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锡:新中国伦理学60年学术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4 次 更新时间:2010-10-20 23:15:11

进入专题: 伦理学  

王小锡  

  

  新中国伦理学60年来的发展,虽历经坎坷,步履艰难,却柳暗花明,日趋繁荣,并正在以“显学”的态势屹立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林。60年来,我国的伦理学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建国初至改革开放;二是从改革开放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三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此期间,我国伦理学的发展每一阶段都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它面向实践,不断创新学术理论,增强了学科的活力和魅力,彰显了伦理学学科的价值。

  

  1、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是新中国伦理学的萌芽期。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前30年伦理学基本被作为“伪科学”而无法进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殿堂,中国伦理学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中。客观上讲,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必然蕴含着伦理道德,它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无法也不能摆脱生产和生活中伦理道德内容,因此,人们在思考经济和社会问题时,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自觉不自觉地涉及伦理道德维度的考量,从而形成了特殊时期的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当时,伦理道德观念主要体现在人们创作的文化产品及其社会观念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中,必然会涉及伦理道德理念。诸如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撰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和在1944年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建国后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思想等等,曾经作为主流道德观长期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至今仍在发挥着道德主旨的作用。这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曾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和发展,只是伦理学尚未作为一门具有正当“名分”的学科而已。

  同时,建国后不久,在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也就是大约在此前后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罗国杰、许启贤等撰写了系列研究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文章,这些标志着伦理学研究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时期,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李奇、周原冰、冯定、罗国杰、许启贤等老一辈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相继发表了许多伦理学方面的理论文章和相关著作。诸如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1958),周原冰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1956),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1956),李奇的《道德科学初学集》(1979)以及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1964) 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其论题涉及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问题;道德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道德的起源、演变和社会作用;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共产主义道德及其原则;幸福范畴;人生观;道德评价,以及一些中伦史和西伦史方面的著述。在有些问题上,还产生过影响很大的争论,比较突出的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且尤以后者为最。可见,新中国早期的伦理学研究已触及到了不少最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问题。但是,研究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且,由于研究中政治意识相当程度上冲淡了客观、公正而自由的学术探讨,故而讨论的也多是一些最为基本的大问题,其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但回头来看,尽管这短暂的繁荣似“昙花一现”,但它却投射出了新中国伦理学史上的第一缕春光,让伦理学人体验和感受到了伦理学学科魅力之所在。

  

  2、从改革开放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新中国伦理学的形成期。“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借着改革开放的春潮,科教事业百废待兴,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也逐步开始恢复。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并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之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伦理学教研室也相继建成。1980年,全国第一次伦理学代表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中国伦理学会随之成立。次年,中国人民大学受国家教委委托开始举办全国高校伦理学教师培训班。伦理学教师培训班历时两届(1981年和1982年),有近学员近80人,为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培养了第一批重要的学术骨干。1982年,罗国杰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世(先是作为人民大学的内部教材)。而后陆续出版了李奇的《道德与社会生活》(1984)、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罗国杰、宋希仁主编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1985)下卷(1988)、

  沈善洪、王凤贤的《中国伦理学说史》上卷(1985)下卷(1988)、宋惠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1986)、陈瑛等的《中国伦理思想史》(1985)、周原冰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1986)、石毓彬、杨远的《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1986)、肖雪慧、韩东屏的《主体的沉沦与觉醒——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1988)、曾钊新的《人性论》(1988)、罗国杰主编的《伦理学》(1989)、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1989)、李奇主编的《道德学说》(1989)、

  宋希仁的《不朽的寿律》(1989)、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1990)下卷(1992)、王小锡、郭广银的《伦理学通论》(1990)、夏伟东的《道德本质论》(1991)、章海山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1991)、龙静云、乔洪武的《钥匙的魔力——企业道德概论》(1991)、唐凯麟的《伦理学教程》(1992)、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构建》(1992)、李书有主编的《中国儒家伦理发展史》(1992)等等著作。同时,1984年,中国伦理学会和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会刊《伦理学与精神文明》(1985年改为现刊名《道德与文明》)公开发行。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我国最早获得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至此,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大致成形,这为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在学术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伦理学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般说来,对理论问题的探讨,既有来自社会思潮方面的影响,也会受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制,还会因新领域中的新问题而带出新的理论生长点。这些方面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错综复杂;同时,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也在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归结起来,这一阶段大致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热点问题:

  (1)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有无时代意义?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伦理关系和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历史性的嬗变。当时社会上曾一度出现有“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一时间所谓“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主义”的思潮沉渣泛起,喧嚣一时,并对原先我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对此,伦理学界曾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时代价值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同时,由于 “一切向钱看”思潮直接冲击和影响了许多不同的职业领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讨论也与职业道德问题的探讨紧密联系。

  (2)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的批判。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是与如何对待传统伦理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讨论的是要不要继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以及中国传统道德中哪些可以继承、如何继承的问题。而对全盘西化的批判则是与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的伦理思想和道德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讨论的是应该借鉴和吸收什么样的西方道德文化和伦理思想,应该把借鉴和吸收来的东西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如何为我所用?可以说,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对全盘西化的批判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其中心问题实质是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和西方的道德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和理论体系的问题。

  (3)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本质及其道德原则?一度出现全盘西化思潮只是一种对方式和过程的描述,但全盘西化什么呢?从伦理学上讲,针对的其实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问题。对于个人主义而言,焦点集中在是以坚持集体主义为价值导向,还是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本位。对于人道主义而言,当时的理论界有过很大的争论,伦理学界也有所参与。它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人、人性和人的需要问题,在伦理学上就是如何认识人、人性和人的需要在道德生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由此,一些和伦理学基本原理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例如:如何认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如何认识道德的起源和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应该是什么等这些与伦理学基本原理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曾引发过一些争论,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对道德本质问题的争议。

  (4)80年代初,国内掀起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并由此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命题: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他人)。到了1989年,“潘晓问题”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对人生观,尤其是青年人人生观的讨论。在这场热烈的争论中,伦理学界也积极介入。实际上,讨论人生观,就是讨论人生的价值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人生价值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强调的是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如何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场贯穿在80年代的人生观大讨论,尽管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但却引起了全社会对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疑释惑、激浊扬清的作用,提升了人们的人生境界。

  (5)应用伦理学在80年代初已开始登堂入室。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性与婚姻家庭伦理、军事伦理、经济伦理、管理伦理、教育伦理、宗教伦理、体育伦理等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相继出现并渐渐崭头露角。不过,虽然“应用伦理学”的概念已经出现和并展开一些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但在当时还未有对应用伦理学“元理论”问题的专门研究。应用伦理学多被理解为一般伦理学的“实践”方面,而对各个分支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伦理学研究从理论性质上说,大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但也不是说就没有不同的立场和派别;从理论构架上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已基本成型,但也不是说就没有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地方;从研究方向上说,已形成了包括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应用伦理学以及道德建设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但也不是说彼此之间就没有隔阂与分歧;从研究水平上说,理论的深度和厚度在某些方面已较为凸现,但也不能说在其他某些方面就没有隔靴搔痒之感。总之,在这一阶段,伦理学在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渐渐地趋于成熟,等待着它的,将会是新一轮的繁荣和发展。

  

  3、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是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期。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了的“改革开放”和新一轮深入了的“解放思想”不仅“搞活”了经济,“搞活”了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也“搞活”了伦理学研究。面对着全新的契机和全新的挑战,新中国的伦理学研究开始迈上了它那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新征程。

  1993年,湖南师范大学继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成为我国第二所具有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至此往后,多家高校获得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如今,若把具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统计在内,那么,设有伦理学专业博士点的高等学府在全国就已达22家。这为推动我国伦理学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成立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之后,北京大学也在1999年建成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此后,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也相继筹建了类似的学科研究机构。应用伦理学研究一时蔚然成风。2000年和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湖南师范大学的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先后被确定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落成以来,这两家重点研究基地为推动我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具历史性的贡献。2002年,由中国伦理学会委办、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专业期刊《伦理学研究》创刊,它和《道德与文明》一起同被列为中国伦理学会的会刊。2004年,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伦理学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伦理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736.html
文章来源:伦理学在线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