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中日关系不能因小失大,而要有长远眼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7 次 更新时间:2010-09-30 1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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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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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两国是毗邻的。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空间安排。所谓“先天性空间安排”指一种不可更改、不可复制、不可取消、不可逃避的空间格局。在这种空间格局中,中日之间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一衣带水的文化-历史关系,近代以来更有日益密切的经济政治互动关系。也正是在这种空间格局中,中日之间不仅已然存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更显现出一种越来越巨大的合作势能。所以,无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现实中正在发生什么,从未来着眼,理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应当做的事,都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先天性毗邻关系和地缘一体性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同时最大限度地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积极朝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方向迈进。唯如此,中日两国方能有美好的未来,东亚方能有美好的未来。

  不妨在此重复一下《地缘文明》“绪论”说过的话。当华夏世界的人类已然享有高度的文明时,日本列岛的人类却仍然处在蒙昧阶段。可是日本列岛恰恰毗邻中国。正因为如此,那里的原始部落能够便利地学习和吸纳先进的中国文明,“跨越式”地进入一个较高社会发展阶段。此后至19世纪末,日本一直藉着中日两国的地缘一体性方便地吸纳和利用中国先进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甲午战争结束时乃至1970年代末,当沉睡多时的中国开始“变法”或“改革开放”时,它发现邻居日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水平的现代化),拥有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是中国学习和赶超的对象。由于中日两国属于同一个地缘经济区域,享有同一种或非常相近的文化,这时中国发现,它能借助这种地利,便捷地引进已经在日本被消化了一遍的现代观念,更能方便地引进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文化,以促进自己的现代化运动,或相对迅速地提高自己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迅速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印度便缺乏像日本(以及“四小龙”)那样的经济强国作为自己的邻居。这不能不说是印度现代化运动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难看出,东亚的进一步整合,东亚共同体能否诞生(当然不排除形成一个包括南亚诸国在内的超大的“亚洲联盟”或“大东亚”的可能性;目前,这样的组织已在酝酿之中,但要获得真正的实质性内涵,却仍只是一种遥远的愿景),若能诞生,在可见的将来能否向实质化甚至实体化方向推进(具体说来,共同体的中央管理机构能否建立;如果能够建立,应当采用什么样的运作机制才能获得实质性内容和高效率---若无实质性内容和高效率,整个机构便失去了意义),诸如此类问题,关键都在于中国和日本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先看看不利因素。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但由于日本文化中是非观的模糊不清,由于日本右派(极右派更其如此)以亚洲的解放者---即把亚洲从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自居,也由于日本是世界唯一的一个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更由于美国战后占领日本期间为冷战目的牵制苏联,蓄意不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对自己的战争罪行采取了一种十分暧昧的态度,一直未能进行像德国那样的深刻反省(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关于战争责任的表述相对说来是含糊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72年至2000年,日本首相换了近二十人,但只有三四位公开承认过“侵略”或“侵略行为”)。不仅如此,近十多年日本屡屡出现篡改历史教科书以掩饰日本侵略罪行的风波,右派当政时甚至屡屡发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近年来,小泉纯一朗首相的参拜据他个人的说法是出于个人信仰,实际上明显带有政治做秀之特征)。中日龃龉的另一个结构性原因是日美防卫条约。从最近美日两国将其准军事同盟关系的涵盖范围扩大到台海地区来看,中国收复台湾、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核心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此外,中日之间在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上也存在着棘手的主权争议。

  现在看看有利因素。

  中国文明对日本的影响至为深远,这一点无需赘言。由于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同属于东亚这一天然的地缘连续体,两千年来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整合一直无中断地进行着。16世纪后,经济文化整合的速度加快,20世纪最后三十年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中日关系上的一个不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历史上中国文化和经济对日本的长期启蒙和带动作用,日本决不可能在明治维新后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实现现代化。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没有20世纪在东亚率先现代化的日本在经济、技术、管理理念方面的带动作用,1980年代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决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实现经济飞跃,如此迅速地提高综合国力。没有这种带头作用,中国“崛起”的道路将会更加漫长。在较小程度上,近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类似经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影响。

  除了近代以前日本对中国也产生过技术和文化上的影响外,清末民初日本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西方人决不可能发挥的独一无二的作用。这方面的情况学术界很清楚,但在中国媒体上和文艺作品中却一直是一个盲点,故有必要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首先,甲午战争以后,战败的清政府被迫放下“天朝”架子,开始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向外部世界学习成为当务之急,而大量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所需费用太高,所花时间也太长,故而向“同文同种”、近在咫尺的日本派遣留学生,成为必然的选择。日本政府方面当时也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政策。结果是,清末民初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他们大部分人学有所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成为中日两国联系的纽带;其中一些人更对现代中国革命进程和文化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例如陈独秀、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是,“不少日本人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有的参加反战同盟,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更多人对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给予了深切同情和支持,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孙中山与宫崎寅藏、李汉俊与河上肇、鲁迅与藤野,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典范”。但中日两国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之间结下深厚友谊仅仅是源远流长、规模宏大的中日交流的一个方面。尽管中日正常交往在冷战期间一度中断,但自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间的人员互访从1970年代初每年9000人次猛增到2003年的350万人次。目前,“每天有近1万人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

  其次, 在欧盟经济一体化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正式运作的情况下,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一个没有经济集团依托的国家,因而最近二三十年来,它一直在努力加强与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合作,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80年代中期,东亚在日本进口中所占比重为20.8%,美国为16.5%,1993年同一指标为31.8%和22.9%,1996年则为37.4%和22.7。”同一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出口迅猛增长,在日本市场上所占份额越来越大。“1988年,二者分别在日本进口中占有0.1%和8.6%,1996年则为11.6%14.1”。1997-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日本更为深切地意识到与东亚各国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于是与东亚国家发展了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因而可以说,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经济目前已然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质意义上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已然存在,今后东亚各国所需要做的就是给它一个正式的名份。这种格局不仅是由地缘一体性决定的,也是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大趋势决定的。及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连续8年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1996年,日本对中国进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8.2%。2002年底,“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已达到363.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11%,从而使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同样在2002年,“中国产品首次成为日本进口产品中占比例最大的,占日本进口总额的18.3%,超过美国产品”。至2004年底,日本与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50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总额(约为1988亿美元);日本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也达到约990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再次,仅1979至2000年,作为一种有特殊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合作性的资金安排,日本向中国提供了25849亿日元的低息长期贷款,日本输出入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7000亿日元的能源开发贷款。事实上,1979年以来,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1981年至1997年无偿援华金额约1010日元,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国家中,中国始终居第一、二位; “六•四”风波以后,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中,日本首相率先访华,帮助中国打破西方的封锁,推动解除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后来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也一贯立场鲜明地支持中国。还应当看到,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时,在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日本比先前更为明确地承认了战争责任:“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尽管这并不表明日本已就其战争责任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毕竟意味着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了值得肯定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应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虽尚不是美国、日本那样的经济强国,但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并非按美元汇率计算的那样,仅仅位列世界第六。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学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所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指1美元对于国内的GNP或GDP具有与美国美元对美国的GNP或GDP相同的购买力”),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在2000年便已位居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至2025年左右,便会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即使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良好人力资本和社会文化基础,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强劲势头,只要不发生重大意外,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急剧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也将获得巨大的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将对世界产生比先前深远得多的影响。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度衰落的中国正经历着一种重大的、历史性的角色转换。故而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来将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一个比过去一百多年中重要得多的区域乃至全球角色。这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强加在它头上的角色将有本质的区别。对此,中国人从现在起就得做好心理准备。

  就东亚共同体里的中日关系而言,做好扮演新角色的心理准备意味着,在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在国际关系和战略上应当积极调整心态,抛弃先前那种情绪化的受害者心理,在诸多经济、政治甚至历史问题采取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和更有远见的认知,不要让历史积怨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意味着,中国应当有足够的自信,应当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资源,抓住一切机会,主动创造机会,对日本展开新形势下的“统战”,以抵消美日同盟的负面效应,使自己在中日关系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如果连台湾这种纯属内政的问题也得不到圆满解决,还讲什么“崛起”,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就更无从谈起了)和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处于更主动的地位。有了这一目标,中国不仅应进一步积极推动中日经济合作,以便在东亚的进一步整合乃至一体化进程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从政府到媒体、从知识界到一般民众都应大幅度调整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认知,以涵养一种更理性的态度,这样就能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表现得更加从容不迫,表现得更为有理、有利、有节。

  中国应清楚地意识到,从长远看,日本相对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甚至在迅速下降(日本经济连续多年徘徊不前,日本人口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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