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新农村宪政建设的两大要务——子民变公民,农民社会提升为公民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2 次 更新时间:2010-10-01 18: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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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 (进入专栏)  

  

  〔提要〕 公民的本质是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的人。公民权的核心是公民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参与权和抗衡国家权力的的政治干预权和政治防卫权。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把农民的政治地位由臣民、子民、顺民提升到国家公民的层次,使农村由臣民社会转变为民主的公民社会,使农民群体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建立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宪政基础和基本动力。

  〔关键词〕 农民;公民;公民权;公民社会

  

  一、我国农民的公民身份与权利的缺失

  

  近年党中央先后提出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年前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还特别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来对待,表明中央对“三农”问题日益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今年1月18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归根到底,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使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①。

  我理解,温总理讲话的重要性和启迪性,不仅在于他强调了国家(特别是城市)要在物质上———硬实力上大力给付农村和农民,改变历来对农民予取予求的局面;而且强调提出“归根到底,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要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②。也就是要在“软实力”上“多予”,并通过这些“软实力”去发展农民的硬实力。

  可以说,过去这方面强调和落实不够,正是多年来我国农民问题未能根本理顺的缘由所在。近年虽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但农民贫困的处境并未有大的改善,有些农村基层干部贪污腐败,有的农村基层政权甚至落入地方恶势力之手,农民饱受欺压,投诉无门。农民的民主权利没有保证,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的矛盾在一些地方十分尖锐,群体事件不断发生。这些严峻局势,追根溯源,在于农村和农民在宪政地位上被边缘化和弱势化:许多地方的农民还非完整意义上享有公民权的公民,而是听由父母官摆布的子民;农村的自治大多数事实上还是政府管制和人治,而非民主的法治;农村社会大部分还属于臣民社会,而没有形成公民社会。

  (一)什么是公民?

  通常,人们给公民这个概念的界定是有某国国籍的人。如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单有国籍,固然是成为该国公民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有国籍并不一定享有作为一个完整的公民的资格。

  为什么一些老百姓往往认为只有年满18周岁的人才是公民?法学家也许会嘲笑他们缺乏宪法常识。其实,这种误解却折射出一个深刻的宪政理念:即没有选举权这一“参与国家”的基本政治权利的人,亦即没有完整的公民权的人,就不是完整的公民,只是某国的国民。譬如,法国妇女直到1944年以前都没有选举权,那时社会的主流舆论认为:“妇女永远不能成为理性的,从而也就不能成为拥有平等权的公民,拥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法国国民公会1793年春肯定,儿童、精神病人、未成年人、妇女和恢复权利之前的罪犯不是公民。”③至于早期美国黑人、印地安人虽也是美国人,却没有公民的资格。美国最早宪法的制宪会议规定,在确定纳税定额和代表权的基础时,按五个奴隶等于三个自由人计算。1857年美国首席大法官泰尼(Taney)说:“在批准宪法的时代,黑人被视为低等级的。”因此,他们不是宪法条款意义的公民④。

  什么是“公民”?亚里斯多德早就认为,公民的本质,或“全称的(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或“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⑤。也就是拥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的人。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权,公民是享有公民权的法律资格概念。

  在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转变为二者相对分离的二元化格局的时候,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马克思把社会人界分为“私人”与“公人”的双重身份和人的“私权利”(privateright)与人的“公权利”(poblic right)的双重权利。马克思指出,公民即“公人”,是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是“政治人”,“公民权的内容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范畴”。而“私人”,即作为自然人,“是和citoyen(公民)不同的homme(人)”,他们所享有的生命、自由、财产、平等和安全等权利,是“私权利”,受国家保护但不受国家干预的权利⑥。如果说,私权对国家而言,要害是“你别管我”;那么,公权利就是“我要管你”。

  公民权的核心是既参与又抗衡国家权力的政治干预权和政治防卫权,是属于政治权利范畴。由宪法确认的政治权利,包括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自由,对政府的选举权、批评权、控告权及其他监督权,等等。这些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实质在于使公民对于国家意志的形成能发生影响。如凯尔森所说的:“我们所谓政治权,是指公民参与政府、参与形成国家意志的能力而言。换一句朴实的话来说,这是指公民的参与法律秩序的创立。”⑦英国法学家A.米尔恩也指出,政治权利是“构造政府和受治者之间的关系的权利”⑧。

  另一方面,公民的公权利(政治权利)是对应于国家公权力的,并可以成为对抗公权力的武器,是人民和公民以及社会组织“以公权利制衡国家公权力”的主要凭借。它既是对国家权力的政治参与权,也是抵抗国家权力侵犯的政治防卫权。民主国家的公民,不同于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就在于后者只是统治者的顺民,只能服从独裁者,没有参与国家或反抗政府的政治权利。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公民的几个本质特征:一、公民是享有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的国民;二、公民权的本质是作为“政治人”、“公人”的“公权利”,不同于作为“自然人”、“私人”的私权利;三、公民权的核心是参与国家和政府事务的政治参与权和制衡国家权力的政治防卫权。

  用以上的标准来衡量,则现今我国农民既非市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没有一般市民的待遇,没有市民权),也不享有完整的公民资格与权利:不完全具备真实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权(不少是由乡政府或本村宗族势力所控制);村民自治权还受制于基层党政官员;土地权实际上多数掌握在村乡干部之手,往往听由他们处置;很少有迁徙自由;上访申诉权也受到层层限制(如所谓“禁止越级上访”,上访者被捕被扣押);特别是没有结社权(至今没有农民协会一类组织),没有能代表他们同政府沟通、谈判,直接表达他们的意志与利益的组织(一些村委会被干部把持,还受上面的党政官员的控制)。迄今,农村社会总体上既不是市民社会,更远没有形成公民社会。

  

  二、公民社会与农民

  

  如前所述,社会人具有公民和自然人(私人)这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这双重权利;与之相对应,社会也可以分为“私人社会”与“公民社会”。

  我们过去讲的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现在学界已经改译为公民社会,这不只是译名的改变,而是突出了公民的政治地位,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世界的潮流。而且,只讲市民社会,把农民排除在外,更是片面的。

  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其特征就在于它是由政治人(公民)组成的政治存在;而不只是纯经济的存在或作为自然人、私人间的民事主体存在。

  仅有同国家分离、只是追求个人私利的分散、封闭的私人社会(即一般所谓市民社会),是不足以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公民社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超越私人社会的局限,以其有组织的政治实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来集中和表达社会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努力扩大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实现社会本身的民主化法治化。依靠公民们在公共领域里开展社会运动或社会斗争,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提出政策倡议,以限制强权,促使国家(也包括社会自身)关注和实现全民或某些群体的共同利益与需要,并由此促成对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改造。

  公民社会的基本构成特质在于它的组织化和政治化。各种民间组织将分散的公民个人和不同利益群体组织起来,将分散的社会意志集中化,将个体的私人利益公共化,从而也使其诉求和活动政治化,使私人社会形成公民社会,成为能通过同政府对话、协商、辩论、谈判进行政治参与,通过支持和监督、制约政府行使权力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迄今,我国即使在城市范围,也很难说都已经形成了公民社会,农村更如此。

  从发展前景看,这不只是农村在政治和经济上落后于城市的原因,而且也是当前我国政治和经济改革处于困境的深层根源。

  

  三、农村公民社会是改革的动力

  

  任何一次社会革命或者社会改革运动,首要问题不只是要明确革命或改革的理念、目标、对象以及领导力量,更要落实革命的依靠力量与动力。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或依靠力量是作为主力军的农民。那时“打土豪、分田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推动了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初期,也是自安徽8户农民写血书带头包产到户,带动全国农村改革,进而实现“乡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促进了城市的经济改革。而现今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使全国改革陷入困局,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置8亿农民以及广大工人于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处境,导致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工农群体不但由改革的动力被视为改革的“负担”,也被视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

  虽然,有些论者也论及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动力问题,但大多限于寄希望或仰赖于国家、政府、党政官员。事实表明,基于政治体制的固有弊病和保守势力、既得权益者的阻碍和抵制,把“宝”单压在这一方面,往往事倍功半,甚或一些被当作“动力”对待者恰恰成了阻力。因此,重新认识、高度重视改革的主要动力所在,是今后不可再予忽视的战略问题。正如一位香港的政论家所言:“如果把工人和农民排挤在体制之外,没有参与权、没有发言权的话,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政治动力。”他认为单有“亲民”政策和领导人的亲民倾向,而无制度上的参与机制,只能在短期内遏制不稳定因素,远不足以保障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政治上说,要实现和谐社会,关键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它的渠道来影响国家的政策,参与政治。只有建立一种公平的政治机制,才会达到政策上的平衡,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⑨这也就是温总理之所以强调“归根到底,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要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缘由。

  譬如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一位农妇侥幸遇上温总理,反映其追索工资的要求,受到总理重视,从而在全国刮起偿还农民工工资的风暴。这固然体现了总理的亲民风格,也多少表现出农妇作为公民的权利意识在成长(行使了公民的批评控告权),也多少显示农民是推动政府改革的力量。不过毕竟带有偶然性。如果农民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通过全国性或本地的农民协会同政府和企业协商谈判乃至依法有序地施加压力(提起公益诉讼或其他集体行动),这个带普遍性的、看似难度很大的社会问题也不难解决。

  目前我国的村委会虽然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可是,多数还是依附于乡镇政府,名为受其“指导”、事实上为其控制,村委会本身带有管理村民的“半政府”性质,是部分地代政府收缴各种税费、控制计划生育等等公务的机关。加上村委会选举不民主,办事不公开,村务就容易为地方权势者所把持,贪污腐败,横行乡里。农民没有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去反映其诉求,同压迫他们的权力者抗衡。他们的公民权事实上受限制乃至被剥夺。

  不仅普通农民的处境如此。即使是愿为农民伸张正义、维护农民利益的基层干部,在地方势力的抵制下也无能为力。著名的“三农”专家温铁军在2005年全国“两会”前在安徽某县的演讲,曾被上了国内的网站,名为《李昌平的悲剧和胡温的难题》。温铁军提到当年作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拿着中央政治局七常委的批示,竟然推进不了棋盘乡的改革,导致所有部门都反对他这个乡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跟他谈话,说你已经成了监利县最不稳定的因素,你不能在这里干了。李昌平一怒之下只好辞职。温铁军以这个故事来比喻目前体制的处境。他说:“如果像李昌平那样的悲剧在全国都发生,那就意味着中央七常委的尚方宝剑没有用。这个悲剧不是李昌平个人的,是我们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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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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