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5 次 更新时间:2010-10-30 14: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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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一、引言:为什么要重读文本?

  

  今天主要讨论鲁迅早年用古文写作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破恶声论》。这篇论文于1908年的年末发表在《河南》杂志,至今一百年了。从中学开始,我们就会在语文课本中读到一些鲁迅的文本,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小说、散文、杂文、散文诗等等。为什么我们要读这篇以古文的形式写作的、极为难懂的论文?

  对于一个文本,我们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读法。一种读法是把文本看作历史文献,通过考证和研究,追踪文本形成的线索,以及它在历史的脉络里面的意义,进而了解整个历史变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文本基本上是了解历史的线索和材料。这种读法在历史研究中最为常见,人们已经发展出阅读历史文献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另一种读法与此有所不同,更注重文本本身的理论内含,以及文本提出的概念、范畴、命题等等对当代的意义。也就是说,第二种读法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时间的味道在里面。在我们阅读经典文本的时候,这两种方式常常是相互交叉,但也各有侧重。经典之被认为是经典,就是因为它包含了产生经典的时空的意义和再解读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各种解读的过程,经典不大可能成为经典。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把传、注看作是经典得以产生的前提,也就是说,经典与传、注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时间性的关系,像通常人们说的那样,先有经典,后有传注,而是恰恰相反,古典文本是通过后人的传、注才成为经典的,否则,《春秋》就只是"断烂朝报",《诗经》无非民间歌曲之汇集,《易经》也不过是占卜之书,《尚书》至多只能提供后人了解历史的线索而已。因此,不是经典产生传、注,而是传、注创造经典。这是一种经典文本的系谱学观点。

  文本的复活是通过阐释活动完成的。文本存在着超越时空的潜力,但并不能自发地超越它的时空,因此,文本成为经典,即成为一个活的文本,不但是阐释活动的结果,而且也一定会成为一个事件。在文本得以产生的事件与文本成为当代经典的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连续性,它依赖于我们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文本与事件的关系因此包含了两重意义:一方面,事件的发生常常是偶然的,如果没有文本对于事件的阐释,事件就是偶发的事情,它无法构成一个改变时空关系和意义系统的事件。比如,如果没有有关革命的讨论和建立民国的种种设想,武昌起义不过是无数兵变中的一次;如果没有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对于社会主义、民族自决和帝国主义时代的阐释,十月革命也同样只是一次有限的武装哗变和叛乱;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也不只是事件的产物,而是事件成为事件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重新激活文本的行动,或文本被重新激活的现象,势必产生于一种独特的历史情境之中;一旦一个文本被创造成为经典,即对我们的生存产生意义的文本,这个行动及其后果也就会产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就经典的产生也是意义的产生而言,它本身构成了事件。

  回到开头的问题:鲁迅的许多作品已经被公认为现代中国的经典,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么一个难读的、并未被经典化的文本?在读完了以后,我们可以重新回过头来认识它的宗旨。正如本文的副标题所示:这篇文章可以视为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独特回答。启蒙到底是什么?是民族觉醒,抑或世界主义?是民主共和,还是个人自治?是破除迷信,反对宗教,或者世俗化?是权利的自觉,还是内在性的呈现?此外,谁是启蒙者?启蒙是精英对大众的召唤,还是人与人的相互激发?召唤或激发的媒介是什么?《破恶声论》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独特的回答。

  

  二、何种古文,哪一种对立(应)物?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文本的形式入手。这是一个古文文本。要了解这个古文形式本身的意义,首先需要解释《破恶声论》发表时的背景。鲁迅在日本时期发表的文章大概分布在两个时期,全部采用古文的形式,但前后两个时期有区别。第一个时期是1903年前后,第二个时期是1907-1908年前后。1903年前后,他发表了五篇文章,即译作《哀尘》(雨果)、《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地底旅行》(部分)和《说鈤》,除了介绍新的科学发现、研究中国的地质矿产资源外,主要的倾向是激励尚武和爱国的精神,所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1]这些文章全部发表在《浙江潮》月刊上。《浙江潮》由日本东京浙江同乡会创办,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蒋方震、马君武等人,撰稿者中除了这些人外,另有陈桄、陈威、沈沂和鲁迅等。[2]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与这个圈子熟悉,参与了编辑工作,这些文章是由他邀约去,有案可稽。从古文形式看,1903年前后的文章比1907-1908年的文章要流畅、易读一些,也与通常所说的文言形式比较接近。

  1907-1908年是鲁迅在日本时期的写作高潮期,计五篇长文和一篇译述,全部发表在《河南》杂志上,即《人间之历史》(第1期)、《摩罗诗力说》(第2、3期)、《科学史教篇》(第5期)、《文化偏至论》(第7期)、《裴彖飞诗论》(译述,第7期)和《破恶声论》(第8期)。这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的时期,他从仙台回到东京,经历了创办《新生》失败之后的寂寞。关于这个"寂寞"的叙述,最为详尽的是《〈呐喊〉自序》,按照鲁迅的说法,他应钱玄同之邀为《新青年》写稿,就是同感于前驱者的"寂寞"。我们稍后就会讲到,《破恶声论》开篇就说中国是一个"寂漠之境"。不过,《破恶声论》中的"寂漠"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而《〈呐喊〉自序》中的"寂寞"是一种对于"寂寞"的主观感受,即寂寞感,但两者是相通的。对于"寂寞"或"无声的中国"的痛恨,以及打破"寂寞"或"无声"的状况的努力,是全部鲁迅文学世界的贯穿始终的主题。

  《河南》是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07年12月,由刘积学为总编辑、张钟瑞为发行人,鼓吹革命。这份报纸的前身是1906年11月创刊的《豫报》(1906年11月-1908年4月)。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等报刊围绕革命与改良的论题大战之时,《豫报》刊发两方的文章,引起同盟会成员的不满,曾昭文、朱炳麟等以资金不足为由停办《豫报》,另刊《河南》: "本报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为宗旨",[3]而"今日我国最大问题,有过于中国存亡者耶!""为生为死,即在今日;为主为奴,即在今日。"[4]《河南》阐扬的公理包括:生存竞争,天演公例,爱国心,实业救国,地方自治,国民主义,反满,反立宪,等等。杂志第九期刊行后,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被日本政府封闭,发行人张钟瑞在拘留数日后被革除留日官费学籍。[5]

  为什么鲁迅会给《河南》写文章,有两个说法。日本学者木山英雄(Kiyama Hideo)说,"鲁迅与周作人当时的主要作品发表于紧步章炳麟之后来日的刘师培所编辑的《河南》"。 [6]其时鲁迅与章太炎过从较密,而刘与章一度过从甚密。刘师培于1907年2月抵达东京,与幸德秋水(Kotoku Shusui )等日本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接近,也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与张继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后改为齐民社),提出:

  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拟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搜集东西前哲各学术,参互考核,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又虑此主义之不能普及也,故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斯旨。[7]

  也是基于这样的宗旨,这年六月十号,《天义》创刊,刊行了19期。这份刊物最初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主张"女界革命","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曰天义。"[8]从八、九 、十卷合册开始,《天义》的宗旨有所改动:

  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近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9]

  1908年4月,何震、刘师培另刊《衡报》,以"颠覆人治,实行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为宗旨。[10]这两份刊物与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在法国创办的刊物《新世纪》是这一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性刊物。《破恶声论》的主题之一是对"世界人"的批判,其中就包含了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木山英雄没有具体说明刘师培与《河南》杂志的关系和相关证据,他大概是以周作人的回忆为据的,但后者曾明确说稿子是由孙竹丹拉去的。据历史学者考订,孙竹丹是同盟会安徽分会会长,因谋杀不密而亡命日本,在革命运动中被害,尸体被肢解抛入大海,时年29岁。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1908年春间,许寿裳找了一所房子,预备租住,只是费用太大,非约几个人合租不可,于是来拉鲁迅,结果是五人共住,就称为'伍舍'。官费本来有限,这么一来自然更是拮据了,有一个时候鲁迅甚至给人校对印刷稿,增加一点收入。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实在可以这样说,鲁迅本来想要在《新生》上说的话,现在都已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11]他在《北大感旧录》中有一节专谈刘师培,特别声明在日本时并未与刘直接打过交道。《河南》杂志创刊于1907年12月,程克、孙竹丹等人参与编辑,刘师培大概也是被他们请去的。在东京留学生的革命运动中,地域圈子虽然很重要,革命动员和相互渗透更是常态,河南、安徽与浙江之别倒不是固定的。

  我们看到的《破恶声论》是一篇未完稿,发表在《河南》杂志的第8期上,时间是1908年12月5日。在此之后,《河南》杂志又刊行了第九期,即被日本政府查封前的最后一期,但《破恶声论》的后半部分并未见载。按照全文行文推断,鲁迅应该写完了全稿,很可能是由于《河南》被封,后面的稿子也就遗失了。也可能鲁迅没有写完,1909年他启程回国,未再继续写下去。鲁迅生前出版的集子,包括杨霁云帮他收集编出的《集外集拾遗》,均未收录这篇文章。《破恶声论》作为鲁迅作品首见于《〈集外集拾遗〉补编》,那时鲁迅已经逝世。这个工作是由许广平先生和我的老师唐弢先生完成的。在历来的鲁迅研究中,这篇文章并不受重视;在早期的几篇古文论文中,《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显得更为重要,阐释者也比较多。关于《破恶声论》,仅见的专题文章是日本学者伊藤虎丸(Ito Toramaru)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演讲稿,题目是《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与"科学"之关系》,刊载在1989年11月的《鲁迅研究动态》上。这篇文章着重讨论了《破恶声论》中的一个命题,即"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是一篇开创性的文章。[12]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说是对伊藤虎丸未完的讨论的继续。

  关于鲁迅日本时期的这些长篇论文和译作,他本人于1926年编选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坟》时有一段说明,他是这么说的: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原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或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文章。这是我做的吗?我想,看样子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现在为了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它,这样生凑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着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世间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的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就将他们忘却,而不料现在,他们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13]

  鲁迅在这里提到几个要点,一是文章长,简直是生凑;二是喜欢写怪句子和古字。他又提到几个被人忘却的诗人,即拜伦、雪莱、裴彖飞、密支凯维支以及易卜生、尼采等。最后这一点已经有学者做了很好的研究,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北冈正子(Kitaoka Masako)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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