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1960年代的文学、社会主义和生活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2 次 更新时间:2010-10-12 1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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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理论,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1)。1963年5月,在《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则进一步概括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2)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在1960年代的政治实践中,实际指向两个层面,一是社会,而且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能防止修正主义;二是党内,认为党和国家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3)。与此相应的,不仅是196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展开(比如“五反”、“四清”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且这一阶级斗争理论还控制并渗透到这一时期主流的文学写作之中——当然,很难说它构成了这一时期全部的文学概况。但是,一些激进的观念的确开始产生。因此,在一些历史论著中,往往会把这一时期视之为文革的前奏,或者,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文革的某种“症候”(4)。

  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一“症候”也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危机的某种“症候”。在我的叙述框架中,我一直未曾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仅仅处理成某种本质性的概念,而是更多地将它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运动过程,或者一种历史场域,各种复杂的力量都介入到这一历史的运动过程或者历史场域之中,它们相互纠缠,并进而形成一个生产性的装置。这一装置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现代”的;既是革命的,也是“革命后”的;既是世界主义的,也是民族国家的??。因此,这一“装置”不仅在生产平等的观念,也在生产新的阶层差别;不仅在生产“集体”,也在生产“个人”;既在生产挑战和颠覆的革命冲动,也在生产服从和忠诚的“革命后”的国家需要,等等。这些矛盾并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内部,不仅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性构想,也对社会主义理论构成程度不等的挑战。而当这些矛盾逐渐趋于激化,危机就开始形成。因此,重要的不仅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形成语境以及实践过程,可能还在于这一理论在1960年代究竟要面对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以及危机形态(5)。

  尽管这一危机的存在以及表现程度,迄今为止,仍然有着不同的学术评估(6)。但我仍然以为在1960年代危机已经显现。这一危机在某种简略的意义上,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分配”,二是“消费”。“分配”不仅暴露并且激化了阶层之间的冲突,也暴露并激化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因此,1960年代的文学在相当程度上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书写,比如《艳阳天》、《夺印》,等等。“反官僚”的主题在此得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支持;“消费”则导致了个人观念的崛起,它不仅使得个人有可能游离于国家(集体)之外,而且在理论上开始威胁社会主义“政治社会”(7)的整体的形态构想,无论是《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都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叙述,不仅试图用阶级斗争理论重新整合个人和国家(革命)的关系,也明确指示出“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

  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仅开始着力诠释国家的政治意图,也传递出极其复杂的思想信息,一些观念延续到“文革”,并且得到更为激进化的处理,比如“出身论”,等等。但是,我并不同意将这一时期完全看成“文革”的前奏,相反,在另一种意义上,“文革”反而是对这一时期的某些主题或者某些观念的克服甚至颠覆。在某种意义上,1960年代的前期和后期(文革)无论在观念还是社会实践上均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甚至悖论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更多地体现在文学作品的游离甚至暧昧的叙述核心之中。

  尽管分配和消费并不能截然分开,但是因为我在此前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对这一时期的“分配”书写有过陆续的分析,因此,在本文中,我会更多地围绕“消费”展开讨论。这一讨论以“文革”为潜在的参考对象,同时力图说明“消费”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的危机性以及它本身又是如何被社会主义生产出来,而所谓阶级斗争理论在此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叙事功能,以及革命和“革命后”在理论上的内在悖论,等等。

  

  一,物质丰裕和物的焦虑

  

  1963年,剧作家丛深在《剧本》11-12月合刊号上发表剧本《祝你健康》(后改名为《千万不要忘记》),三十多年后,这部作品重新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显然和唐小兵那篇杰出的论文《<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历史意义》有着一定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唐小兵不仅创造性地阐释了“日常生活的焦虑”这一概念所隐藏着的深刻的历史涵义,同时也和收录这篇文章的《再解读》中的其它作者一起,开始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纳入到“现代性”的范畴中加以考察。应该说,这不仅是当代文学史,也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颇具革命性的行为,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它由此将中国革命从一度流行的“封建”的释义中解放出来,从而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当然,在唐小兵的讨论中,这一所谓的“现代性”又是和具体的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但是,在进入这一文本的具体讨论之前,我仍然想先回到1960年代的历史语境之中,然后,再来讨论有没有一种新的解释的可能性。

  1963年,《红旗》杂志第9期刊发了虞挺英的文章《加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明确提出了“教育革命下一代”的重要意义:“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始终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永远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为了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首先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将所谓的“旧思想、旧意识”定义为“教育”的他者或斗争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同时提出了“媒介”的概念,并且借用了鲁迅某篇文章中“长妈妈”的形象,认为“这些旧思想、旧意识就是经过‘长妈妈’这样的‘媒介’,在无形中影响青少年的思想意识”,因此要“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善于识别和抵抗一切反动思想的侵蚀,使他们永远革命,永不变质,这是做教师的、做父母的所应当担负的重大任务。”关键在于,“长妈妈”的暗喻的使用,使“识别和抵制”从抽象的观念冲突变得形象化甚至人格化。这样一种修辞处理不仅影响了文学叙事(比如《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姚母、《年青的一代》中的小吴,等等),同时使得“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从思想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也使“阶级斗争理论”获得一种对象化的实践可能,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形态。

  “教育革命下一代”的命题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与所谓的“和平演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1960年代,这一主要源自美国的战略意图(即西方在“冷战”背景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包括“政治宣传”、“心理进攻”、“文化渗透”等战争外的一切手段,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等,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使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下的统治下获得“自由”,等等)经过一些文章的转述开始进入中国政治的视野并引发程度不等的担心乃至焦虑。比如,在安子文《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中,就援引了杜勒斯1958年10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杜勒斯认为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是可能的:“从几百年来说那是绝对肯定的,这大概是几十年的事”。也援引了李普曼发表在1964年4月10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文章:“瞻望将来,我们在模糊的远景中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我们可能看到共产党中国最终(在十年或二十年内)演变成为类似今天的俄国的国家”(8)。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开始认为苏联正是“和平演变”的一个现实案例,并且成为中、苏论战的主要内容之一:“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且将其上升到“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9)。可是,究竟什么是“和平演变”?

  或者说,“和平演变”究竟要演变什么。在1965年出版的《青年英雄的故事》(续编)的前言中,罗瑞卿通过对十一个青年英雄的描述,概括出必须坚持的某些价值标准,这些标准包括:“艰苦奋斗”、“舍己为公”、“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业”、“阶级仇恨”和“阶级感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当革命的‘老实疙瘩’”、“爱护国家利益”、“为祖国争气,为人民立功”,等等(10)。显然,所谓“和平演变”威胁的正是这些概念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可是,“和平演变”并不完全来自于外部的渗透,因此,它还更多地和传统的“旧思想、旧意识”纠缠在一起,包括所谓的“长妈妈”这一类“媒介”。这样一些公开的政治表述,都相应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结构模式乃至内含的价值标准。可是,这些政治表述并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自身的危机生产的可能性。比如说,在罗瑞卿的表述中,“和平演变”被形象地比喻为“糖衣炮弹”,那么,“糖衣”是什么?在相关的政治表述和文学叙事中,这一“糖衣”可以理解为某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方式的表征之一,即是所谓个人的“物质享受”。可是,追求或者建设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难道就不是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现代目的?

  一些论述者已经注意到,1960年代不仅正在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逐渐走出,也正是第二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段,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发展势头迅猛,物质丰裕。而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建设的主题也一直贯穿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不仅有诸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一类的电影,也同时成为《艳阳天》、《龙江颂》等强调阶级斗争的作品的主要叙事内容(11)。按照梅斯纳的说法,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反而可能动摇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政权担心的主要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日益激进的社会和思想的改造相结合,对于彻底解放蕴藏在群众中的生产力和防止一直存在的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危险是必需的”(12)。显然,在“革命后”的语境中,“革命”和“建设”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悖论,一方面,革命要求建设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而另一方面,这个物质丰裕的社会却有可能摧毁革命本身,或者说使革命就此停滞不前。恰如当时一部话剧的名称(《成功以后》)(13)那样,这一历史时段更多思考的正是这一“成功以后”(或者“丰收之后”)的“继续革命”的问题,因此,所谓“日常生活的焦虑”也更多包含着一种“物”的焦虑。可是我们仍然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物”会动摇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或者说,这一“焦虑”究竟是来自“物”自身,还是有着其它更为复杂的历史原因乃至某种理论困境。

  长篇小说《苦菜花》是作者冯德英“从1953年开始酝酿、构思、学习钻研,到1955年写成初稿”,并于1958年出版(14)。在这部追叙革命战争历史的小说中,有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小说写冯德强参军,杏莉“有点东西”送给他,在杏莉的“东西”中:“有条白手巾;一条杏莉时常围着的褐色绒毛线织成的厚围巾;一个用各种彩绸绣的‘卫生袋’”——按照小说的解释,在当时,这个“卫生袋”是“用各种色彩布缝成的长形小袋子,是盛牙粉(膏)、牙刷、肥皂用的,故称卫生袋,是妇女们赠送给参军的人们的一种珍贵礼品”。小说《敌后武工队》中也有另外一个关涉“卫生”的细节,为了躲避日军的追踪,武工队队长杨子曾在强调武工队应该注意的生活细节中,特地举出:“像钢笔水滴答在桌子上,甩在墙上;使用房东的厕所,大便后用纸揩屁股??。这些都是清乡队寻找的目标,也是闯祸的根苗”。而小队长魏强也承认,到了部队,“大便后,我就不习惯用砖头、瓦块揩;也有时候撕纸乱抛”。

  在中国的革命历史的语境中,军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并不仅仅只是一支单纯的作战队伍,相反,它还承担了组织、动员和教育群众的政治功能,在某种意义上,随着军队的政治改造(“支部建在连上”),甚至成为一个政党的流动的载体,这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产业工人基础薄弱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仍然能够获得强大的现实的发展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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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09年8月《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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