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凯恩斯主义酿就管制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6 次 更新时间:2010-10-25 14: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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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自里根主义、华盛顿共识以来,政府之手从没像今天这样在全球经济体系里面受到推崇。所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新出版的《市场的逻辑》,显得更深具含义。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张维迎再一次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位亲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变革的学者,多次站在种种争议的风口浪尖,至今依然对市场经济矢志不移。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市场”产生种种质疑,他希望能化解众人的“误解”。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有不少质疑自由市场的声音,但你何以把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比喻成“卖拐”?

  

  张维迎:对,因为我要特别强调,市场是靠人运作的,而人本身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作决策可能会有错误。当出现这种错误时,恰恰就要靠市场成为一种纠错机器。

  正因为有这种机制,市场才会优胜劣汰,才会选择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我们容易犯一个错误,看到决策有错误时,就希望有一个全能的政府帮助我们不犯错误。

  其实政府也是人操作的,但和老百姓以及普通企业家不一样:企业家失误要承担责任,而政府很大程度上不必承担责任。由于政府本身很难承担责任,那么也就很难做出最好的决策。因此政府作决策时,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产能过剩,更多的资源浪费。如果只有一个医生,他把你的身体治得越糟糕,你就越要依靠他。所以我说,很多市场的失败就是“卖拐”卖出来的。

  例如环境问题,世界银行有一份研究,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恰恰是国家干预最多的国家。国家干预多了,每个企业都不会有树立良好声誉和品牌的积极性,那么它只管赚短平快的钱,不考虑长远的声誉。

  所以一般人觉得市场混乱就要靠政府,其实政府介入得越多市场就越混乱,最后就是恶性循环,这可以称为“管制的陷阱”。

  

  日报:惯常的理解是,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从制度上进行规范,是这样吗?

  

  张维迎:我不是说不需要政府,但政府绝对不要直接介入经济。确实,政府实际上要做的是制定一些规则,但保证规则的执行更重要。光制定规则,不执行规则也不行。

  例如最简单的扶贫问题。其实好多人都是有爱心、慈善之心的,我们都希望帮助别人,但政府需要给大家创造一个环境,要做好事,也要有机会去做好事。但在中国,这样做好事的机会却不多。

  

  日报:最近关于中国劳动力工资的价格机制问题比较受瞩目,这其中,提高最低工资属于政府机制,你怎么看?

  

  张维迎:以我的判断,工资问题依然是市场问题。如果你相信市场机制,市场的价格也是评估各种利益关系的杠杆。过去我们农村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长期以来工资压得低,但到一定阶段之后,企业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把工资往上拉。

  例如现在的保姆,这两三年工资翻番,甚至不止翻番。北京在四五年前就八九百块钱,现在是两千块钱。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对企业来讲,现在会出现劳动力供给、需求的变化。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新增青壮年劳动力每年都在减少,这当然会影响供给。现在大学生结构也在变化,找一个高中生的难度是找一个大学生的两倍,这些都会产生劳动力价格的变化。

  从需求的角度看,中国发展那么快,原来西部人口往东部赶。现在西部本身也在发展,当地就可以就业,那么也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

  我们希望市场更完善,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比如户籍制度,没有户籍制度限制的话,劳动力市场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日报: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大家就呼吁政府干预,正在进行的这轮房地产调控力度很大,你对此如何评价?

  

  张维迎:我的观点是,2009年就不该去刺激,房价掉的时候去加大投资,本身就不对,该掉就让它掉,该掉到哪里就让它掉到哪里。

  所以几个月前还在救市,现在又要去“压”市。

  

  日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政府都开始救市,将私人部门债务转移至公共部门,所以说政府之手在国际上的表现更为严重。

  

  张维迎:对,这样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私人的坏账转移到政府身上,短时间可以拖得起,长时间就不行了。

  

  日报:是世界经济的逻辑回归到了凯恩斯主义吗?

  

  张维迎:是,凯恩斯主义在危机中很吃香,那么多人在追随,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凯恩斯主义不占上风,我就不写这本书了。

  我们不要再“卖拐”,很多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认识很肤浅。比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市场的认识就很肤浅。但很多中国人愿意听他的,喜欢政府干预。

  

  日报: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

  

  张维迎:是否会二次探底不好说,但至少后面的问题非常严重,解决危机的办法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如果2001年美国不救市,现在世界的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当时只是一个小危机、小泡沫,后面可以再健康地前进。救助之后,低利率大量放贷,小泡沫变成大泡沫、大危机,就很难收场。

  在中国,是靠政府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拯救危机,最后恰恰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的波动成为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是在加大这个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平缓周期。

  

  日报:你预计2040年中国会出现体制改革,依据是什么?

  

  张维迎:一部分是推理,一部分是愿望。但事在人为,大体上中国改革需要时间完成从经济到政治的改变,一个大的历史转变,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40年,一共200年。

  任何改革都不能操之过急。我们的知识要通过过程才能加强,技术的东西可以弥补,制度需要不断栽培。打个比方,技术的东西像一棵树,移植过去就活了,制度只能用种子种下,种子发育需要过程。我相信未来30年变化会非常大,这种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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