表的权力。人大常委会是人大代表选的,他们的权力来源是人大代表赋予的,人大代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按照字面的理解,中国是人民主权的国家,它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具体方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常的顺序应该是:人民赋予了人大代表的权力,人大代表又赋予了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人大常委会赋予了国务院的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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