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推进信息化与破除行政垄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7 次 更新时间:2010-10-25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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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一杯水,你喝了,我就没有了。一条信息,我给了你,我自己并没有损失它。1亿元钱生产出来的信息财富提供给亿万人,每个人只需要支付1元钱就可以,这就是信息经济中最妙不可言的地方。可是,要让1亿人、10亿人获得信息,有一个成本要付,这就是信息传输的成本。因此,一个国家的信息传输成本是高还是低,对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对它的人民,对不同的地区、企业能否享受到信息财富带来的好处,至关紧要。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和认识。1994年,成立了联通,引入了竞争。1998年和2002年,中国电信行业进行了第二波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信息传输成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大幅度下降。高达几千元钱的初装费取消了,电信资费在竞争中下降了,我们的电信普及率迅速上升到42%,对国民经济已经产生了重要的贡献。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还有58%的人停留在信息社会之外,尤其是落后地区。从资费的角度上,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信息传输资源之间的割裂还没有打破。《电信法草案》中提到的电信管理的范围,涉及语音、数据、图像,但我们现在还是割裂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源,应该放到一个传输平台上来竞争。

中国在有线电视中也有世界上相当领先的成就,有1亿宽带用户,语音和图像在技术上早就可以融合,各国的趋势是融合,可是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不在一个平台上传输。

第二,我们目前的电信基础服务领域,还是国有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之间的竞争。

第三,基础电信服务的牌照数量还是太少,即便是对已有的国有电信公司,发放也是不足。

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移动牌照只有两块,无论比我们大还是比我们小的电信市场,都不像我们这么少。中国香港地区700万人,6家有牌照。印度差不多有9块,印度全国分成多个区域,每个区域有4家在竞争。中国澳门地区有30万手机用户,有3家运营商。日本最少,有3家;美国有6家;英国有5家。举目四望,中国的移动牌照是不是发放得少了一点?

有的人担心,牌照发得多了,国外的投资人就不干。前几年我作过分析,我们不能让国外投资者把赌注押在垄断市场的预期上。因为靠垄断得到的利润不能持久,不是通过管理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来创造利润。

第四,是我们的生产率还很低。

如何降低电信传输成本呢?现在舆论在转向。好像中国的电信行业已经竞争过度。还时不时有一种传言,说已经拆分的企业要合并,以便提高中国的电信公司在世界上的地位。目前电信用户数增长很快,收入增长其次,利润上升非常慢。客户数目、总收入和利润之间有一个矛盾。所以有一些分析家认为,是电信市场的竞争太激烈了。

我的看法不同。价格降低了,并不会必然带来利润的减少,而是取决于电信公司进一步压缩成本的能力。压缩成本不是减少员工的工资,而是要靠技术创新节约成本。从生产率的现状分析,中国的电信公司还有很大的余地。

从全国来看,经济是一个共同体,一家公司的利润就会转化为其他公司的成本。中国移动公司去年有几百亿元利润,有利润是好事情,国有资产增值了,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投资,壮大实力。但是,这些利润含在价格中,它会变成其他个人、公司的成本。应该如何看待利润呢?如果这个市场是开放的,利润是一个配置资源的信号,哪里有利润,就会吸引投资。引入更多的竞争者,把利润削平,电信传输的成本也就降低了。然后再通过创新,逼迫所有的电信公司进一步创造新的利润。如果不是这样,电信公司的利润就会变成整个经济发展的障碍。

我一向主张在在电信领域主动地多发牌照,少管价格,但是现在的做法是价格管得偏多,不能发挥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而牌照又发得偏少。

最近,中国的经济形势在变化,相当多的要素价格在上涨。“民工荒”的含义,就是劳动力价格要涨;“拉电闸”的含义,就是电价要涨;土地价格也在涨。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面临着要素价格上涨的压力。要素价格的上涨,有的是短期的因素,如利率、汇率,随着校正会恢复正常。但是也有其他的长期因素,随着GDP的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就要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了,我们的竞争力怎么提高?要靠制度成本下降来对冲,来弥补。要进一步提高人的素质,就要提高生产率,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电信传输领域的改革,是应该提到日程上来讨论了。

中国的4家电信运营商,应该都给它们全部牌照。例如中国电信,多少年来就是不给它移动牌照,逼得它上什么小灵通。中国电信手里还有资源,就是450兆赫兹频段,它可以在农村地区以较低的价格,让很多低收入人口享受到移动通信的好处。但是现在的政策是固定电话公司不可以经营移动,怕搅了移动通信公司的局。

如果国有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一定要合并,我也不好反对。在合并的同时,是否可以考虑把电信牌照发给非电信企业,发给民营企业?发牌照的目的不仅是增加竞争,降低通信成本,而且还可以让电信公司对新技术的反映更加灵活。

我们看到,民航业的改革步伐超过了电信业。民航有三大骨干企业,可是允许小的民航公司存在。今年还通过规定,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民航业。刚刚去世的民营企业家王均瑶就承包了飞机,后来还参与了机场管理。同样是中国,同样是命脉产业,为什么我们的电信业就不能考虑引入更多的有效竞争呢?

最近,3G的测试刚刚宣布完成。你看看世界上,100多个运营商、48个国家、1?2亿人已经是3G的消费者。我理解,有关部门之所以不发放3G牌照,是为了更谨慎一些。我对3G牌照怎么发放没有发言权。但是,信息行业里面,新技术层出不穷,是有风险的,到底是集中做好,还是分散做好?我认为,高风险的事情分散做可能会好一点。

电信业的发展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已经在位的公司被已有的技术拖住,它要从已有技术中拿回过去的投资,后起之秀就有可能把宝压到新技术上。如此看来,我们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统一控制的市场,对于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的反应,就可能不足。

我要感谢中国的电信公司的一线业务员们这几年中的所谓“违规”经营。因为它们的违规经营,降低了通信成本,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更多的个人、公司、地区利用信息资源已经作出了贡献。是调整我们的政策,让合理的“违规”变得不违规的时候了。

200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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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周其仁著作《挑灯看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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