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创业史》和“劳动”概念的变化

——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2 次 更新时间:2010-10-19 23: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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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柳青的《创业史》通过"蛤蟆滩"的个案叙述,"史诗般"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过程。我曾经从经济因素(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因素(取消差别,)、伦理因素(相互扶持)、政治因素(权力结构)等多个侧面讨论过这一运动的产生原因,而这一运动核心的政治思考正在于:中国革命通过这一运动已经显现出它从起点平等(土地改革)开始深入到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深刻思考,否则,"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区别无从界定[1]。但是,所谓"合作化运动"的意义并不只限于此,这一运动实际终止的是中国乡村数千年的个体劳动的形式,包括附着于这一劳动形式之上的政治、经济、道德等各种社会-文化结构,也因此,这一运动实际搅动的是整个的乡村生活秩序,以及因此引起的各种不同的回应方式,包括应然和实然的激烈辩论。而当这一运动进入文学叙述,就必然会被符号化,也就是说,它的意义会超越某种实证的存在,而包含更多的"应然"考虑,亦即某种创造世界的虚构和想像的冲动。但是,这并不是说,"实然"已被完全驱逐,而是说,小说文本存在的,恰恰是"应然"和"实然"之间的激烈辩论。文本的意义也正产生在这一辩论之中。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对"应然"(或理想)的绝对的遵从或盲从,也可能或往往导致小说对"实然"(或真实)的驱逐,这正是当代文学为人诟病之处--但是,这一"驱逐"正是辩论的终止,讨论这一终止的原因是一回事(比如政治),但是因此而放弃对"应然"的正当性的讨论,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这一合作化的运动过程中,劳动的形态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中国乡村将从千百年以来的个体劳动转向集体劳动的方式,正是这一劳动形态或者劳动方式的变化--而其背后则是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相应的道德伦理结构--才真正引起乡村社会的激烈反应,并相应构成各个层面的激烈辩论。

  柳青在《创业史》的扉页引用了这样一条"民谚"--"家业使兄弟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这一"民谚"究竟是柳青的原创,还是经由"采风"而来,并不可考。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扉页上的题词,在叙事学的意义上,可视之为一种"副文本"。而"副文本"的叙事功能则在于它补充或说明"正文本"的意义。经由这一"民谚"的揭示,《创业史》的主题被鲜明的突出出来,在"集体劳动"的形态背后,还多少蕴含着对"私有财产"的警惕和批判,同时,也含蓄地表明着柳青的文学观念,即小说应该如何积极地参与他人关于自身的历史和集体的命运想象。实际上,这也是当代文学普遍地有关文学的观念,只是它通常被压抑在对工农阶级的认同以及自身的改造这一类流行的政治主题之下。

  因此,这一"集体劳动"并不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的"互惠互利"的互助劳动形式,而是一种崭新的现代劳动方式,也可以说,它既是社会主义借用城市工业化组织方式的一种乡土性改造,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实践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另一种创造性想像。正如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的经典表述:"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

  重要的显然还不仅仅是合作社(包括后来的人民公社)这一形式替代了"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一"分散的个体生产"形式,同时,它也必然对构成这一私人生产乃至私人财产的法的单元性和排他性产生强烈的冲击,并经此形成一种集体想像乃至集体劳动的实践。而经由文学的表述,这一"集体劳动"又隐喻着诸多社会和文化的元素。

  也许,没有其它任何的形式比"集体劳动"更能表达一种"群"的重要存在,这一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又被"力量"化,也就是一般流行的"人多力量大"。当然,这一"人多"是被充分组织化的,或者说组织起来的人。鲁迅当年曾在《文化偏至论》中用"沙聚之邦"形容他的批判对象,而"一盘散沙"也更多地成为旧中国的隐喻。当然,鲁迅"转为人国"的路径在于"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着力之处多在文化。与鲁迅稍有不同,梁漱溟注重的是"思想实践",并自认和毛泽东"入手相同",即都从"乡村入手"。梁漱溟一贯的思路是中国的要紧之处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面",所以认为他在乡村问题上和毛泽东并无根本分歧之处:"中国想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大家只能走一条路"[3]。

  然而,对于文学来说,这一"组织起来"的劳动方式,才可能引入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远景,或者说,这一生活远景,只可能是集体想像的产物。因此,在赵树理的《三里湾》中,有了"三张画"的详细书写:第一张是"现在的三里湾",第二张是"明年的三里湾",第三张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好多新房顶。地里的庄稼都整齐化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机正在锄草......"。赵树理如下的叙述也许更为重要:"一切情况很像现在的国营农场"。而在赵树理的作品中,这样的对于乡村生活的浪漫书写其实并不多见。显然,正是在这样的叙事中,劳动被转喻为"劳动社会的乌托邦"。而乌托邦实现的可能性则在于"集体劳动"所产生的一种巨大的力量的幻觉,这一幻觉,在马歇尔·伯曼那里,获得的是另外一种"现代"的表述:"我把现代主义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4],如果说,在伯曼展示的这一图景中,力图表现出一种"个人敢于追求个性"的现代主义倾向,那么,在《创业史》及其它相关的小说叙述中,这种改造的"尝试"更多地被描述为一种集体主义的品格特征。

  赵树理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上的《实干家潘永福》,就具有了相当重要的文学史也是思想史的意义。按照赵树理的说法,《实干家潘永福》是一篇"真人真事的传记"[5]。赵树理是一个并不怎么在乎文类的作家,写作类型极广,即以"真人真事的传记"而言,1944年就有《孟祥英翻身》,当时"题后标明'现实故事'"[6]。但是,事隔多年,赵树理重新选择这一"真人真事的传记"写法,未必没有他自己的考虑。1959年赵树理上书中央领导,并写《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等文章[7],重视民生的"现实主义"倾向日渐明显。1961年,以"传记"形式彰显潘永福的"实干家"精神,便包含了赵树理对"浮夸风"的深恶痛绝,而且,赵树理也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回答了李准在1962年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困惑:"就做一个人物的生活记录来写,行吗"?

  赵树理写潘永福,着重之处,即是他的"实干家"精神,而这一"实干"则和潘永福丰富的工作经验有关。强调"经验"似乎是赵树理那几年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并多少含有将"浮夸风"归咎于缺乏"经验"的"瞎指挥"。但是,在赵树理的理解中,这一"经验"还含有更深刻的思想,直接指向的,是干部脱离群众,或者说,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所以赵树理批评说:"社干多为以前的乡干,这一级干部,在过去好像是代表国家方面的多,直接经手搞生产的少,所谓领导生产,大体上只是收集、汇报数字......实际上距离事实颇远......谁也知道不像话......可是年年这样报,也过得去",甚至设想:"现有的公社干部(即原来的乡干)将一部分下放到队,以腾出位置接受由队调上来的人"[8]。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赵树理为什么在《实干家潘永福》中会有这样的描写:"潘永福同志是实干家,善于作具体的事,而不善于作机关工作",其实颇有不平之气。

  因此,所谓"经验",就不仅仅是一个认知范畴,而是包含了作风、立场,甚至品质。赵树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写潘永福的历史,目的只在于突出潘永福"远在参加革命之前就能够舍己为人"。在这里,赵树理再次回到革命的"自发性",也再此回到"德性"问题,显然,在赵树理看来,没有这样的"德性",就根本谈不上"为人民服务",只能是"实际上距离事实颇远"。而赵树理的"事实"包含的是非常实际的"民生"问题:"就是以搞好生产为物质基础,通过思想教育和时间安排,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功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9]。因此,在《实干家潘永福》的结尾,赵树理理直气壮地为"实利"正名:"其实经营生产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经营过的与生产有关的事,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纵容过去,这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而且在他领导别人干的时候,自己始终也不放弃实干"。

  把"实利"或"实干"引入叙述,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一个常识问题,而是需要一种非凡的勇气和深刻洞见。而赵树理在这样的叙述中,也由此为"劳动"划定了边界--一种对无限扩张的主体性或人类意志的控制要求。实际上,在《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一文中,赵树理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思考:"人力是无限的,但那是说明我们的社会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前途,并不能适用于我们作短时间的生产安排"。显然,在这一时期,赵树理以他的"真实"和"经验"开始挑战浪漫主义的过于夸张的叙述[10],并且重新思考"集体劳动"产生的新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赵树理仅仅只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相反,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赵树理的立场并未产生动摇,在赵树理描述"集体劳动"所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仍然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集体劳动"停止了土改后农村阶级的重新分化"[11]。赵树理和那些浅薄的浪漫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正当性的同时,却在思考这一正当性如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而和那些所谓的经验主义者的区别则在于,他在批评这一无理性的时候,并未彻底驱逐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尽管他的具体思考在今天看来,未必非常的深刻,但却是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的重要路径。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围绕"集体劳动"的辩论乃是贯穿于整个"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核心的思想冲突之一,这一冲突,导致了1980年代这一"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终结,并经由乡村,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改革。而在文学叙述上,则是何谓"现实主义"的激烈论战。

  在1949-1966年期间,当代文学基本成为这一"集体劳动"的合法性的论证工具--我并不否认这一论证过程有着某种创造世界的合理想像,这也是我在叙述过程中激烈张扬之处。但是,蕴含其中的一些深刻的危机却也或多或少的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遮蔽。这也正是当代文学在"真实性"上常会遭遇挑战的原因之一。不过,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仍然能或多或少地察觉到某些危机征兆的出现,只是,这些征兆或者被压抑在文本的潜意识,或者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被粗暴解决。而我以为,只有了解这一危机的存在,才可能深刻地理解1980年代。

  我以为,这一危机,通过这样两种方式被表征出来,一是记忆,二是分配。记忆涉及的,是个人乃至围绕个体劳动的财富想像;而分配,则既包含国家/集体,也包含集体/个人的关系,在思想史上,所涉及到的正是如何对待"独特性"的问题。

  1959年,李准写作小说《李双双小传》,并发表在次年(1960年)的《人民文学》第三期上,不久,被改编成电影《李双双》,1962年由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从小说到电影,叙事主题也有所变化,电影《李双双》在播映过程中,给人印象更深刻的,往往是李双双和丈夫喜旺"先结婚后恋爱"的家庭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成为性别研究的经典影片的因素之一。但是,此处,我所要涉及的仅仅只是小说《李双双小传》中的一个细节。

  在小说中,李双双带领公共食堂的炊事员大搞卫生,结果,却从食堂墙角的"旧土炕"里挖出了"一部解放式水车"。按照小说的交待,"这部水车是(孙有)他家在入社时藏起来的,已经埋了几年了。食堂借用他这地方时,因为搞得太快,他家还没来得及搬"。我不太清楚,这一"深埋"的细节是否导致了后来诸多类似或变形的描写(比如地主"深埋"变天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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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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