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近代国人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及其历史后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6 次 更新时间:2010-09-30 13: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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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在清末变革过程中,中国立宪派存在着对西方宪政制度的双重误解:第一重误解,是把西方宪政制度视为一种可以通行于各种不同文化社会环境的普适性制度,这种宪政乐观主义,在清末中国士绅官僚精英中几乎成为一种无须验证就予以接受的政治神话(Political myth);第二重误解,是把日本式的“集权立宪”与英国式的“分权立宪”混为一谈。当中国立宪派为了在中国实现富国强兵而仿效日本立宪时,却南辕北辙地走向以英伦立宪为楷模的“协定立宪”的分权政治。清末立宪运动,正是在以上两重“文化误读”的基础上,日益走向激进化的。其结果就是政治参与动员在清末政治变革中急剧膨胀,原先已经陷入权威危机的清政府的权力,在各种立宪社团自下而上的冲击下,迅速瓦解。这样的结果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不是从传统专制君主政治走向开明的权威政治,而是通过推进“民约立宪”,进而走向激进的浪漫的议会政治。

  

  一、中国近代立宪观的起源

  

  宪法(Constitution)是近代西方历史的产物。立宪制度是这样一种制度:宪法是作为对于政府的一种有效的和重要的制约机制而存有并起作用的。在立宪制度下,治理国家的人们必须受宪法各项条款的约束。宪法是政府和执政者行使权力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

  立宪主义认为,法律(Law)是高于一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宪政府也被称之为在法律约束下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

  这种以限制与约束政府的权力为基础的立宪政治是怎样形成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历史上的立宪主义决不能单纯理解为某些思想家基于某种政治理念的人为的设计。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市民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的社会产物。

  以君主立宪政体而论,当西方各国的市民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就自然要求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君主一方面享有相当的政治合法性权威资源,另一方面又考虑到新兴阶层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等各种因素,不得不向这种市民社会的社会势力作出让步。于是在君主与市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某种力量均势。双方通过宪法作为政治上的契约,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的限定,并通过这种契约规定来调节两者之间与多方面之间和关系。

  西方立宪政治固然具有整合社会秩序、凝聚社会各阶层的人心、调节社会集团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的效能和功用,但这种制度结构与其所表现的效能之间的因果关系,有赖于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存在才得以成立。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这些条件并非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成并相互依存的。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近代中国人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了对西洋立宪制度的兴趣?

  一种原生型的制度,是一个民族在顺应其社会生存环境过程中不断试错与经验习得的产物,这种制度与其所生长于其中的民族经验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有机的依存关系。以至于社会有机体的其他因素成份,几乎均可以看作是这一制度的支持性条件。

  在19世纪后期,近代中国士大夫中的一些精英人物,就对西洋的议会政治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之所以产生,乃是由于中国人发现,西方立宪政治所具有的某种优点,恰恰是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国传统政体最为缺乏,因而也最为需要获得的。

  早在同治年间,王韬就在其《漫游随录》中盛赞英国的“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制度,王韬把君主专制与民主政治的结合看作是巩固一个国家的君主与民众之间的“上下之交”的手段,因而也是实现“富强之效”的手段。他认为,正是西方这种议会制度,使得西方社会“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1]到了光绪初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同样沿着这种思路来理解西方宪政。他认为,立宪与议会的好处是“朝野上下,同心同德。”,“集思广益”并消除君民之间的隔阂。正是这种政体,使西洋各国“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2]到甲午战争发前,陈虬、陈炽、许景澄、张荫桓等人,均以大体相似的方式和用语,介绍并赞扬了他们所理解的西洋议会制度。

  从这些近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对西洋议会制度的观点和认识来看,他们对西方制度的兴趣着眼点,是这些政治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特殊“效能”,而这种“效能”恰恰又是中国所缺乏的。他们正是带着对本民族特有的“问题”的关注,来认识西方文化的。由于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在应付西方挑战时暴露出来的严重弊端,由于中国传统政体使君主与民众上下相隔,于是,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的话来说,泰西各国由于开设议院,于是“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自有议院,则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之民无所积其怨。”[3]

  事实上,在日俄战争之后中国的立宪思潮中,以载泽等亲贵为代表的上层立宪派人士也同样是以这种思路,来作为自己的认知的出发点的,只要人们读一下他于1905年夏秋之交呈递的请求改行立宪的著名奏折,就会发现,他对西洋宪政的见解,存在着相当多的误解和错谬。

  建立有效的立宪制度是否需要某种条件?立宪制度与西方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是否有着有机的关联?载泽似乎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他的看法相当简单:“大抵弱小之国,立宪恒先”,他认为,瑞典、葡萄牙、比利时、荷兰与日本,都是由于国弱小或壤地褊小而立宪成功的例子。他还认为,俄国之所以立宪最后,乃是因为兵力素强,得以安常习故,其受外来之震撼轻,不与风会所转移。[4]根据这一判断,任何国家都可以立宪,而弱国小国和深受外国压迫的褊小国家,与大国强国相比,在立宪方面反而更为有利。

  这一观点实际上潜含的预设是,立宪可以是无条件的,立宪与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程度并无直接关系,更有甚者,一个国家承受到的外来危机压力,反而变成了实行立宪的有利条件。根据这一逻辑,中国立宪也就势成必然。

  这种观念在当时主张立宪的地方督抚与官僚大员中也同样十分普遍。

  张之洞早在一九0一年写《江汉会奏变法三折》时期,就曾认为“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者”,那就是“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相互维持之法也”,张之洞的这一设想可以说是后来他积极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基础。[5]

  1907年8月,张之洞受慈禧召见时,他与慈禧的一段重要对话,很能说明他对立宪制的乐观预期达到何等程度:

  慈禧太后:“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办法了。今天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今天你出了一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问了好打定主意办事。……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了得?”

  张之洞:“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

  慈禧太后:“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准备,必要实行。”

  张之洞:“立宪实行,越速越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王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语言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相信。现在日日言准备,遥摇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视中国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臣以为万万不可不速立宪者,此也。”[6]

  张之洞这位清朝重臣对立宪制度的理解竟是如此的肤浅与幼稚。这位大学士竟然认为,仿效西方立宪,甚至连考察都是多余的。由于中国危机太迫,以至于立宪实行,越速越妙。在他看来,立宪政体是一种万能制度,无须考虑各国的国情条件,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国家与民族。而慈禧太后却出于对这位老臣的充分信任,以致于提不出任何不同的见解来反驳他。可以说,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立宪万能论”已经变成一种可以救急、救亡、图存,并使王朝永固的政治神话了。事实上,慈禧正是在这样一批包括张之洞在内官僚们的连番劝说影响下,匆匆地决定了大清王朝以立宪作为国策的政治选择的,而这些人士实际上对立宪政治是似懂非懂的。

  

  二、“制度决定论”:一种“早熟”的立宪观

  

  我们可以把这种仅仅为了获得某种外来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效能”,而移入这种制度的思想倾向和观念,称之为“制度决定论”。

  这种“制度决定论”思想倾向的最基本特点是,在肯定异质文化中的某一种制度的功效的同时,却忽视了该种制度得以实现其效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前提和条件。换言之,“制度决定论”仅仅抽象地关注制度的“功效”与选择该制度的“必要性”之间关联,而没有、或忽视了“功效”与实现该功效的种种条件的关联。一种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与实效性,又恰恰不能脱离这些条件。

  近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政治制度时,往往都具有这种制度决定论的思想倾向性。一般地说,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人们是很难摆脱这种态度和思维方法来认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的。

  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说,“制度决定论”这种思维方法所得以产生的机制是,就制度客体方面而言,西方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是在其自身长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每一部分的产生功效,必须以其它部分的存在作为条件。而就认识主体方面而言,当人们从自己特定的关切角度来认识西方文化时,他们仅仅只注意到有机整体的某一方面和侧面。并且也只有这一方面和侧面,才足以引起人们的兴奋与兴趣,并对其作出反应。在这一认知过程中,政治制度与其他层面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也就不自觉地被人们忽略了。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自中国近代以来,在立宪思想上的“制度决定论”是具有两重性的。

  一方面,由于中国缺乏内源性的制度变革驱动因素,也就是说,中国缺乏西方布尔乔亚阶级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些促成立宪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决定论”的简单的和片面的乐观主义,具有积极促进变革的剌激力量。

  首先,它可以刺激后进国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进取心与亢奋心,人们以为,只要在中国引入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条件地产生西方社会同样的效能,这种简单的直线的思维,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看法,似乎中国只要有了泰西的议会政治,中国的富强就指日可待,中国的民族危机就会消弥。这种心理上的“欣快感”,使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尚没有产生承受西方立宪政治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条件以前,就“早熟”地进入了对一种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响往的思想状态中。在他们看来,既然作为“蕞尔三岛”的英国,由于设立了议院,而能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那么,如果中国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7]

  换言之,尽管中国当时远不具有实行立宪政治所应具备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但是,制度决定论式的对立宪政治的简单化的理解乃至误读,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刺激作用,产生一种向上的激情,一种克服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政治“常规”与文化惰性的思想冲动;产生一种对自己并不真正理解而却充满期待的美好事物的漠糊的欣快感,由于它给人们带来一种与现实政治对比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挑战意识,它也就会促使人们以一些全新的角度,来批判地认识自己的过去,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应该选择的前程。而所有这种种向上的动力,却来源于“中国式”的对西方立宪政治的读解。历史与逻辑就是如此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来,某些看来属于错谬的东西,在历史上又往往充任了进步的“荷尔蒙”。

  然而,人们却不应过高地估计这种毕竟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决定论的立宪观的历史作用。这种思维方式还还存在着另一些消极方面。

  首先,制度决定论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对于某种效能的渴求(例如克服民族危机或富国强兵,等等。)越是强烈,人们也就越发响往迅速的建立那种被认为可以产生该种效能的制度。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民族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实现立宪政治的要求也就越加强烈,在他们看来,只有立宪才能拯救中国,中国既然业已陷入深重的危机,只有立即采取立宪政体,才有希望摆脱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代的立宪政治史就具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立宪思潮将随着内忧外患的深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尖锐化,而不断地走向激进化。这正是形成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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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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