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市场经济的法律解释

——广东泛三角洲论坛——中国趋势系列专家报告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3 次 更新时间:2004-07-30 08: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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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到广东来给大家作一个学术交流。我今天的题目是用了我最近刚出的一本书的名字,(书的副标题是企业管理学)但是今天我讲的跟这个题目有一点小变化。

  

  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讲政治制度和社会的转型,第二个问题讲中国市场经济法律的失衡,第三个问题讲中国法律体系和中国的法制改革。

  

  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北京的学术界非常活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经济学家纷纷关注法律问题,像吴敬琏教授、樊纲等等都是经济学家,最近在很多场合、小型的会议上,都大谈法律问题。我们法学家感到非常有意思,为什么经济学家近两年来非常关注法律问题?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前几年,我们国内宣传比较多的WTO,没想到突然发现我们加入WTO,实际上还有一个15年的限制。我们虽然已经加入WTO的“世”,但是我们没有加入市场经济的“市”。温总理前一段时间访问欧盟的时候,跟欧盟的国家主要是谈市场经济的问题,美国也在和中国就“中国形式的市场经济形成”谈判。

  

  这两个事情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这都跟中国整个社会的转型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现在主要的观点,在国际上非常多,原来经济学界有所谓“十大观点”,最焦点的两点是“中国崩溃论”,美国一个律师张家山写书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觉得中国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都很糟糕。但是政府,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外国政府,学术界特别是我们经济学家们,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这么多年的改革是成功的。为什么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有这么大的不同的、对立的、完全不一样的认识呢?现在,不管中国经济改革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暂不做这样的定论。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在未来40—50年,中国的经济仍旧保持高速的增长。

  

  中国为什么目前走到现在这个状态,要注意中国改革的战略,中国的改革战略究竟是什么?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认为中国今天经济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渐进改革之路。说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好,或者说中国采取了比较平稳的慎重的改革策略也好,就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渐进之路。这个观点的代表在美国、中国都有,在中国的代表是樊纲。中国与前苏联的巨大区别,苏联实际是休克疗法,一夜之间进行了彻底改革,而中国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这是中国走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观点是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他认为中国改革走了一个“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道路,从最脆弱的部分、最容易突破的地方改革,比如说农村改革,从凤阳18个农民先包产到户开始,从中国改革从传统政权势力最不关注的事情开始,从这个战略最后接触到中国改革的最核心关系开始。这个关于中国改变的两点解释。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解释只是谈到中国改革的方法和途径,并不对中国改革战略的一个概括。中国的改革战略究竟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一直在走了政策之治,中央政府通过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来推进中国的改革,这是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的最主要的原因。

  

  大家看到,中国出现了很多国家都没有的高速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GDP的增长幅度在全世界一直名列前矛,26年的改革带来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出现了大量的问题,特别是微观方面的问题:“三农”问题、两极分化的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下岗的问题、腐败的问题。这是中国完整的改革的图景。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个图景?就是因为中国选择了一条政策之治的道路,这是中国改革的主线。政策的特征是短期化的、灵活的、就事论事的,遇到障碍、具体问题就采取对应的一些对策的。中国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争论,中国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26年的改革就是一个政策之治。

  

  到了今天,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处在巨大的历史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中国改革的下一步路径实际上是要完成一个从政策之治向法制之治的历史转变。我讲的法治的“治”,不是“制度”的“制”。

  

  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社会转型,中国这个转型当中之所以有这么多深刻的矛盾,看我们的证券市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国有很多基层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怎么产生的,成就又是怎么取得的,这都跟我们26年改革的政策之治有关系的。关于政治之治,我就不说了,这有一本书,我专门对什么是“政策之治”做了一万多字的描述。

  

  我国社会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人治、政策之治向法治转型的阶段。在解放之初、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处于人治阶段。26年改革,人治的影响力还存在,但是更多的是通过“政策之治”这种治国理念方式来表达出来的,这当中也渗透了一点法治的理念。由于它不是完全的人治和完全的法治,“政策之治”有非常强化的政治特征,“政策之治”主导了我们的改革。像大家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在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都跟“政策之治”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密切相关。中国下一步如果不能完成从政治之治到法制之治转型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就会出现重大的问题。

  

  第二部分是我想重点讲的,就是市场经济与法律的失衡。大家看到,正是因为这套“政策之治”,我们整个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虽然我们走了26年的改革路径,也宣称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要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可以看到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瘸腿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和市场经济相应的市场经济的基石。这个基石,它包括商业的传统、公民的意识和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最严重的表现是市场经济法律的失衡。

  

  市场经济法律的失衡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有关市场经济产权方面的法律,基本上是缺乏的。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但是与市场经济产权方面相关的法律是缺乏的。“十六大”的会议上专门提出了:建立“产权清晰、权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化的城市。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现在基本上是空缺。涉及到产权方面的法律,这几年在学术界、司法界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变化,但还是不够。和市场经济产权相关法律有哪些呢?当然,最大是宪法。这次修宪初步解决了在法律条文上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框架问题,但这仅仅是条文上。我们几十年前就在说,要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讲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当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现在这次修改宪法,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修改的具体条文上,放在第12、13条——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上。但是私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一个延伸。人权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财产权仅仅是经济权利的一部分,所以它不是孤立的,这个修整对整个市场经济是非常关键的。虽然我们修改宪法规定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宪法改了没多久,北京、四川就有老百姓拿这个《宪法》条文到拆迁办、去找地方小政府——就是地方的政府强制拆迁,老百姓说这是我们宪法赋予的权利,我要得到保护、这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们不能说有了宪法的条文规定,我们的私有财产权就建立起来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侵犯老百姓的财产权、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事是大量存在的。因为宪法是不能诉的。我们一直在讲《宪法》要司法化。《宪法》在各级法院不能作为起诉的依据。你说我依据《宪法》——公民有享受教育的权利,而你的单位说你工作没有满5年不让你去考研究生,这是不是侵犯教育权,依据宪法去告他们行不行?法院不受理,说没有这个先例,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虽然有了宪法的规定,但是宪法如何操作,老百姓怎么起用这个《宪法》?我们说宪法是母法、是基本法,但是侵犯国家基本纲要的行为不能去诉讼,这叫什么基本法?特别是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这方面的法律是缺乏的。这也是涉及到市场经济契约的一个基石。

  

  涉及到产权的还有什么?在宪法以下这一层法律中,问题就更多了。我们缺乏很多基本的法律。我们最近在制定《国有资产法》,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什么叫“国有资产”?不知道!哪些是“国有资产?不知道!但是在中国国有资产又无处不在。我也是国有资产小组的成员,讨论中我又发现不少问题。包括现在的政府部门和我们的一些学者,把国有资产完全限定在国有企业的资产,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现在,中央国资委管的国有资产是非常小的一块,国资委是不是真正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从法律的角度讲,我可以把它划四大块。从民法角度讲,就是物权。物权就是包括三部分资产:第一块是经营性资产,第二块非经营型资产,第三块是资源性的资产。现在国资委管经营性资产中的一小快,就是国有工业企业、流通类企业的资产。但有些没有管到,比如说金融类的国有资产,现在“工农建交”这四个银行的资产是由党在管。还有社保理事会,很多经营性的资产,国资委没有管。

  

  第二类,非经营性资产涉及到三块。

  

  第一块是政府的资产,我们在全国有这么多政府机构,它占的国有资产非常大,包括政府的大楼,政府的办公设备。在一些地方,地区政府盖的办公大楼非常气派,投资是很惊人,我最近走了几个地方的政府,有的政府大楼征地面积比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都大。有没有从国有资产这个角度来考虑过?为什么他能搞得这么大,这里面很多问题,我们和国有资产管理,预算经营有关系,这里仅仅讲这跟市场经济的产权是有关系的。

  

  第二块事业单位的资产。中央编制上有统计就是的3000多亿,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现在基本上没动,现在改革才刚刚开始。有的事业单位比政府还厉害,权力比政府大得多。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都是事业单位,国资委也是事业单位。他的权力比任何一家政府的单位的权利要小吗?他本身是一个政府部门在行使中央政府赋予他的一些行政职能。我们还有更多的事业单位比如医院、学校、科研院所。我们现在进行两类事业单位的改革。一类是经营文化类的事业单位,像东方歌舞团、剧院等场所经过改革。另外一类是医院的改革。现在公立医院的股份化改革,在我们的上海、四川、广东开始了,改革刚刚开始萌芽。但事业单位的相当一部分资产是国有资产。

  

  第三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文物历史遗产。我们讲经营资源、非经营资源都是国有资产,第三块就更大了,就是资源性的资产。什么是资源性资产呢?包括河流、矿山、森林、滩涂、海洋、土地等等,传统的中央政府在治理社会进行经济控制的时候有两个手段,一个是货币,一个是政策。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有一个特例,就是资源的调控,特别是土地资源的调控,这是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也没有这个能力实现的。以前的政府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次温家宝总理发现了。我们说我们实行最严格的土地政策,我们的土地根本不是国家所有,是省级所有、市级所有,县级所有,最后是个人所有。土地搞成十几个名目的大学城、旅游城、经济开发区等等,以各种名义经营城市。我一直反对经营城市这个口号的。经营城市从大连开始的,什么叫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什么叫经营土地?就是卖国家资产,卖国家的土地,肥自己。你搞一个绿化工程、亮灯工程,你的政绩上去了,这一看GDP好像上去了,经济好像是换了面貌,但是一个草坪的建设,这个代价是巨大。地方政府原来看到了国有的资源性资源的用处,所以,所谓发达地区,很多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现在再这样做,宏观调控就给“一刀切死”。但是圈地运动、圈地耕地、滥用国家的土地,钱权腐败猖獗。

  

  我想资源性资源这一块的改革刚刚开始。昨天看到一个报道,国家开始对森林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对分离的经营,将来我们有河流、海洋、滩涂等等,从而没有人注意它。在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强制拆迁强占农民耕地。在非典的时候有很多人跑到北京上访,其中80%是因为土地的拆迁和对农民耕地的侵占造成的。

  

  国有资产物权这一块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块物权。第二块我们叫总物权,就是矿山的采取权,河流和海洋的捕鱼权,这个总物权,现在很多企业就拿这个特许权,就可以合资、倒卖。第三块是债权,拿国有资产借债,这也是国有资产。第四块就是国家的无形产权,涉及到国旗、国徽,包括中国这个字号。现在很多企业用这个字号就是钱,这些都是国有资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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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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