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思想的魅力——《战略与管理》若干争论的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8 次 更新时间:2010-10-11 18: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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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  

  

  应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靳大成先生的约请,让我写一篇《战略与管理》杂志创办经历的回顾性文章,靳大成先生说,回顾一下9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中的人和事,对后来者认识思想史当有一定的价值。我想靳大成先生的话应该是不错的,于是也就拿起了笔。但很快,我发现真实地记录历史如此之难,一想到那些人和事都还在继续活动着,一想到“为贤者讳”的种种内心忌讳,所谓真实地记录历史便几乎成为不可能。由此我也开始怀疑这篇回忆性文章的必要性,并进而怀疑所有当代人为当代人撰写的历史的真实性。

  然而答应的事情又不能不做。在写不下去的时候,我重新流览了1994年至1998年的《战略与管理》杂志,我惊异地发现,那些自己曾经编辑过的文章竟然如此具有新鲜感,那些既往的话题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仍然具有极强的思想震撼力。这是为什么?我逐渐明白了,这恐怕是由于在90年代初我们编辑这本杂志所时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许多年前预言的事情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它们仍然不时地冲击和困扰着我们。这大概就是思想的魅力吧。

  于是,重新动笔也就有了新的动力。既然《战略与管理》是一本以思想性见长的期刊,那么在世纪之交对以往的思想历程以及参与这一历程的人进行回顾和评价,或许对今天的读者更有启发。当然,涉及人的活动,就难免有个人的喜好和理解角度的差异,因此,这篇文章如果无意中说错了什么或得罪了谁,将主要是我的责任。

  

  1、 杂志的问世

  1993年8月,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秘书长秦朝英约我面谈,说是研究会有本会刊亟待创刊,希望我能介入。秦朝英是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的研究员,在国防战略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认识已有两年。他为人比较缄默,在公众场合很少说话,但私下交谈一旦深入,其思路的开阔和分析问题的锐利则会给人极深的印象。我们是在建国饭店见的面,秦朝英介绍了研究会的情况,介绍了这本杂志的一些手续上的情况,然后谈了他的初步想法。

  由于秦是战略研究出身,他更关注国家发展目标的确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秦朝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社会固然是二个可以说服公众的国家目标,但从战略角度评价,这一目标并未给定中国未来20—30年内在国际社会中的目标定位。国家发展目标当然应有物质指标,但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的综合指标,换言之,中国通过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自身和外部资源的控制力,应该是更重要的追求目标。秦描述说,从区域强国到超级大国,应该是几代人为之努力的方向。在这样的目标定位下,中国的经济改革才有方向感,中国的发展才能动员全社会的内在潜力。《战略与管理》杂志即应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一总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探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战略,从而为中国的执政党干部队伍提供战略思维训练和战略策略研究。

  秦朝英的办刊想法很具鼓动力,长期从事新闻编辑的我很容易便被调动起想象空间。我带着莫名的激动离开了建国饭店战略研究会的办公室,开始了创办一本刊物的前期准备。

  自1989年以来,我便开始从事《北京青年报》的理论编辑工作,1990年一1991年,又在《中国青年报》从事了一年左右的理论编辑工作,这期间组织过不少较具影响力的理论文章和学术会议,积累了一定的学术资源。我初步设想,这本杂志尽管偏重战略研究,但其价值判断一定会在办刊过程中引起争议,因此从开始组织编辑队伍时,即应选择不同价值偏好但又能够沟通合作的人进入编辑班子,使之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而从编辑工作的角度看,学术期刊仅仅选择学者型的人充任编辑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学者首先关注的是理论的完备和学术趣味的投合,而读者则首先关注的是各种困扰自己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个编辑班子应该是北京报业中较具理论思维能力的编辑和北京学术圈中较为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

  在以上想法的支配下,一个后来证明是比较理想的编辑班子便迅速形成了。他们是——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青年教授 李书磊

  北京青年报编辑 杨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王小东

  中国青年报编辑 杨浪

  人民日报编辑 尹智博

  北京青年报编辑 邵延枫

  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编辑 秦燕

  这个编辑班子后来几经调整,但主体人员基本延续到1998年才发生较大变化。

  编辑班子一旦组成,稿件的约组几乎没有太费力气,1993年11月,一本我们大家看着都比较满意的创刊号便正式问世了。

  2、 林顿、拉鲁什为中国指出的另一条道路

  1993年底,杨浪拿来一篇英文稿件,题目是《中国的复兴一未来100年的紧急计划》,作者是美国人林顿·拉鲁什,据译介者介绍,林顿·拉鲁什基本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容,他因主张本体经济学,对现存英国伦敦金融帝国主义势力和美国华尔街金融势力严辞抨击,并主张彻底摆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控制的现存世界秩序。因此,他被美国各主流媒体封杀,他的文章几乎不能发表。林顿·拉鲁什为此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席勒研究所,并积极组织政治活动,甚至准备参与美国总统选举。

  拉鲁什的文章标题有些危言耸听,但其内容即便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力。他认为,中国繁荣的光环并不应该使人们忽略这样的事实:“财富正在从内地农村地区转移到沿海地区,并输出到国外;与此同时,内地却在渴求投资。中国的根本问题一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前工业结构,基本的基础结构亟需现代化一仍未解决。与此同时,“很快富起来”的思想到处遍布,腐蚀了国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们推出这个大国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正当中国农民需要对农田大量投资的时候,他们的购买力却急剧下降。”拉鲁什认为,与欧美相比,中国在关键方面落后了不止一百年。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劳动力大军在工业中就业的比例早在十九世纪70年代就比中国今天的还高,德国1880年城市化的特征就比今天的中国强得多。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中国人有26.3%生活在城镇,而1877年德国已达39%。

  1994年1月我们刊发了拉鲁什的文章,2000年末,当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中国的经济迟迟滞留在缓慢回升的阶段时,回顾他的文章仍然不无启发。从大的方面看,近9亿规模的农民不具备购买力,是导致3—4亿人口的城市工商社会生产剩余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所谓内需不足,其实就是农民需求能力不足,而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需求不足的根源,乃在于近几十年来对于中国农村与农业社会基础投入的严重不足。中国现代化是个百年梦想,但对这条现代化道路而言,8—9亿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不能解决,则城市社会的任何现代化都只是一个外壳或装饰而已。

  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拉鲁什主张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放到与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世界银行一关贸总协定所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通过以能源密集、资金密集方式重建和扩大全国的物质基础结构,从而彻底转变就业结构,将千百万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人员吸收到日益技术型的活动中来。拉鲁什总结道:“总的来说,需要做的是回到古典的民族经济原则上去,这些原则是德、美、法、日和其他国家崛起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

  拉鲁什文章发表之际,正是1989年政治风暴过去之后中国社会内部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相对沉寂之时。未来的方向已经确定,与国际主流文明融合占据了决策集团和各主要利益集团的思维空间。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拉鲁什所主张的“民族经济”的各种有效屏障,将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逐渐贬斥为国际资本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从更现实的角度评价,由于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和平,民族经济发展所赖以进行内部动员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加之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瓦解,希冀中国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的劝诫无异于梦想。

  新的世纪开端之际,回顾林顿·拉鲁什文章的价值在于,如果中国沿现有经济发展之路难获成功,或者更具体地说,如果现有发展之路不能解决8—9亿农民的现代化,不能够使他们在摆脱土地的同时在城市社会获得较为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则开辟另外一条道路的历史性课题就必然摆在面前。那时,拉鲁什警告的现实意义便会格外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林顿·拉鲁什此后还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1994年第六期上刊发了农业部农村政策中心研究员温铁军在访问美国时与拉鲁什的对话,在该篇对话中,拉鲁什预言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危机即将到来,他认为,世界金融市场正在新一轮动荡之中,而西方金融资本的卫士却宁愿听任牟取暴利的少数人在金融帝国的空中楼阁倒塌之前捞上最后一笔,然后将货币体系崩溃的恶果转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依靠西方主要货币进行贸易的发展中国家损失会更为惨重。拉鲁什断言,以伦敦一纽约为轴心的金融帝国,正在极力地把刚刚解体的苏联和正在发展的中国纳入病人膏肓的西方货币体系,吞噬这些国家的血来使西方垂死的金融资本回光返照。

  就我的记忆而言,这是最早预言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面临危机的警告。此言出后不久,墨西哥金融风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美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累累险象仍让人们担忧不已,拉鲁什的预言如果真有一天不幸彻底言中,则不但中国已日益国际化的经济结构将遭遇沉重打击,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重新笼罩的前景也决不是危言耸听。

  对比一下各式各样的经济学派,林顿·拉鲁什的“丑话”值得中国人认真听取。

  4、 自由派与新左翼在民粹主义话题上的微妙心态

  1994年8月12日,《战略与管理》召开了一次研讨会,题为“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这一会议开的并不非常成功,此后刊发的一组文章也没有产生预期的强烈反响。但从今天的视点去看,其中的许多内在价值仍然应该引起重视。

  民粹主义的话题在90年代中期的社会语境中与80年代完全不同。“八九”政治风波之后,执政党内部的一些青年才俊检讨这场风波的政治原因,迅速提出了共产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性课题,他们要求共产党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传统革命思维,进而吸收历代帝王“马上打天下,而不能马上坐天下”的政治经验。按某位干部子弟的说法:“六·四学生闹事都是共产党自己教育出来的。学生们唱着共产党的歌曲要推翻共产党。”在这种经验教训的总结中,进而提出批判民粹主义的学术命题,要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哲学思想基础进行彻底清算,并由此反省俄国民粹主义历史传统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遗产。

  执政党内部的这次检讨运动影响较大,它在不同层面被其后的领导人所吸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较具说服力的理论工具。然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一理论命题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由于“六·四”风波,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遭到动摇,一向反对民粹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愿卷入这种理论反省。在对民粹主义的态度上,自由派知识分子心态十分矛盾,他们一方面认定民粹主义是反现代化的一种思潮,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是希图不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痛苦而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理想国的乌托邦,“文化大革命”便是民粹主义的典型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与现政权合作,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同时巩固现行社会的秩序。

  其次,对新一代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所显示的贫富差距和严重不公正,社会主义价值仍然是他们内心极力捍卫的理想原则。而就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模式而言,事实上却早已远离了他们内心的原则。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态度他们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批判民粹主义为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辩护,另一方面他们也时时发出警告,当资本主义的绝对不公正造成社会的内在分裂时,民粹主义的思潮就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在“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一组文章中,王小东的文章给我的启发最大。王小东平素就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他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几乎从不顾忌时间、地点和环境,这大概也是他的理论更加彻底的原因之一。王小东为他的文章取题为“在平民与精英间寻求平衡”,他以广义的精英与平民之分来定义民粹主义,他写道:“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面,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启的平等与公正的价值观念一它开启了现代民粹主义思想,并且仍旧包含在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思想之中一的许多部分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公认的准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它确实有多少不合理、不切实际之处,不管你如何理解‘历史的进步’这个字眼,都是一样。”“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完全遵照民粹主义的准则运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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