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地板》: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

——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3 次 更新时间:2010-10-19 23: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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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叙事者(王老三)采用的是一种自我反省的方式,并在这一方式中,成功地将"理"转化为"情"的存在形态。先说人祸("日本人和姬镇魁的土匪部队扰乱"),再说天灾("又遭了大旱灾,二伏都过了,天不下雨满地红"),结果村里"二百多家人,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七零八落丢下了三四十家",王老三的佃户"老王和老孙都饿得没了办法,领着家里人逃荒走了",老常来借粮食,因为被王老三拒绝,结果"饿死,他老婆领着孩子回了林县,这庄上就没有人了"--当然,王老三后来"想起来也很后悔,可该借给人家一点粮"。经过这样的叙述,中国农村中的阶级关系被深刻地揭示出来,而且,这一阶级关系不仅不合理,也不合情--"粮食"的生产者,同时也是"粮食"的被剥夺者。

  不仅是天灾人祸,更经过阶级的残酷剥夺,结果自然是土地荒芜,对于王老三来说,"自然是一颗租子也没有人给",关键是,只有当王老三家"谷囤子麦囤子,一个个都见了底",王老三才可能真正认识到"粮食"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浅显道理。尤其是,当王老三被迫自己下地劳动时,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并进一步体验到劳动者和粮食(世界)之间的创造关系。这也是后来,当劳动成为"改造"的一种方式的时候,所来源的某些基本想法,即承认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

  从"荒山"到"好地",再到"荒山一处",辩论的最后结果是"再不要跟人家说地板能换粮食......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这就是赵树理的"情理",这一"情理"在《地板》的辩论中,被设置为一种"自然"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是这个世界早已存在着的自然真实,只是被各种其它的道理(比如王老四的"理")所遮蔽,因此,革命所要从事的工作只是把这一被遮蔽的"情理"重新解放出来,并进一步使它制度化("法令")。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表述方式。在这一意义上,赵树理似乎倾向于认为,革命的意义并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根植于这个世界内在的"情理",也是在很多年后,赵树理发言表示:"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10],尽管赵树理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自然主义",但他把某种"情理"视之为先于革命而存在的"自然",在《地板》中已多少有所表露。而一旦政治越出了这一"自然"(情理)的范畴,赵树理就会表示怀疑甚至抵触--这一"自然"在赵树理的语汇中,不仅是"情理",也是"真实"--而我在后面还会继续讨论,这一怀疑的实质,也正是"现代性"和"传统"遭遇时所引发的进一步的冲突。

  《地板》所突出的"劳力"(劳动)的重要性,乃至神圣性,不可谓不是一种相当现代的表述,但是又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叙事范畴,究其根本,仍然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的革命理念,这一理念经过苏联十月革命而转化为工农阶级的政权形态,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而在中国,更是直接颠覆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包括王老四的"理"),在这一意义上,它又超越了所谓"古代/现代"的范畴,而提供了一种极其伟大的乌托邦想像,并进而要求重新创造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包括国家政权,乃至一种完全崭新的文化形态,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最为重要的社会实践的意义所在。即使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无视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当文学能见证并亲身参与这一人类文化的根本性的转折,它的重要意义就不能仅仅用所谓的文学性(实则技术性)来进行衡量。

  当"劳动"被这一现代革命的力量从传统中"征引"出来,哪怕这一本雅明意义上的"征引"再如何粗暴,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征引"所具有的强大的"解放"机制。正是在这样一种解放的过程中,"劳动者"(工农)不仅由此拥有了政治和经济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可能获得的一种"尊严"。而构成这一尊严的,正是赵树理所谓的劳动和世界之间的"情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的当代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入了这一"情理"的叙述过程。比如,在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给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上"政治课",在李正的叙述中,煤矿这一类抽象的概念转化成具体可感的产品--"煤炭",正是在煤炭这一"产品"(包括赵树理的"粮食")面前,才可能涉及"创造"的问题。所以,李正首先描绘的枣庄煤矿的图景是:"煤矿公司的煤炭堆成山一样高",而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这"堆成山一样高"的煤炭是从哪里来的?李正的回答非常明确:"这煤山是我们这些煤黑工人,受尽不是人受的劳苦,从地下用血汗挖出来的",正因为"有了这一天天高起来的煤山,枣庄才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运出去,给资本家换来了数不完的金银;有了这煤山,枣庄才慢慢的大起来,才有了许多煤厂;有了一天天多起来的靠煤生活的人,街上才有了百货店、饭馆,枣庄才一天天的热闹起来了",所以:"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出来的"。在李正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种事实存在,只是"那些在煤上发家的人们,却不肯对咱们说句良心话",所以,李正的"政治课"只不过是讲出了资本家不肯讲的"良心话"。而工人的回应则是:"对!你说的都是实话"。我并不一概否定小说的政治"说教",事实上,现代小说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之一,即在于揭示所谓的"真理",这一"真理"同时也往往是阶级性的。何况,如果政治也表征出某种"洞见",那么,小说同样没有理由拒绝这一"洞见"。问题只在于这一"说教"如何被艺术化或者形式化。

  可是,《地板》仍然留下了一个叙事上的"漏洞"。既然,"荒山"因为老常他爷爷等几代人的开垦成为"好地",并生产出"粮食",以此证明"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那么,"老契"上的"荒山一处"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地板》对"老契"的合法性并没有提出根本的质疑,换句话说,仍然默认了"老契"的合法地位。《地板》的叙事背景是"减租减息",而"减租减息"正是抗日战争中"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某种"妥协"性的产物。因此,它是在保留"老契"的合法性前提下,来讨论劳动问题。也因此,小说叙事上的"漏洞",恰恰也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妥协所留下的理论"漏洞"。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革命需要解决的正是《地板》留下的叙事"漏洞",也即对地主阶级的"老契"的合法性提出根本的质疑。这一质疑不仅是国内解放战争的需要,也是"社会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的结果,同时,当"劳动"的合法性被确立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劳动者的权利问题,这一权利天然地包含了产权的变更要求。作为这一质疑的结果,在当时,通过所谓的"土改"运动被经典地表征出来。详细讨论这一运动的过程,当然不是我在这里的主要工作[11],我的讨论重点只在于,随着这一运动的开展,相应的文学叙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包括"劳动"这一概念的重新诠释。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相关叙述,大都是对《地板》的不同程度上的改写。

  梁斌在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中,构思了江涛和老套子的辩论,如同王老三和王老四的辩论一样,这也是一个阶级内部的辩论。辩论实际要解决的,正是"老契"的合法性。在老套子看来,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则例。不给利钱,算是借帐?没有交情,人家还不借给你!私凭文书官凭印,文书上就得盖官家的印。盖印,就得拿印钱。地是人家苦耪苦掖、省吃俭用、经心用意挣来的,不给人家租钱,行吗?人家不租给你!......",这个道理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它"。作为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江涛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普通农民会有这样深刻的正统观念"。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所要颠覆的,不仅是当时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颠覆这一所谓的"深刻的正统观念",因此,文学倘若要表现这一时代,就不可能不涉及政治,就不可能不介入到这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之中。

  因此,《红旗谱》的第一章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叙事"楔子",而是包含了对"老契"的合法性的根本质疑。围绕"砸钟/护钟"的冲突,突出的是冯老兰"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八亩官地"。在这样的叙述中,实际揭示的,不仅是地主冯老兰土地来源的非法性,同时还存在着谋夺公产的"原罪"。而在后来的叙述过程中,这一"原罪"被不断加强。冯老兰不仅谋夺公产,同时还侵占私产(比如谋夺严志和家的"宝地"),在这一侵占私产的过程中,同样充满血腥和罪恶,甚至冯老兰的儿子冯贵堂也对此表示了异议:"少收一点租,少要一点利息,叫受苦人过得去,日子就过得安稳了。从历史上说,多少次农民的叛乱,都是因为富贵不仁,土匪蜂起,引起来的"。高利贷、高额地租、勾结官府、垄断乡村权力、巧取豪夺......,这不仅是《红旗谱》对冯老兰的描写,基本也是其它小说共有的写作模式。比如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对韩老六的描写。而这一"原罪"式的写作,实际也就相应取消了所谓"老契"的合法性。

  在这样的描写中,"劳动"也相应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这一叙事围绕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土地的被非法侵占,个人劳动权利的丧失;二是在层层盘剥下,劳动果实的被非法剥夺。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中,劳动者的"生活又如何呢"?李正(《铁道游击队》)的描述如下:"我们是枣庄最劳苦的、最有功劳的人,可是我们却吃糠咽菜,衣服烂成片片,住的地方连猪窝都不如。每天听着妻子儿女挨饿受冻的哇哇乱叫。你看,社会是多么不平啊"。这当然是一种政治鼓动,可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一政治鼓动的合法性,包括它的合情理性。

  显然,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中,"劳动"的意义受到了质疑。如果,这个世界是劳动创造的,但是创造者却不能享受劳动的成果,甚至不能维持"再生产"的基本生活条件,那么,劳动的意义何在?这正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方式,比如《共产党宣言》。

  这一对劳动的意义怀疑,并不意味着对劳动的正当性的否定,相反的是,在这一意义的怀疑中,劳动被置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尤其是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考察。不仅通俗化地明确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同时,也明确了革命的正当性。显然,中国革命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不仅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恰恰内含着"劳动"的深刻思考。

  我愿意再一次回到赵树理的《地板》,我之所以强调《地板》的重要性,乃在于《地板》预示了以后政治或者文学发展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而在这些观点中,我认为犹为重要的是如下两点:

  第一,中国革命对下层社会的解放,并不仅仅是政治或者经济的,它还包括了这一阶级的尊严,这一尊严经由"劳动"的主体性的辩论而获得实践可能,在这一意义上,尊严同时也是尊严政治,"劳动"的正当性的确立,首先在文化上,解放了下层社会,并获得相应的尊严。而离开尊严政治的支持,下层社会的主体性无法完全确立。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同时也是尊严政治的实践。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革命就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文化革命。因此,《地板》在某种意义上,也预示了革命中国对文化领导权的激烈争夺。

  第二,赵树理对"法令"和"情理"的讨论,不仅涉及到"法律主体"和"伦理主体",同时也含蓄地表明,政治并不仅仅是法理意义上的权力的再分配,同时必然包括情感和伦理的辨论。因此重要的就不仅仅是服从的权力,而且还有同意的权力。这一"情、理、法"的讨论,也同时表现在其它学科,比如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思考,这一思考正是产生在现代性和传统(下层)的遭遇过程中,如果说,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治理来自于"情理",那么,它就必然和现代的"法令"产生某种冲突[12]。而赵树理思考的意义正在于,中国革命如果要真正的植根于中国的下层(乡村)社会,就必需正视这一"情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传统治理方式,或者说,对"情理"进行重新叙述,并在这一叙述中,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正义观。在这一意义上,赵树理又是非常现代甚至激进的,因为他把这一"生活世界",也即人的日常存在重新视为有待确定的政治形式。

  

  注释:

  [1]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五四运动文选》第176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2]蔡元培《劳工神圣》,《五四运动文选》第185页。

  [3]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五四运动文选》第356-357页。

  [4]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53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8页。

  [6]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

  [7]按照赵树理自己的说法,他本来是"做农村宣传工作的",即使"后来做了职业的写作者",也保留了那种"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的写作特点。当然,赵树理一方面认为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的这一关系给写作带来的局限性。但是,赵树理又认为这一局限性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参见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28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8]这一所谓"法令"和"情理"的关系,在1990年代,因为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而引发了法学家的继续辩论,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赵树理《在中国作协作家、编辑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631页。

  [10]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510页。

  [11]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后,所谓"土改"运动因而全面展开,叙述和研究这一运动的著述已有很多,比如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杨奎松的《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也较为深入地讨论过这一问题,该文收入杨奎松《开卷有疑》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8-59页,三联书店194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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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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