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保增长防通胀调结构之间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 次 更新时间:2010-10-11 12: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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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进入专栏)  

  

  在当前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是处理好保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这三者间的关系,那么怎样摆布这三者间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呢?

  我们首先应该看看这三方面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从增长看,5月份以后出现了下行拐点,包括投资、消费、工业增长率、工业用电量和PMI指数等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下滑。从下半年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会更明显,作出这样的判断有三个原因:

  第一,去年的经济走势是前低后高,受去年基数影响今年下半年的增长率也会低于上半年。

  第二,去年经济反弹的主要动力是政府强大的刺激政策,包括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和近十万亿元的巨额贷款投放。今年政府的刺激政策力度显著减退,而内生性的增长动力仍然不足,就必然会出现经济下滑。例如,今年前个5月的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为26·5%,仅比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出0·6个百分点,而去年前5个月的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是95·9%,几乎是去年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三倍。由于新上项目投资的增长率代表着未来的投资需求增速,所以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的显著回落,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将很快会失去去年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强劲反弹的主要动力。

  此外,5月份的存货资金占用已高达6万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28·5%,比同期工业增长率高出12个百分点。存货增长率大幅度高出同期工业产出,说明企业过高地估计了市场前景,随后的反应就是会收缩生产,消化库存,从而压低工业增长率。我们从新公布的6月份的PMI指数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因为当月11个分项指数中只有库存指数上升了1·5%,其他10个指数都回落,其中新订单指数下降了2·7%,位居指数回落幅度排名第二。

  第三,5月份唯一保持强劲增长的是出口,但是从国际看,美国5月份开始暴出一系列不良数据,预示着美国的经济复苏已经见顶。在欧洲,欧元区由于主权债务危机不得不在未来3年进入到一个强烈的紧缩过程,也会极大地抑制欧洲经济复苏,所以中国出口的强劲复苏缺乏长期支持,可能到下半年,至多到明年就会出现显著回落,甚至可能在未来1、2年内美国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中,出现负增长。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经济5月份以后开始的走低过程就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这还不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担忧,最大的担忧是本轮为保增长所投放的巨大投资会在未来2、3年内形成巨大的产能投放,而目前的过剩矛盾已经很严重了,如果在世界经济再度探底引发外需萎缩的时候,国内的过剩矛盾也因新的产能投放高峰到来而更加严重,这种“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前景才是最危险的。

  顺便指出,目前有很多人认为是政府打压房地产的政策导致了目前的经济下滑,我认为这不对。政府治理楼市是会影响到房地产业的发展,相应影响到经济增长,但是今年前5月的房地产投资高达38·2%,比同期的投资增长率高出12个百分点,而且房价直到目前并没有下来,就不会影响到地产商进行投资的积极性。所以,增长的下滑是由更大的原因,即由经济内生的动力不足造成的,这与长期的原因有关,而不是由政府打压房地产这个短期的、外部的原因造成的。

  由以上分析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率在进入下半年后肯定是逐季回落趋势,到四季度不排除回落到9%以下,而明年的增长率甚至可能会低于8%。

  我们再来分析物价形势。从国际看,5月份以来由于美欧经济复苏出现颓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这将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而且6月份PMI指数中回落最大的就是购进价格指数,高达7·6个百分点,说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已经传导到国内。但是这仍不能让我们作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长期回落的判断,因为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前景将可能使世界进入一个长期低迷期,各国政府将因此而长期保持低利率与宽松的货币环境,这就给长期的通胀创造了条件。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是由于金融市场急剧动荡造成的,由于风险厌恶情绪上升,6月份以来,国际货币资本不仅从大宗商品交易中退出,也从黄金和石油交易中退出,而主要保持现金形态,但是当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前景明朗后,巨额国际货币资本就还会向大宗商品市场涌流。所以,中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缓解是短期的,从长期看仍将十分严重。

  尽管输入型通胀压力有所减缓,但是国内由粮价上涨所推动的结构型通胀却更加突出了。今年春天以来由于气候比较冷,使播种期向后推迟了一到两周,由此导致夏粮小麦减产,秋粮也会受此影响减产,所以今年小麦上市后价格同比上涨幅度已接近10%,玉米和稻谷的价格也在上浮。目前小麦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国家的保护收购价格。自2003年以来,政府为了稳定粮食生产连续6年提高了收购价格,是过去6年中国能够连续获得粮食丰收的重要条件。从粮价看,以往的6年里推动粮价上涨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政府,但是今年不同了,由于民间的粮食收购商大量抢购,不仅使粮食的市场价已经显著高于国家的收购价,而且国家收购占市场的份额也大幅度下降了。

  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高度关注,就是自4月份以来包括绿豆、大蒜甚至部分中药材在内的农副产品价格出现了暴涨,背后是大量的投机资金入场,这恐怕就与今年以来的股市低迷,政府又在打压房地产,使国内这两个最大的资产池中的资金大量外流,由此出现了在资产价格回落的同时商品价格却暴涨的格局。

  此外,目前政府正在通过推动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来推高工资水平,这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但是亦会由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推高物价。

  所以今年以来推动消费物价上涨的动力,就出现了由国际转向国内、由政府转向市场、由资产价格上涨转向商品价格上涨的变化。有人说由于中国的过剩背景,未来中国的物价形势不是通胀而是通缩,我仍然不这样看。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在运动中不断寻求回报,过剩除了有压低商品价格的一面,还有从实体经济中挤压出资本的一面,由于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条件下,相关于土地的产品如农产品和房地产等都具有长期的短缺特性,所以仍会形成结构型的通胀,目前中国已经是过剩格局,但是以前的房价上涨与目前的粮食与食品价格仍在上涨就是很好的说明。

  所以从今年的价格形势看,是国际因素在减弱而国内因素却在增强,明年则不排除两者都增强,特别在今年秋粮上市后,由粮价进而食品价格上涨所推动的CPI走高可能会更明显,10月份以后甚至可能上升到5%。

  目前最复杂的问题是结构调整问题,因为虽然目前各界对中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的认识似乎已有共识,但是对调整的内容却众说纷纭,极不统一。从重大的结构调整内容看,生产结构、分配结构、流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乃至内外需结构和金融与资本市场结构都需要调整,那么哪一个结构调整应该占主导地位,抓住这个结构调整内容,就能够取得纲举目张的效果呢?

  从政府方面看,一开始的时候谈结构调整是搞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但是出发点是为了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扩大投资。由于在过剩的背景下产业振兴计划最后都是要增加产出,由此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因此当经济走出低谷后又开始反向操作,大量压缩产能。但是压缩产能又与保增长相冲突,所以又转到培育六大新兴战略产业,希望找到新的投资需求增长点,可是这些战略性产业又不可能很快形成投资规模,因此又转向区域结构调整,批准了近20个国家级区域规划,希望由各地方政府的投资来形成大规模的投资需求。所以政府这些调结构的举措,都是围绕着保增长这个核心来的。

  这样就涉及到了增长、通胀与结构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

  我的理解是,增长就类似于人体的生命,经济结构则是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而通胀是病。良好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筑在健康的肌体结构上,有病必须治,但是不能为治病而要了命。从这种关系出发,保增长与防通胀有一致的一面,即过高的通胀水平不利于增长,而且通胀经常伴随着过热,都有必要把它们降下来。但是保增长与防通胀也有相冲突的一面,因为压低通胀的措施也会同时压低经济增长,在过热的时候经济本身也需要降温,这个矛盾就不突出,但是如果象现在这样,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内生的增长动力很微弱,采取防通胀的措施,例如加息等,就可能要了增长的命。

  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结构上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健康与否是直接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合理性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中也会产生不同的生理构造和生活习惯,这就是外因变化所引起的内因变化。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外向型,这是中国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新全球化所催生的,在外需强大的时代,中国由重大内部结构缺陷所形成的分配向储蓄倾斜这个矛盾,不仅不会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反而使中国成为参与新世界市场分工最积极且最具能力的国家,但是次债危机爆发导致外部需求出现了长期低迷的趋势,在这种条件下,以往国内结构中有利于大规模外向型发展的那些因素,就转变成了不利因素。而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就建筑在从有利于外需增长向有利于内需增长这个结构调整内容上面,而从当前和长远看,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向内需为主型转变的战略,非城市化战略莫属。

  以城市化战略为主的调整内容,非但不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会创造出强大的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最近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在城市建筑10层以下的住宅,每平米需要30公斤钢材,10层以上则需要70公斤,但是目前却有2亿农民工,他们的家属住在农村,他们在城市打工,住在人均只有2、3平米的工棚,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象城市人那样生活,需要多少钢铁和水泥,还有家具、电器和其他消费品?中国的钢铁怎么会在不到发达国家一半人均占有量的时候就过剩?城市化也会强烈拉动投资,我曾经算过,未来20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就可以相应增加超过50万元的投资,如果未来20年中国要增加8亿城市人口,从而使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需要400~500万亿元的投资,所以在城市化领域中国投再多的钱也不会多,更不会过剩。

  所以,目前以及未来在处理增长、通胀与结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把以城市化为方向的结构调整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舍此不能保增长,经济衰退了低物价也没意义。

  还应该看到,美、日、欧经济的长期衰退已经无可避免,什么“再工业化”,什么“消除主权债务”都不会使他们塑造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发展中国家除了卖资源就是卖软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中也不会有高速度。展望全世界,只有中国由于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城乡结构矛盾,孕育了巨大的需求空间,因此具有通过结构调整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的能力。我们一定要尽快统一思想,尽快行动起来。(作者: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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