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论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0 次 更新时间:2010-10-01 18: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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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 (进入专栏)  

  

  摘要:社会权力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权力是同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其存在形态包括社会组织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科学文化知识权力以及民间法权力、道德权力、宗教权力等等。

  关键词:社会权力;国家权力;公民社会

  

  前  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重申要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特别是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和任务:“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什么是“社会体制”?要改革什么,怎样改革?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课题。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体制改革是在“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一节中提出的,可能只着眼于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这是当前一个迫切的任务。但是,笔者认为,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应当不限于推进民生的改善,还重在促进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此为前提,才能更有效地反过来推进民生的改善。而就“社会体制”这个概念的内涵而言,应当涵盖更广些:它是相对于国家体制而言的,但不完全是依附于国家体制,而是有它独立自主、自治地位的。它包括社会多元群体(阶级、阶层、各种利益群体、公民与社会组织等等)的社会地位结构;社会物质与精神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体制;社会主体的权利与权力结构;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等等。这些需要有专题的讨论。笔者这里只就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要素———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权力,及其存在形态,作一些探讨。

  社会权力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从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对应的视角而言,亦即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社会权力是推动国家民主化法治化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以“社会至上”为“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高度重视社会权力的作用,使之作为国家权力的辅助力量,来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在民主化国家和多元化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拥有大小不等、质量不同的各种社会资源,它们是社会权力的基础和凭借。这些资源所形成的社会权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精神世界等各个领域、各种形态的社会影响力、支配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与信息革命时代,社会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含金量更大,更具影响力与支配力。下面就社会权力的六种存在形态略分述之(当然可能不限于这六种)。

  

  一、社会组织的经济权力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是支配劳动力和经济的社会权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团、企业家协会等组织实际上操纵着国家经济领域。他们是立于政府之外又与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压力集团。如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中央联合会拥有会员超过900万,而日本的选举制度使农民投票的数额比城市选民高三倍,因而农民通常能阻止有损于其利益的任何政策与法律的通过。又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决定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的纺织品和钢材生产组织和工会以及人权组织加以阻拦,而另外一些能在中美贸易中获益的大公司集团则动员其各种社会组织向议会游说,其中包括300家公司组成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由55名公司总裁组成的发展美国对外贸易紧急委员会、美中贸易企业界联合会、由波音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等组成的对华贸易关系正常化组织,等等[1]。那时,美国国会在审议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过程中,代表美国不同政见与利益的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发挥了巨大作用[2]。

  1997年亚洲的金融风暴,就是国际金融大炒家一夜之间以其资本权力煽起的。从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头刮起的“金融海啸”,造成全世界空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几乎无一国家幸免,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头羊地位也岌岌可危,由此触动多年来以美国为主导的一极化格局出现根本变化,显示出其不良的经济权力的破坏力、支配力是多么巨大。

  20世纪我国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手印,自主实行“大包干”(这可以说是签此契约的该农民社团行使其社会权力),突破当时“人民公社”僵化的半官方权力的控制,促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在全国推开,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进而推进了城市的经济改革。以此可见民间社会经济力的正面影响力是多么巨大。至于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民间私有经济的崛起,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60%,促成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其社会权力在我国经济和政治上已日益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势力。

  

  二、社会组织的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当着它们以集体的活动方式共同行使的时候(如公民集体上访,联名上书请愿,进行集会罢工、游行示威,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其势能与动能就可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或压力,促使或者迫使对方接受其意志与诉求,从而事实上具有强制力,亦即由社会主体的政治权利转化为社会政治权力。

  公民的政治权利最主要的是政治参与权,如参加选举,就可以以多数票选出符合人们愿望的人,这时个人的权利就转化为集体的(多数人的)权力,决定了选举的结果。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体的政治权力。

  民主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各政党都是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它们在竞选过程中具有对社会的动员力和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它们这种社会权力可以导致它们当选为执政党,进而掌握国家权力。欧美工会在政治斗争中是一个强大的不可漠视的社会力量。而各种非政府组织为了实现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愿望与要求,也常通过政治渠道来争取。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有5. 5万人,是一个亲以色列的压力集团, 1976~1992年间美国四任总统不在位期间都曾担任过该会的领导人。过去曾是美国犹太人的传声筒,后来专亲以色列政府,成了以色列设在美国的“第二大使馆”。“在美国对近东的外交政策方面称王称霸”,以其雄厚的社会资源(财力与人才),曾促使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援助由1962年的9340万美元跃升为1986年将近38亿元,并几度迫使里根政府取消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3]。近年中东的以巴冲突不断,美国政府不仅出于其国际战略布局的利益,而且也基于受其国内亲以色列的社会组织的压力,而偏袒以方,致使中东和平累遭失败。即此也可见NGO对政府的支配力。

  在欧洲,由环保主义者组成的欧洲第一个绿党———英国绿党,成立于1973年,本是限于推促环保运动的社会组织,后来其他28个欧洲国家共30个绿党组成欧洲绿党联合会,政治影响日益扩大,“现在正在悄悄地成为主流政治力量”,在欧盟15国中的12个国家的政府中有绿党成员,担任环保部长甚至副总理。已由非政府组织上升为参政组织了[4]。

  在亚洲,非政府组织虽不如欧美发达,政治上受政府控制较严,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所突破。如1998年10月,印度尼西亚妇女组织、人权组织和志愿人员掀起浩大的抗议运动,抗议因印尼经济危机发生的骚乱中残暴妇女和华人的行为,迫使政府下令成立了妇女反暴力全国委员会,和取消部分歧视华人的规定[5]。在韩国,过去在专制统治下,一些争民主争人权的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被政府称作“反政府组织”,但也正是这些组织发动的人民运动,把独裁者赶下了台,促使1987年政府向民主转型。新执政者不再把民间组织视为敌手,而当做帮手———同盟者,非政府组织从此有了较自由的生存空间。“韩国妇女争取民主姐妹会”、“经济正义公民联盟”以及“韩国环境保护行动联盟”等民间组织已成为全韩NGO的主力军。

  在中国台湾,过去长期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其社会组织的“社会力”,一直受控于政府的“政治力”与“经济力”(后者指国民党对经济的垄断特权)。执政当局只强调社会组织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支持与顺应,而不能接受其制衡与竞争。相反,却纵容乃至勾结民间黑社会势力这类消极的、破坏性的“社会力”。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一些社会组织发动的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据台湾学者统计,有17种,如消费者保护运动,反污染救济运动,原住民人权运动,妇女运动,教师人权运动,政治受难者人权运动,客家人权益运动,劳工运动等等。其诉求大多是有关基本人权、包括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环境权、劳动权等等,对推促台湾的政治转型起了很大作用[6]。

  

  三、科学文化知识权力

  

  科学作为社会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作为上层建筑则不只是一种社会意识,而且也可以成为有巨大影响的社会权力。

  21世纪,人类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物质与精神产品价值的增加,更多地是通过知识而不只是物质生产来实现。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指出“知识就是力量(Power,亦可译为权力)”。现代高科技文化知识进而成为一种特别的知识权力。起决定作用的将不再是资本和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是其员工与组织所拥有的知识的创新能力。现代西方学者高德勒提出了一个“新阶级论”,即由新知识分子和科技精英组成的“文化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基础是“文化资产”,他们拥有“文化权力”[7]。他们也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知本家”。其先进的高科技文化知识已不只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被动反映,也不只是可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可以形成一种社会权力,具有调控乃至转变社会生活方式和影响国家行为的强大支配力。这种知识权力或文化权力将成为社会权力的核心。

  美国一位学者认为,在信息网络时代,联网者与非联网者之间的差距将比现今悬殊的贫富差距更加悬殊。世界正在迅速地演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生活在电子网络世界内的一族人和这之外的另一族人,前者是信息的富翁,后者是信息饥饿的贫困户。由于互联网几乎无所不包,几乎涵盖一切,因而它具有建立一个新的、包罗万象的另一个地球空间的效应。另一位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20多年前提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对通信服务设施的控制将成为权力之争的起因,而获得通信的手段将成为实现自由的一个条件[8]。现在则能否进入强大的全球互联网,将决定你拥有多大的权力。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也改变了政治。据路透社一篇报道说:“如今的政治家都热衷于网络,他们通过博客、社交网站和视频共享,竭力争取新一代高科技网民的支持。”2007年法国总统竞选时,几位热门的总统候选人纷纷在3D网络上建立自己的竞选总部。这个网上虚拟世界拥有300多万用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在YouTube上露面,投身于支持工党的竞选宣传活动。在他的网站上有180万网民留言要求政府取消征收新的道路税。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也大量运用了互联网。这些充分显示了网络的科技力量。英国独立慈善机构从事民主促进工作的罗斯·弗格森认为,数字电视、手机和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将给政治“注入新的生命力”。一位英国中部的网民也说:“互联网唤醒了我们。在今后10到15年里,政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9]

  由于经济的网络化,飞速发展的数字信息浪潮,将使经济运作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企业主导型经济运作模式,将被顾客主导型模式取代。单个顾客将引导商品开发,以满足每一位顾客多样个性化的特定的需要。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生产和供应的指令自动化的迅猛发展,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飓风”,掌握高科技网络知识的企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在互联网上点击一下,就可先机夺人,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由于网络是开放性的,因此迅速建立网络的组织或个人将能为世界确立标准,从而征服世界市场。一个谁都能自由进出的电脑空间,正在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对所有商品与服务进行自由交易的市场。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原教授沃马克所指出的,今后网络上的效率革命将波及社会所有领域。行政服务、医疗等浪费严重的领域,也将出现成本和效率的革命。

  由于电脑普及家庭,知识型的劳动者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个体劳动者,而不一定都拥向企业或事业组织。有人预计到2050年,个体劳动者人数将超过企业就业人数。进入个体劳动者时代,现行法律体系与规章制度将不适用大多数人,政府的职能也将缩小[1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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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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