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入世与中国企业价值的重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1 次 更新时间:2010-10-21 10: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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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至少两年之前,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定之际,“入世”就成为大势所趋。我和许多人一样,以为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时间问题”居然也问题了两年。在将入未入的悬念下,研讨WTO的潮流应运而生,涉及世贸协定的讲演、论坛、讨论和培训,在一些地方几乎无日无有。

  我可不是什么“WTO专家”。只是因为前几年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涉及电信产业的垄断、管制与市场开放,总有机会被人问到世贸协议的影响。我的印象里,不少“问题”——什么“狼来啦”之类——是不需要回答的。有人要发挥一下情绪,“讨论”就免了吧。我也遇到过一些好的问题。有人问:我们的政府究竟与别人签了什么条款?——那时双边和多边协议都没有政府公布的中文版本,只有声称在谈判中占了便宜的美国政府公布的英文文本。有人问:政府间协定与市场风险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人问:我们究竟有什么机会?

  没有例外,问题问得“实”的,不是企业老总,就是老总派来的能员干将。我知道,这是“存在决定的问题”了。古人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是错不了的。要是秋江水冷呢?当然也是鸭先知。《中国企业家》此次隆重其事,要做《世贸协定后中国企业重新估值》的文章,想必是依仗了搏击市场潮流的企业家们对水温、水势变化的感知,多少有把握赌一把关于未来的判断吧。

  

  估值未来的困难

  

  判断未来会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困难。在经济增长的环境面临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很难找到什么事情比预言未来还要危险。“不幸”的是,中国入世恰恰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场世纪大变局的开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非要拿估值未来这件事情下注,怎么不是险上加险?

  让我指出与世贸协定有关的估值的两项主要困难。第一,世贸协议作为政府间协定,决定的是一些新的游戏规则;而要从游戏规则的变化来推断未来商场公司竞争的胜负,中间至少还隔着两个重要的环节:(1)各方对手对于新规则的适应和调整的能力和潜力;(2)在新规则下还有哪些过去未上场的对手将要上场。所以,直接由规则改变来推测比赛结局,困难重重。这好比问,倘若篮球架统统升高1米、足球场一律扩大1倍,你估计世界篮球、足球比赛的排名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动?

  第二,已经签订的协议是一回事,怎样执行是另外一回事。我曾经当面听政府的一位贸易谈判代表对国内的一些行业“做工作”:党章关于党员的标准还不是很严格,但是已经入党的也做不到时时处处符合标准吗?我理解他的苦衷,因为当时离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不久,中国要不要入世重新成为问题,谈判代表的压力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他讲的是实情,任何字面协议无论写得多么清楚,执行起来在细节方面总还留有余地。英语中有句谚语早就说的精彩:魔鬼向来喜欢躲在细节当中。

  没有哪一位专家指出,为什么世贸协议要由各国政府来签订,而不是由各国的公司来签。我的看法,世贸协定限制的是各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行政权力,要是由公司来签,那还不成了公司叫板政府的造反纲领?政府来签订约束各自行政权力的协定,本身就承诺政府要加以执行的。倘若政府签署了协定而不执行,“国际形象”就没有了。这在开放的环境里,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但是,中国实在是一个大国,大国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门以及数不尽的“半政府”。方方面面硬是要搭“政府声誉”的“便车”,怎么办?

  根据我国的情况,我认为比较可靠的判断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开放方针明确而坚决,中国走向全面履行世贸协议的大势不可阻挡。但是,由此认定凡是字面上写下的就一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内全面被执行,就未免天真得离谱了。麻烦在于,我的这个“但书”,对于我们要估计世贸对公司的影响至关重大。因为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公司是笼统地“生活在中国”的。他们都生活在中国之内的一个个“小环境”里。在那里,究竟什么因素——履约、“对付”还是背道而驰——居于主导地位,变数可就太多了。说天上地下可能夸大其词,但是南辕北辙,则是完全可能的。

  把上述两项困难加以合并,要重新估计入世以后企业的“未来价值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并不容易。退而求其次吧,我只能提供如下三点粗略的关于入世之后中国公司可能状况的判断。容我交代一下,“粗略估计”的本事是从张五常先生那里学来的,无非是要以“粗略的对”,来避免“精确的错”。

  

  竞争激烈更上层楼

  

  第一项粗略的判断,是入世之后国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将更上层楼。对于这项估计,大家一般都是同意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任何产业只要开放市场,基于价格和产品服务品质的竞争就一定比较激烈。市场中人都知道,要在开放的市场上靠创新、实力和策略成功地建立遏止对手进入的壁垒,从而在竞争中获取某种市场垄断地位,谈何容易。入世之后,将开放许多原先属行政垄断的产业,市场机会增加;但是国际大公司可以长驱直入,市场竞争对手也增加。合并起来,未来的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应该不会大错。

  但是,我们还是可能把未来竞争的激烈程度低估了。以许多早就开放的产业为例,好几位老总说,我们不怕,因为早就经历了国际对手竞争的洗礼。不怕是对的,已经经受市场洗礼也是对的,因为对于已经市场开放的行业,中国公司早就在市场上“见识”过国际一流的对手。这与入世后才刚刚开放的产业部门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我以为他们还是看漏了一点:入世前后,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后勤”条件将大有不同。什么叫“战略后勤”?那就是公司进入特定产品(服务)市场竞争的金融支持、信息支持和物流支持。军事专家讲,现代战争百分之七十是打后勤。现代的商战,何尝不是如此!入世之前,中国的开放基本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相继开放的基本还限于制造业,而政府依然控制着金融、通信、资讯、大批发和物流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在那样的条件下,国际知名公司参加中国的市场竞争,其“战略后勤”只好放在境外,打起仗来未免不那么顺手。

  入世以后,中国政府当然还是控制着自己的国民经济命脉。但是有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变不开放为“控制下开放”。在新的条件下,国际大公司的“战略后勤”一定会“前移”,甚至和中国本土的金融服务、通信和资讯服务、物流和营销网络服务交融一片。那样的话,其竞争能力将大有不同。这一点,中国的老总们要好生记得。你拿起一本世贸协定,光看本行业的开放条款是远远不够的。你要翻阅全部条款,用“战略后勤”的概念重新估计风险和机会,也重新估计对手和你自己。

  

  老总的麻烦比较大

  

  我的第二项粗略判断是,入世以后,老总的麻烦要比公司员工,以及所有后备员工来得大。是的,这是一个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时代。消费者增加了真实购买力和选择,欢迎中国入世是显然的。由于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所以那些关于入世有违民意——其实是有违特权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胡说,向来不值得认真驳斥。从供应方面来看,因为市场竞争将更上层楼,大家要“紧张”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比较起来,我认为老板们面临的麻烦比起其他人来,要大得不可以道里计。

  这个认识与许多人的不一样。据说有专家系统“计量”出一个惊人的结果:入世后中国将增加失业人数千万人!如果这样的“科学”使我们的老板们感到安慰——毕竟在失业增加的同时也会增加“提供就业机会”的老总们的“分量”——那么他们一定要上当。我认为,入世后可能大大增加的,不是失业,而是“转业”。一字之差,当老总的可要辛苦啦。

  容我略作点说明吧。跨国公司来到东道国,形势所迫,早晚要完成“本土化”。这是普遍被经验证明了的。我曾经见过一批台湾商界精英,个个都是炎黄子孙,国语都讲得很标准,但是拿出名片来,一多半是国际公司的。内地这里何尝不是这样?去年我到郑州为河南移动讲课,提到诺基亚几句,大家笑了,原来诺基亚公司的几位也在座。交谈下来,知道她们很专业,也很敬业。不过,她们没有一个是从芬兰派来的,全部是中国人。

  是的,国际公司用人的本土化,比人们想象的速度要快!除了到北大、清华这些高校招聘新血,他们最热衷的,就是到中国公司来“挖墙脚”。形势很清楚,举凡中国本土公司里具有本土市场能力、职业经验、特别技能的员工,其人力资产的市值在入世以后要大大看涨。“跳槽”纵然不一定蔚然成风,也一定会显著增加。如果过去若干年来,是传统的国有机构(包括政府)为民营企业和其他新兴企业“培训”人才,那么今后若干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人才供应商”将层出不穷。越是好公司,越难以“幸免于难”。

  着急的还不是老板?半年前,一家颇有声名的私人公司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要求讨论“职业经理人对公司的忠诚问题”。原来这位老板先后聘任的几位“总裁”都“跑”了,特别是有的还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一时间,专家们纷纷进言,如何使职业经理人“遵守规则”,甚至要立法制裁经理市场里的“不道德行为”。我当时讲了一些不入调的话,其中一句是,无论老板们多么不喜欢职业经理的跳槽,这种流动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入世以后,我怕我的预言不幸要成真。

  

  更高的淘汰率与更快的成长性

  

  观察表明,我国著名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寿命往往不长。商海竞争当中,各领风骚三五载的事情多有耳闻。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研究和报道,如何保护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如何好自为之,是两个永恒的题目。我也认为这两个题目有意义。但是我认为,我国一般的企业被市场淘汰的比率,还是过低了。可以支持我的判断的不是什么企业关门的统计数,而是那么多产品和服务质量低下的公司,怎么还都“活着”?别的不说,你看满大街食物乏善可陈、服务低劣、门可罗雀的饭馆,为什么硬是不关张呢?

  比较可靠的解释,是五花八门的行政保护和市场分割,导致“优难胜、劣不汰”。是的,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举世瞩目,但是普通人享受的生活品质,与收入数量的增加不成比例。在这件事情上,我向来以为大有商机。而要拿下这个大商机,成百成千成万地淘汰劣质公司——首先是淘汰劣质老板,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吧。既然世贸协定的锋芒所指,正是各国政府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和保护。那么,哪怕世贸协议只是大致上被执行,我国公司的“死亡率”在入世后一定有所上升。这是我可以拿得出来的第三点粗略估计。

  许多人认为,公司开张是好事,关门是坏事。还有许多人认为,公司开开关关的,是一种“浪费”。他们大错特错了。我的看法,市场里的公司无论是生是死,红白喜事,都是喜事。企业开关之间,损失是有的。但是一个市场体制要是不支付及时淘汰劣质企业的成本,损失就会更大。不妨看看传统的国有企业,倒是没有经常性的淘汰“浪费”。结果是——除开历史上大动干戈的关停并转不谈——“不死的公司”膏肓入骨、危如累卵,想“死”也不能利落。我们也不妨看看日本,当年以“终生雇佣制”傲人的日本大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不要以为企业死了,企业里的要素也会跟着“死”。那是没有的事。实际的情形是,劣质公司死了,里边的生产要素就被解放出来,重新回到要素市场上“待价而沽”。是的,损失是必定有的——所有的专用资产要折价清理,而要素被重新组合到新的公司去要花费交易成本。但是,舍不得支付这些代价,哪里会有什么“经济结构调整”,哪里会有什么“产业升级”,哪里会有中国人随收入水准的提高而显著提高生活品质!

  这是令不少老板胆寒的钱币的一面。在另外一面,无论中外的好公司,今后有机会胃口大开!因此我的第三项判断还有“乐观的”下半部分:入世以后在中国市场上的好公司,会有更高的成长率。同过去二十年相比——在那个时代不少中国公司的成长性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记录——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即便把所有折扣打在里面,我认为我们还是有机会见到成长性最好的公司。

  让我定义一下所谓“成长性最好”的确切意思。那是说,不但成长率高,而且公司总规模会迅速达到“天王巨星”的量级。麻省理工学院的瑟罗在他的一本新书里指出,当今美国25家最大的公司,其中至少有8家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而欧洲最大的25家,全部是早在1960年就存在的老公司。在最大的美国公司当中,至少有8家仅仅在10年之内就把销售额做到100亿美元之上。这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迅速成长的大公司。

  好吧,让我们来赌一下未来的中国吧。我以为——也是把种种折扣考虑在内——入世后的中国公司将更像美国公司的成长模式,而不像欧洲的或者日本的。未来十年,是成长一批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中国大公司的最佳时机。为了表明我打赌的认真,我还愿意把政府用看得见之手“组织”的公司悉数划去——以今天中国的国力来看,只要魄力够,组合几家国际级的大公司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靠画圈画出来的“航空母舰”,恐怕作不得数。我认定,就在这批1980年还根本不存在的公司里边,比如联想、华为、海尔、万科、万向、希望等,可望产生世界级的巨星公司。

  当然,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无比重要。不过,要是中小企业老是中小企业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吧。这也是瑟罗教授讲过的,我借了来作为这篇评论的结尾。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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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其仁著作《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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