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0 次 更新时间:2010-10-19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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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公有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定价问题,在我看来是改制的入手之处。企业不光是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结合。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企业还是原来的企业,但是换了一个企业家,企业的面貌大变。这说明企业家的才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改制中承认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并为之定价,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它有点像农村包产到户,公开报道很少,但底下到处在做。有许多问题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会有重要影响,有许多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给企业家定价就是其中之一。

实践提出的问题

在南方不少地方,如杭州青春宝集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冯根生是能力很强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很有贡献。中外双方的董事,共同决定把青春宝的一些股份卖给员工和企业家,包括卖给冯根生本人,董事会允许他买2%的股份,相当于300万元人民币。这件事引起很大讨论,冯根生本人也提出一些问题,如用什么价来买,是原来股票发行时的价,还是现在的价?同时,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人员报酬都不高,一下子掏好几百万元,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是有也不敢拿出来买股票,我们有许多法律管着呢,哪来那么多钱,得说明你的收入来源,否则是一项罪名,此外还需纳很高的税。

河南有个县,叫巩县,它的问题有点不同。那边有个企业,叫兴旺集团,当年它是厂长(现在的老总)办起来的。开办的时候,同我们看到的很多乡镇企业和公共企业一样,它要戴一个帽子,要利用当地政府去给它提供当时条件下非有不可的合法性,如注册登记,包括银行的借贷,但实际的事都是这个人做起来的,做得很成功,愈做愈大。现在他提出问题说,这个集体企业是假的,实际上是我的,是私人企业。当地政府说,这种说法绝对不接受,这企业不是你的,这里有法律文书、注册登记为证,这是集体企业,是大家的。这个纠纷闹得很大,已见诸报上的公开报道。

如果下去走一走就可发现,这类问题非常普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它的原始物质资本是通过很多办法筹集的。一种叫集资,但这种集资与规范的投资不一样,它集资时,你先拿出,它用一段时间后连本带息还给你,有时光付本。这样,企业的原始资本就查不清楚了,然后这个企业就滚呀滚大了。更多的企业是借贷,有时是有关部门打个电话,或拿个手写的条子,就到银行去借钱,借来钱就办企业,办亏了就拉倒了,成为今天银行的呆账;办好了,就滚出一个很大的企业来,这种情况城乡到处都有。最近改革中,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四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联想提出了这类问题。苏南原来号称是集体经济的模式,前年开始,也提出了这类问题。

难题之所在

大量提出这类问题:公有企业的财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或者,在企业工作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有没有贡献份额?如果有,那么有多大?改革的实践要求重新界定。这个问题成为当前很大的问题。我接到北京市有关科技部门的委托说,中关村这么多企业要求分清产权,你们能不能设计一个模式,提出一个公式,只要输入有关资料,就会有一个结果。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模式恐怕设计不了。

不过,问题总要解决,很多地方一些很好的企业,就会因为分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僵局,僵在那里就有麻烦。还有些企业老总像鲁冠球、徐文荣等人,比较有控制能力,他们从实际出发,认为公有这个东西不能一下子改。我们同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能改呢?他们回答说,你把企业停下来讨论企业怎么分,那么生产就要垮,所以他们一开始总是说公有制不能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能把人们的精力引到怎么来分已有的财产,因为实际上很难查得清楚。我们也提供不出一个公式。这些现象大家也许多多少少都碰到过。那么,这些现象到底应该怎么来看,怎么来讨论?

谈谈我的看法吧。中国国有制企业非常特别,它特别在哪里呢?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市场合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我是相信契约理论的,一开始就讲清楚,你拿多少合同报酬,工人也好,其他要素也好,土地也好,银行贷款也好,你的上游原料也好;还有产品卖出去,都是些合同,它是一组合同,一组合同就构成一个企业。而我们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集体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很大程度要打上引号。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就是它一开始就没有合同,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有企业就有了,这跟剥夺剥夺者有关,以后又经过敲锣打鼓改造私营企业,改造完了后,把原来的合同完全都废掉了,没有用新的合同去替代,变成了公有企业,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基本性质不是一组合同,它事前就没有讲好。你去调查一下,我们任何一个乡镇企业,它都没有一个原发性的合同,其中事前说好,将来办好了怎么着,办不好怎么着。那些,等到10年、20年过了以后,你倒过去讨论产权怎么分,我直觉反应,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你所谓的分产权就是分剩余收入,市场给的价格与你原来讲好的合同收入综合之后会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也可能是“零”,即持平。所以剩余这个东西是与事先的企业连在一起的一个概念,你没有原发性合同就没法定义它的剩余。而公有企业都没有原发性的合同。虽然城乡公有企业都有财产,但没有原发性合同,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根据。这是天大的难题。

当然实践中并不是没有办法。农村包产到户按人头来分,或按人口、劳力比例来分;苏联的办法是按每个成年公民每人多少来分,一人发一份私有化券,根据一致同意原则,把企业财产分掉。大家都接受,但这是另一套准则,而不是交易准则,这种政治准则不能代替交易准则。从交易准则看,还是没有办法分这个东西,所以这是公有制产权改革中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问题还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准私有化,就是讲私有化,国家立法通过私有化方案,操作起来也困难。所谓政治运作,操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实际上,最后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只好按人口平均分,按成年公民分,每人多少。这种分法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或侵蚀了原来事实上的产权,因为公有制企业在形成时每一个要素对它的贡献是不一样的,你按人把它平分掉,你就侵犯了其中一些人的产权,虽然这些产权你讲不清楚,你拿“平均”这种办法去分它,它会在另一个方向造成社会损失。所以我第一个回答,各地分财产,讨论股份,讨论怎么分,有很大的困难。严格讲,你要找到一个从市场交易来看合理的分的根据,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没有办法分,找不到这个东西,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再难也要转向合约基础

没有办法分,但是还是要分。为什么还要分呢?因为等于我们今天在订面向未来的合同,如果我们再不解决分的问题,对明天来说,它还是没有一个合同的基础。所以今天把所有产权清晰化,把产权改革看成是重新创造一个合同,就在原来非合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开始转移到契约、合同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愈往后拖愈麻烦。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历史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新的要素(资源)进来时是可以签约的,特别是公有制企业,它原来的工人是由政府的劳动局分配来的,上面命令你毕业生进哪家厂,就进哪家,它同你劳动力商品买卖没关系,但它可以在中途经过改革,新的资源进来时可以给它订合同。

如1984年后,中国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合同工制,下岗工人对企业的压力完全不同。对1984年进来的新的合同工,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进来时就讲清楚了,你到我这里做合同工,这个合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解除后,你可以得到什么福利,一年加一个月工资,诸如此类。而老工人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老工人开始时没有合同,他拿很低的工资,他的退休金、福利、保险都在你的企业里头,现在企业要破产,要购并,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新的合同工很好解决,你说不行了,他就另谋高就,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就讲好了,双方同意。新的要素关系,一部分合同要素进来时,是可以签合约的。

现在产生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就是一部分非合同要素关系。我理解,今年以来在底下搞的,要试图扩大合同范围,特别是对存量——原来企业的资源在非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资源——怎么把它合同化。这有点难,因为它不是面对新的东西,不是新人新法,如今后请经理来,就给他订好合同。我们原来的存量相当大,这一块东西如果不改,你那块新的东西也坚持不了。两块东西拼在一起,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逻辑,形成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对人们的影响仍然很畸形,两种东西,非合同的一组要素关系与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要素关系混在一起。最近一两年说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不公平,我看都与此有关。

存量改革提上日程

在改革原来的存量,改革原来非合同关系的存量时,就把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明明是很难分的,要我说是不可能分清楚的,但也要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从我接触到的案例来说,人们正在实践中解决这一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上海、山东、山西作了些个案调查,各地在自发地找办法。如上面提到的青春宝集团,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决定冯根生可以买2%的集团股份,但老总(冯)不买,这是一类;另一类,公开说,这企业是我的,公有是假的,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材料非常丰富。在这多样化的解决过程中,有一个趋势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大家现在开始不是面对过去,面对存量来解决存量问题,而是面向未来解决存量问题。这句话很抽象,不好理解,我通过例子来加以说明。

很多地方怎么做呢?就是搞股份制或者是股份合作制,它的基本做法是把过去的国有独资企业,或把原来的公社、乡镇所有企业,经过我们已经生效的公司法,把它改成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大一点的叫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改非常重要的是增加了新的自然人的股本。自然人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经理,或经理群、老总、经理人、高级职员,有的搞得很窄,就是一个人,他们把持有的一大部分股本放到新的有限责任公司里边去;第二类是企业内部工人;第三类是募集的社会持股者。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面向未来呢?因为在这种改制的过程中,我所看到的案例,大家都是把重点放在想这个企业将来会怎么样,它通过让你买这个股份来解决产权界定问题,如上海纺织行业几家国有工厂。我非常看重这些例子,认为意义重大。纺织行业现在是最困难的行业,这一点与农村改革经验有类似之处,非常困难,困难得不行了,它就会有办法。意识形态呀,干涉呀,那些尊神就会退避三舍,因为你找不出好办法来解决问题,反正困难(坏)到那样了,由它去吧。结果上海已经产生出一些重要的案例。企业家、经理人员,你先拿出一笔钱来买股,买股是向企业投资,这等于新的合同,这合同是面向未来的,我买股是看将来回报会怎么样,将来有什么收益,将来有什么权益,而不是讨论过去。

面向未来界定存量

在这样做的时候,在面向未来时,也有助于解决过去的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你叫他买,少了是不管用的,多了就是青春宝的问题,让他买300万元,他要拿得出300万元来。上海国有企业家拿出10万元钱就显得很紧张了,要家属共同签字,但10万元对300万元来说,还是太少。要把数量扩大,就会碰到一件事情:他买不够必要的份额。这时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你拿不够怎么办哪,憋来憋去就憋出一个办法:公司借钱给你买股,你自己拿10万元,公司借你10万元,有的地方你拿10万元,我无限责任负担,已等于是借线给你。但这个借钱合同很特别,这笔借到的钱不能用作消费,你只能用于买股,你只有收益权,有收益的时候你必须先用来还本付息,借钱时是有利息的,利息等于银行的利息,过若干年后还清了借款,股权就是你的了。

这个游戏规则在中国产生了。我们在上海、山东、广东都可以看到。我问公司你们现金这么紧张,你拿什么东西借给他?回答说,借给他的是公司的存量。公司名义上划出一块存量,但解决的方式不像苏联按人头分,也不像我国各地,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指数,定出来不是为了平分,而是让你入股、持股、买股,只是当你买不起时,我借给你,这个关系我觉得很根本。包产到户与苏联的平分不同,相当大的不同,它不是拿一个简单的方式、简单的标准或简单地一致同意把存量问题解决了。它是签了一个新的合约,所以订这个合约时,当事人都睡不着觉,回家讨论。他要负无限责任,借是要还的,要抵押,要通过法律公证,这时他考虑什么呢?他考虑的不是他到公司多少年了,他过去的劳动贡献多大,所以他应得到多少,而是考虑将来他当厂长、经理、副经理或总会计师时,这个企业有多大的盈利可能?因为有盈利,将来才能还本付息,才能兑现债务合同,所以这是在考验他有多大的能耐,多大的承担未来风险的能力,能不能承担企业未来的责任。这一游戏规则非常妙,它想的是将来会怎么样。它不是考虑过去,不是讨论你来了几年、劳动多少、出勤情况、受过奖励没有、受过处分没有,这个本质是面向过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要求经理持股,钱不够借给你,在买、借之间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将来,市场会怎么样,盈利可能会怎么样,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这种做法,新的股权出来了。

最精彩的是什么呢?有名的衬衫厂家海螺公司,它的销售公司首先改制,因为现在销售公司好坏对企业有决定意义。它的江苏销售公司女经理个人持股,买了100万元。问她哪来的那么多钱,她说前几年搞了改革,销售产品有折扣,前几年赚了很多钱,都放在公司里,这次全拿出来了,钱还不够,公司还借给她一笔钱。我问公司哪来的钱借给她,公司说,借给她的是十几万件衬衫,衬衫就是流动资产,你把它卖掉,折扣率拿过来,你就有了还本付息的能力。通过这种生产性活动,就把改制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改制中制度变迁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在企业改革中应想法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企业未来的收入流,存量也好,收入也好,博将来的东西,要使所有人面向未来。而苏联式的平分式改革,其错很可能不是因为分掉企业,不是因为界定人们的产权,使产权清晰化,这没有错。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去解不可能解的问题上。如果现在还有一定生产力的企业也这样去做,一定会破坏生产力。

回过头来再说海螺的例子。十几万件衬衫销掉后,用折扣赚来的钱,还清借的债,这100万元钱就是我的了。在实践操作中提炼出来几个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如为什么是100万元,为什么不是50万元?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出多少,你借给他多少?这是极其不同的风险分布,最好的是你出10万元现金,我出10万元存量,这对公司来说比较合算。将来你即使出问题,我输的也不会太多。比较危险的是他出很少的钱,你借给他一大笔借贷持股,在总股本中这三种比例关系我觉得大有研究的价值。现在我手上的案例太少,上海的做法,经理群体持股为5%—20%;山东可占到总股本的30%—50%,甚至更多。从借贷比例关系来看,有 1∶1 的,有 1∶若干的,甚至有 1∶50 的。我觉得作研究的要讨论,这里头由什么东西来定,什么规则在里头起了作用。我想理解的是实质,人们在决定这些“率”,你出多少钱,我借给你多少钱,利率是多少,多少年还清,这些都要讨论,结果把制度的改革完全变成讨论价格问题,把改革非常平滑地转移到讨论怎么定这些“率”。

把问题转化为价格问题

定“率”,经济学家就有用武之地。定“率”,本质上在定什么东西呢?所有这些率都是在定价。我主要的看法,企业里最关键、最要害的是企业家,企业中非常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合同,工人有人力资本,技术人员有人力资本,而最重要的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而不是在定机器的价,不是在定银行借的钱的价。在实践当中,公和私转变成了入股,转变成了“率”,你出多少,借给你多少;什么时候还,风险怎么样,变得很好操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因为对企业家定价很难。

企业家能力定价,人力资本理论中还缺乏这个概念。把一个经济当中用于教育、培训、健康的费用看成投资。由于这些投资,提高了人的素质,然后把这些高素质的人投入到生产中去,这可解释一部分生产、劳动、土地、资本对产出有影响。投入多少劳动,这是一个量的概念。它忽略了“质”,质量会影响国民的产出,质量可解释一部分产出,这证明人力资本的存在,把花在教育、健康、培训上的钱看成是一个投资量,然后再看成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经济愈来愈有影响。

把人力资本移到企业家身上来,又遇到很大问题,就是因为它同企业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企业家概念目前没有统一内涵,企业家要创新,企业家对未来的盈利机会特别敏感,所有这些描述都是在描述一种能力。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作决策的能力,作决策的能力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这种决策当然像奈特所说,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在市场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等,这种能力与人力资本联系起来有很大困难,因为企业家的能力,无论在美国或中国的经验中看到的,不是用某种东西换来的,不是因为他上过学,或者受过某种训练。

能力有权收租金

企业家能力有些时候是天赋的,它像矿一样,分布不均匀,而不是同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如王永庆,你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很小,他是小学6年级,鲁冠球小学6年级,徐文荣小学6年级,还有其他人,但他们的企业家能力很强。企业家有直觉,这没有人讲得清楚;企业家的直觉能力无法用人力资本来衡量,这与先天有关,是自然垄断。这里有一种租,不能给它定级,定多少工资,近似运动员、明星,不能用剩余价值理论去解释。企业家类似于“星”,他的天赋、机会得有人去开发,所以一般定价理论不能去讨论企业家定价问题。

在讨论定价问题时,要区分两种收入:第一种是合同性收入;第二种是企业家收入,它不是合同性收入,是承担剩余。我们的计划体制、公有制,最要命的是不区分这两个东西。照例行说法,大家都是国家雇员,所以人人都拿合同收入,结果一破产就是国家破产,所有人都不管这个东西。我们给企业家的报酬很低,虽然这是天下最贵的东西。而我们的企业制度,成了天下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大量亏损,没有人对创造剩余感兴趣。

年薪制不是等级制,它是一个剩余概念。农民就是年薪制,做完了才知道是多少,事前告诉你讲不清楚,这是企业家收入的一个原则。那么讲不清楚,你的收入怎么建立呢?这就是剩余,你支付所有合同性收入(支出),你组织生产过程,然后卖到市场上去。如果市场认你,你的收入比你合同性收入(支出)多,这样剩余就出来了。这是企业家定价机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同利润挂钩,它的激励机制调不通,这是第二个与企业家定价有关系的问题。

与股权挂钩势在必行

企业家能力定价的第三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风险很大。现在要经理持股,开始我借钱给你,但这个企业家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这时你只能根据过去的信息来判断,它不确定,而这一不确定在人上更不确定,所以得有什么抵押。在山东现在准买10万元,目前情况下,10万元对你的家庭不是小事,对你的家庭还是痛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借你一部分钱。

第四个问题,能否考虑在中国这一波改革中把期权概念引进来,做期货,给经理人员定个任务权,这在西方公司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奖励办法。给你签约年薪多少,在职消费权利多大,同时同你签任务权,这是非常有趣的面向未来的游戏,中国现在也开始碰这个东西。期权怎么做呢?你经理来的时候我同你定一个期货、认股权,企业今年每股1元钱,我先告诉你,你有权买3年后的100万股。什么价?还是每股1元。为了支持3年以后的100万股,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先付2%的定金,像真做期货那样,先付5%或你不付,构成对你的激励,3年以后企业增值了,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每股变成了2元钱,你还是有权按1元1股买100万股,你没钱没关系,你卖掉一部分股权,就有钱了。激励机制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想方设法使企业增值,增值愈大,赚得愈多,你将来的好处就愈多。这合理不合理?合理的。为什么?因为1股1元钱变成1股2元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要作好努力,其中包括经理的努力。这个风险要有回报,但总有一部分要给经理人员,这个机制的好处是现在你拿出5%的资源量,就可以建立一个100%的预期。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都没有钱,在大规模的改制当中它的矛盾在哪里呢?持股少了不管用,持股多了没有钱。现在我集中考虑这类问题,这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因为企业是面向未来的,企业家考虑问题也是面向未来的,所以企业家定价机制也可以搞点未来,只要考虑的是未来,我们这场制度变化的成本就可能节约。

这一机制新鲜在什么地方呢?3年后每股变成了0?9元了,怎么办呢?你可以买100万股,当然你肯定不会买。不买,你的定金就没了。如果你把企业做坏了,等于是你预付的完全就没了,如果这样的话,下海20万元或50万元(经理拿出来的)他就可以有一个杠杆。如按5%算,3年后就是上千万持股,这个东西只要转到非常理性的基础上来,怎么计算这个“率”就好办了。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模模糊糊的姓“社”、姓“资”,经济学家就没有办法了;要是转移到理性基础上来,现代公司文明中的大量东西就有用了,它就可以把大量东西变成一份合同,或变成一组合同。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研究中发现,现在所有做法都是自发地在做,缺乏中介。中介,一个是方案中介,另一个是金融中介,因为这个转移当中是要动用资源的。借钱,向公司借钱,有时完全花资产不能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非常流行的MBO(管理层收购)有没有可能引进中国来?MBO就是说,刚才的游戏已经初具规模了,再加个中介进来,这个中介干什么呢?它是来挑什么人当企业家的。它借钱给你,支持你,让你在公司中搭股,借钱后,你就拿红利还它。它赌的什么东西呢?它赌的是看人对不对。看准了放进去,给你融资,叫你完成经理人员持股。这种持股不是小股,甚至是控股,所以它不是国营控股,而是经理阶层控股,把原来的上市公司变成大股东控制。

中介机构公司有时会很有效,这里需要大规模融资。中介机构必须有融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它有很强的识别能力,它不断地在市场上挑,什么企业家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研究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我们老以为股份制加强了董事会的控制,董事会加强了对经理的控制,企业盈利就会增加,我们的逻辑就是这样。但有时情况相反,董事长的企业家才能比老总才能低,但董事会控制总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好多投资计划董事会不批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家公司的潜力就没有发挥出来。金融中介就做这个文章,他发现这种情况就去找老总谈,我给你融资,你把公司控股权买下,买下后公司就听你的了,你来作决定。你不但当日常经理,而且你来作决定,重大的投资决定。作对了,这个公司整个表现会极其不同,这是一个办法。一般情况,这种融资的利息不是普通的利息,是很高的,而且还有很高的手续费。更重要的是,它借钱给你,让你控股,同时它放一个小股进去,搭便车,这个回报是很大的。

现在中国的钱借不出去,不敢借出去。过去借得出去,是因为借的钱是可以不还的,所以放心借;现在不行了,借钱是要还的,所以贷不出去,但要借的人又借不到。投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企业家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美国MBO做得好热门,做得很新,不断地做,大规模地做。我的看法,企业制度在不断创新,早期是个人既当小老板也当经理,到20世纪30年代变成所谓的两权分离,投资者与经理人员分离。现在,经过MBO出现这类企业,我看完全是新的企业类别。这个类别是经理因为有能耐,所以他成了大股东。经过金融中介,我们国内有一类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就有这类问题。股权太分散,每年开股东大会,经理层胆战心惊,一旦出现一个相对多数,就可以颠覆你。这个结构并不利于把企业潜力发挥到最大。如果这个企业老总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最大,这时如果金融中介进去,替他融资,让企业家才能存量最大的人持有大股,它的结构就会很稳定,投资行为的长期预期就会改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研究的东西。

199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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