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27 次 更新时间:2010-10-09 12: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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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进入专栏)  

  湖南省桃源县副县长张志红说,乡村政务公开水平明显提高,政务公开不再仅限于会议通报、板报公示和资料印发,村民能够即时在网上查询和下载。同时嵌入了“市民留言”栏目,强化了举报投诉和回复等互动功能。安装这套系统能带来什么变化呢,你可能不相信写在墙上的村务公开。上级给你转移支付100万,来检查的时候写在墙上,上级一走,擦掉了。现在不行了,补助了100万必须明确说明谁拿得,并且还得传到网上去。不要认为村民不上网,只要有人上网,就能查到,这样你就不敢乱写。如果上级补助了100万,挪用了20万,你写80万,县政府说我明明补助了100万,怎么说80万。我们制定一套规则,你的村务怎么在网上公开。我们的四个试验点,深受老百姓和领导的欢迎。所以一个村支书就说,“村务公开,不怕上墙,就怕上网”。

  通过这个案例,我认为,我们这些研究新科技、新媒体的人能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变成规则,制定新的社会规则。因为统治者对这些新科技也不太了解。所以我们要为这种新科技、新媒体立规。通过这种立规,我们可能找到一种新的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途径。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力量在什么地方,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网络这种新科技、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以人的意义为转移的,不管你想多少办法进行新闻封锁,我们都能很容易的知道外面的信息,很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新科技发展的社会已经超越以前很多国家和地区追求民主政治的环境,不需要再办那种秘密的杂志,开秘密的会议。我们在一个新的技术条件下找到我们的政治发展之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第二,在这种新科技发展的社会中,公民社会可能会产生。走在新公民社会前列的可能就是掌握了新科技、新媒体的这一批人。这些人应该是奠定中国公民社会基础的人。所以,中国目前的政治应该能在新的科技条件下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改善目前的官民关系,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态。

  我的基本结论,信息时代将改变中国的传统政治发展道路,我们也许能超越中国几千年来的暴力政治之路,也许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以世界政治文明为旨趣的“训政”,也许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而实现这些的决定性力量,也许就是掌握信息技术并具有批评和抗争意识的中国民众。只有他们的共同努力,才能使那些有志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家们有勇气和有力量,对目前由利益集团控制的政治格局进行改革。正因为如此,我希冀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要运用好各种信息技术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和坚守我们的原则。因此,凝聚共识,为网络时代的社会立规,是我们一个现实而重要课题。

  谢谢各位!

  

  钱刚:非常精彩的演讲,下面我们进入问答环节。时间还比较充分,看看哪位先提问。

  

  听众提问:非常感谢于老师精彩的讲座。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当我们面临着这些网络突发事件的时候,绝大部分网民是无法验证他的真实身份,怎么样通过立规的方式来保证我们的消息不是被炒作的,而是一个基本事实的描述。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个信息不充分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不带任何立场的把这样一个事实表述出来,而不是带任何价值判断的描述。怎样能保证信息是真实的,不出现华南虎照那样的事件。第二个,当一个事实是基本真实的情况下,每个人对这个事件应该怎样去做,会有一个价值判断,这样一个价值判断我们如何去树立,有可能很多人说支持或者反对,还有人打酱油,我们不管打酱油的这一部分人,任何民主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我就看一看热闹,我不发表意见,但是,这其中不能排除职业的专家引导舆论,比如御用文人、体制内的人或者其他一些人,他们会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引导社会舆论。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是如何相对有规范的树立的,刚才你说为社会立规,如果定规范的话,应该如何更好的定规范?

  

  于建嵘:我认为你提得两个问题都非常好。我首先解释一下,我讲的为社会立规,主要还不是为网络立规。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网络这种现代信息科技他已经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建立新的规则来解决。比如我前面讲的,把村务公开上网,这样不就实现了民众要求的所谓民主和信息公开吗?也就是说,我讲的立规不仅仅是为网络立规,而是为中国所有的方方面面立规。新的科技可能带来新的规则,新的规则谁走在前面,就是网络,我们现在完全可以通过网络走在最前面。这是我解释的一个问题。下面我回答刚才你提得两个问题,第一个怎么使信息更具有真实性。信息的充分性相对来说就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如果有人造谣,有人真实的反映问题,针对一个问题多种信息交织在一起,通过比较还是会产生相对真实的信息。比如有个网站天天造谣,以后大家就不看了,说这是造谣网。我们还是会看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和公正的信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些问题怎么判断,我认为要有充分的表达。我历来主张只要有充分的信息来源和充分的表达,就不怕别人误导。因为你可以这么表达,另外一个人可以采用另外一种表达,这都没有问题。当前中国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想引导舆论,想制造假象。这是我们国家现在面对的大问题。所以对于网络舆情,对于网络上发生的问题,我有这样一个观点,要有平常心,信息的充分表达和意见的充分表达可能是解决你提出的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要为此立规的话,只能坚持网络自由和新闻自由,而不是建立限制这些自由的规则。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谢谢你!

  

  听众提问:于老师,您好。感谢您的精彩演讲,我是港大的学生。刚才您提到新的信息技术时代的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议题设置,而且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很多是指向政治制度的,但是我觉得这种议题设置还是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偶然性,我想问的是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或者政治参与的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这种参与的可能性您有怎样的预期?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要为社会立规,并举例说村务公开网络化这样一种自治的形式,我想问这种治理形式或者参与形式的改变能不能代替对于政治制度的改变,或者说对于现实政治制度的改变有什么影响,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有怎样的影响?谢谢您!

  

  于建嵘: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你讲的是网络参与和现实参与的关系。前面你可能也看到了,我为什么把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湖北省委书记写给网民的信给大家看,实际上这种参与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它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行动。我感觉这种参与比人大代表提个意见的正式参与更有影响。因为这种参与具有更大的公共性和广泛性,所以往往是逼着个别领导表态。最近有一个调查,可能有人知道,就是老百姓发生问题应该找谁?有40%以上的人说上网,发生问题后要找网络。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很多老百姓知道这个问题只要公开透明,可能会得到重视和解决。这与中国目前政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有关,就是与中国目前所谓的不透明的宫廷政治有关,所以民众希望通过网络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的我们为社会立规会不会对政治改革带来直接的影响,我告诉你,关键看怎么设计,假如我们再设计个制度,专门建一个人大代表网,为每个人大代表建一个网页,都有留言栏,你猜又会带来什么。我为什么做村庄管理的网络化,因为介入村庄是最不引起人们怀疑的东西。假如我们将来打通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能不能先把县一级人大代表的情况公布,建立一个网络,在网上公布,证明你做的事情,有什么作为。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因为县一级人大代表是直接选举的,既然你得了我的选票,就应该对选区的选民负责,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公布县一级选区的人大代表,选民就可以给他提意见让他回答。你们可以注意一下,《人民网》里面的地方信息领导的留言栏,实际上《人民网》就给他立了个规矩。网民的留言你可以不回答,但是全国老百姓都会骂你,你自己看着办。所以现在很多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在上面回答网友的问题说,你提得某某问题我们调查不是这种情况。或者你提得这种情况我们确实存在,我们一定马上改正。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作为解决某些问题。比如讲司法改革,最近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能不能说服最高人民法院,把所有的民事判决上网公布,让老百姓来评说,你看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改革可以使中国的政治逐渐透明化,使得民怨在其中得到某种解决。所以我做了村治在线系统,想把村务公开网络化,一方面我是研究三农问题出身,另一方面我可以利用社科院这块牌子去做这么个事情。能够说服一些县委书记接受我的想法,安装这套系统,实现村务管理网络化。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类似的事情。所以我这次来香港,我跟钱刚教授和陈教授探讨,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理念,那就是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把每一个问题通过新技术手段把它变成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问题。这可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条道路,也是比较务实的道路。谢谢你!

  

  听众提问:于老师,您讲的为社会立规的想法对我有很大启发,但是我感觉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您那么乐观。其实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给网络立规了,比如说建防火墙、绿坝、封杀网站等等。所以这其中又存在一个良性立规和恶性立规这样的博弈过程,当前的网络现在已经很大程度上受限制于公权力,甚至是根本性的限制。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去突破公权力的限制?还有一个问题,我感觉您没有详细谈,就是说如何赋权的问题,能不能具体的谈一下这种权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这种网络新媒体赋予的权力显然是没有强制力的权力,这种权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权力,这种权力对我们的政治参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于建嵘:你提得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政府对网络控制的问题,政府在立规矩。这个为社会立规还是更广泛的立规,就是在各种领域,包括政治参与的领域和各种有关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领域,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科技制定规则。我再次强调我的想法,这是可以实现的。第二点想法就是你刚才讲的恶性立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没有及时立规的表现。我们自己先一个规矩不好吗?所以很多问题等到政府立规的时候,我们在站出来反对。我认为我们公民自己先要立规矩,我们现在的批评精英很多,不停地批判政府,为什么我们不早点立个规矩呢。今天我给钱刚老师举了个例子,在八十年代初,我就写过一部《新闻法》,22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写了一部《新闻法》,我想为新闻媒体立规,我把它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地方,胡绩伟主持开会的时候,他们拿着我写的《新闻法》,去讨论的。因为他们还没写出来呢。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为什么不先自己立规呢?我先制定了规则,你要批倒我就不容易了吧。所以我这次来,想联合钱老师和陈老师发起一个制定新规则的运动,多制定规则,多写规则,写完之后他们再来批评你再来反驳你,就要找出更多的理由,我认为这样的规则更加重要。而且这也是有所作为的,不是无能为力的。现在的很多情况是,你不立规则,人家立了规则你再来反对,说这个规则不好,那个规则不好,他问你那你的规则呢,你有没有。所以我认为能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网络议题。为方方面面与现代科技、新技术相关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自己立规。我们把规矩立下来,那时政府不同意就得批评我们,就得找出更多的理由来。通过比较还可以看出我的规则和你的规则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说现在为网络立规,首先要保障网络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一样的道理。可能我们都不乐观,这种规则确实不存在,不但我们中国没有,西方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最有作为的时候。因为我们迅猛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经使我们和西方社会在一个平台上,但是法律平台还是不一样的,在新科技这个平台上是一致的。所以我的看法是虽然我们不乐观,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立规是有可能的。谢谢你!

  

  听众提问:于老师,您好。我是香港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谢谢你精彩的演讲。我对你讲的民众抗议行为有非常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之前在上海市委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的问题也是关于立规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问题。刚才您的演讲主要关注的是民间社会怎么办,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手段来设置议题,进行动员从虚拟走向现实。我认为设置议题时更多的需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国家怎么去应对这种问题,各级政府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底线在那里,国家会容忍什么样的行动,包括虚拟或现实中的集体抗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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