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重构

——民间传播机制的生长及其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1 次 更新时间:2010-10-24 20: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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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一、引 言

  

  有种意见认为,中国改革是典型的政府导向型改革,是以政府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变化和政府部门政策调整为基础的一个逐步展开和深入的人为设计的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改革的发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本身的运动,社会现实就是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原创力所在;而政府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变化和政府部门的政策调整,大都属于被动被迫的反应。易言之,中国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

  这样两种意见显然是相互对立的,前者强调改革的政府主动行为特点,而后者强调政府行为的被动性特色;如果说前者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变化所带来的观念变化和政策方针的改变作为改革发动的起点,那么,后者就是强调社会自身运动,既包括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又包括社会大众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生存问题而实际形成的创议性行动,才是改革的真正起点。然而,从另一个面向言之,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在一个特定问题上又是同一的:它们都没有否认政府在改革中的突出作用,尽管对于这种作用的发生时间和发生过程有不同的理解,它们至少实际上都主张在改革的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是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在这里,显然又引发出另一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意见实际上都不加分辨地主张,政府是有理性的,不仅如此,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无论是先机而发还是因势利导,政府也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同时,这样两种意见实际上还不加分辨地确认,改革的结果,不论是政府主动发起的措施还是政府被动采纳的主张,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式制度的创设而得到确定,因而也单面性地体现了政府理性的结果。

  对上述两种意见的分析在逻辑上就提示了一个新的认识前提,这包括有这样一些基本含义:第一、中国改革进程,无论是在其悄然的发起阶段还是在目前艰难的深入时期,显然是一种多元力量参与的复杂互动过程,单面性地强调社会自身的运动或政府主动的导向都不可能圆满解释中国改革;第二、参与中国改革的多元力量,特别是政府一方,当然是有其特定的理性的,确切地说,政府政策是依据其理性判断而采取的或调整的,但其最后结果未必就是这种理性的直接结果;第三、基于上述两点,还可以合乎逻辑地认定,中国改革作为一个持续漫长而又变化剧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本身会发生变化,其面对的社会也会发生变化;改革在其发展过程中会生发出在改革之初全然未曾出现的新的因素,换句话说,改革会在相当程度上创生出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新的机制。

  基于这样的前提,“市民社会”理论所提示的研究视角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尽管对于市民社会概念本身,学界还有着诸多争议;对于这样一个概念能否用于中国场景,学界的意见更加分歧。但市民社会理论所指出的方向仍然是具有足够的启发意义。作为一个用以刻划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伴生的多元的社会互动和相对于国家而日渐独立和自主的社会自组织现象的分析概念,市民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特别适用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就改革进程的国家维度而言,由过去“全权性国家”向多元力量国家的转型既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又是目前乃至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而就社会维度而言,改革在国家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方面所导致的变化实质上促生了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由此,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特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国家逐步放弃或实际退出了某些领域而在相当程度上交由市民社会自行管理,在国家有意扶持下逐渐生长起来的市民社会开始拥有自己的空间;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日渐获得自身的独立与自主,特别是经由各种手段争取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并开始有意识地与国家讨价还价以进一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这种互动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改革和改革所引起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向度:新生的市民社会在“改革了的”制度安排中且与这些制度安排继续互动不仅以结构性的力量进一步强化了改革原有的“自下而上”的特征,而且使既有的改革范围扩展到原本未设定改革的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改革了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而创设的新制度安排不仅生发出与其创设原意不尽相同的后果而且不得不继续考虑和着手新的制度安排,同时,其社会治理技术也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结果就是国家自身的改革合乎逻辑地持续下去了。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些原本未设定改革的领域中,由既有改革所引发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非意图的扩展领域无疑就是国家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垄断领域。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国家治理社会所依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即是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国家垄断,包括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安排,以及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上且为了维持这一制度性安排而采用的管制技术。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这一制度及其管制技术的冲击,可以说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个案,进而也为我们验证前述理论认识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研究机会和场域。

  这实际上也为我们的研究给出了特殊的限定,由此出发,我们选择改革开放以后新兴的民营书店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在个体书摊和私营书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营书店以其更大的经营规模和更加自觉的经营意图而在其经营过程中成为与国家既有制度安排和治理技术发生互动最为直接和频繁的新型组织实体,而民营书店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使自己超出了经济角色而成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构成成分,因此民营书店成为我们有着特殊限定的研究的最佳对象。而在对民营书店的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试图探讨:第一、改革开放背景下市民社会是如何生长起来的;第二、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所导致的“未意图扩展”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第三、国家在原本未设定改革的领域中是如何出现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及其治理技术的变化的。

  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我们着重以北京的三家民营书店--万圣书店、风入松书店和国林风书店为个案展开研究。就此而论,本项目研究属于经验性的个案研究。尽管个案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具有特定的限制性,但从本项目研究所设定的目的而言,个案研究既可以为我们的理论认识方便地提供事实检测,又可以为我们从中发现新的见解提供事实依据。同时,这三家民营书店又具有特定的典型性因而又具有特定的代表性。其中,万盛书店是成立最早的民营书店,它的经营方式和理念直接推动了另外两家民营书店的出现;而在后二家中,风入松书店是目前读者群体最为稳定和庞大的,而国林风是规模最大和经营最规范的。在这三家书店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类似的民营书店,总数达800多家,其中一些或是与这三家书店以各种方式联手经营,或是从这三家书店取得经验而模仿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三家民营书店实际上就是全国范围内诸多此类书店的 “样本”。对于它们的研究显然具有概括意义。

  在操作方法上,我们对这三家民营书店的研究交叉使用了实地调查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其中,实地调查的主要手段是深度访谈,除对书店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多次访谈以外,还随机性地对书店的读者进行了询问。对于那些经由实地调查还无法了解的情况如书店的现状和过去、书店与周边环境和外在制度安排的关系等等,我们还附之内容分析,试图从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同时,为了对比的需要和调查结果的准确,还选择性地对其他一些民营书店和个体书摊进行了调查和访谈。

  作为对这样一个研究的描述和讨论,本文的逻辑结构次序是:第一部分即导论,主要说明本项研究所在的问题领域和理论限定;第二部分则是总结和归纳对这三家民营书店经验调查所得;第三部分是考察中国既有的国家知识治理制度和技术的历史状况,试图为理解改革开放后的变迁建立一个历史性的维面;第四部分是从改革开放的整体过程考察民营书店的出现和发展过程;第五部分着重进行理论上的讨论和概括。最后则是提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三个民营书店的初步分析

  

  本项研究所涉及的三家民营书店即万圣书店、风入松书店和国林风书店,其基本情况和发展过程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家--万圣书园

  万圣书园于1993年9月创业,同月试营业,10月31日正式开业;最初设址于北三环北京理工大学北墙外,1994年底被铺面房主以三环路开通、房租理应上涨(一次性上涨3倍)为由逐出,被迫迁至北京大学东小门外一胡同内。但但最初创业一年多期间所培养的读者群体仍大力支持,故经营规模不退反进,有逐步发展。加之精心操作,声誉日隆且业绩日增。至1995-97年达到高峰。但此后发现商业经营与文化担当之间不无矛盾和冲突,故于1997年底开始考虑调整经营战略,力图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和功能的专业化,至1998年3月始正式实施。

  至1999年9月,万圣书园已由最初相对单纯的图书经销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兼营图书经销、同时开办非赢利性的其他文化事业的综合性企业。其旗下计有主要从事商业性经营的广域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万圣-东方出版部和正在发展中的网络书店,合作发行文化思想评论类刊物的《学术思想评论》并主办“正则(学术思想)基金”,以及作为公司实在形象而保留的“万圣书园”以及图书邮购杂志《万圣阅读空间》。其现有图书经销店面三处,计北京大学东小门外两处和西单音乐厅内一处,另在重庆有一加盟店,为重庆万圣书园。其他事业如广域,也有单独的办公场所。总括而论,万圣系统总共有营业面积包括库房、办公室和店面在内共计约 4000平米,固定资本达200万人民币,员工60余人,而创业之初仅40 多平米店面、员工4人,资本30万。

  

  第二家--风入松书店

  风入松书店于1995年10月挂牌营业,初设于北京大学南大门与南小门之间的一面铺房内,注册资金10万人民币,由创业者共同投资建成,面积40平米,员工2人。三个月后的1996年1月,北大“推倒南墙闹革命”,所谓“资源楼”建成,风入松迁入西侧地下室至今。当时,重新注册资金为50万元人民币。营业面积860平米,另有库房600平米。1997-98年上半年高峰时有员工80人,现仍有50多人。自办《风入松书苑》以联系读者。

  经营者苦心经营,初时从各出版社趸来累年积压之学术著作,并有大批新版学术著作上架,一时规模在京城无出其右者。加之临街邻校,地点绝佳,一时读者日众,声誉雀起,迅速在1996年当年至1997年上半年达致高峰,并奠定直至今日发展之基础。挟初战之胜,风入松力图扩大经营,先于1997年初在西直门开设一批发店;后又于1997年5月借京城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拆除以建新店的空挡,在王府井开设风入松分号,意图吸引原新华书店的读者群以扩大自己的实力。但风入松刚刚形成的经营方针、经验、风格与品位显然无法适应原流动性、随意性读者群之需求,虽在上架书内增加少儿读物和生活类图书,但仍无法取得实效。在蒙受经济损失之后,于1998年8月毅然撤出。但业主心有未甘,又借海淀图书城第二期扩建工程竣工之机会,于同年8月底在“昊海楼”开辟新店 “文浩分店”,并有在未来将经营重心迁移此地之计划。意图通过商家集中的促销作用,扩大经营。开店之初,因大部图书由原王府井分号搬来之书的原故,且有迅速打出品牌的考虑。公开宣布大幅削价出售图书。渠料此举遭到其楼上经营的另一民营书店“国林风书店”及其他小型书店的强力反对,且与国林风书店发生舆论战。同时,书店物流方式决定了新版学术书籍大都从总店配发而来,因而在文浩分店上架速度稍嫌缓慢,结果经营效果不尽理想。

  1999年初调整经营方针,关闭位于西直门的文源分店和昊海楼的文浩分店而专营风入松本店。

  

  第三家--国林风书店

  国林风图书有限公司于1997年5月开业。因其得到国风公司的支持,故一开始便以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在海淀图书城二期工程所建的经营大楼中独家承租了整个地下室,面积1300平方米,上架图书4万种左右。另有两处库房,面积近300平米;员工50人。1999年5月开始出版《国林风》月刊,迄今已发三期。

  较之于另两家民营书店,国林风显然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同时由于国风公司旗下广告公司的介入,整个店容有更加统一的设计,工作人员身着统一的经营服,服务态度热情、规范,显然接受过专门的训练。

  按照国林风自己的定位,它是一家侧重于人文社科类的综合性图书经销中心。因此,较之于另两家书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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