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论儒家宪政原则的历史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3 次 更新时间:2010-09-30 1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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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摘要

  

   以家庭主义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因超越个人生命长度的视野,更注重时间维度对人的约束。因一个人只把自己看作是家庭血脉中的一环,子孙作为家庭生命的延续,其福利甚至超出了个人的福利。这使得一个人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不致损害其他人,从而不会积蓄怨恨,带来对自己的子孙的报复。儒家在对统治者长期的说服过程中,形成了强调时间视野,强调道德积累,强调声誉对后代的正面影响等观念;中国传统中也形成了强化历史约束的相关制度,如史官制度,谥号制度,儒家并且直接主导着对历史的评判,如撰写或修订《尚书》,《春秋》,《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通过对历史中公共治理具体案例的成败得失的总结来影响着政治领导者的决策。因而,历史在儒家看来就是一种政治结构中的宪政约束。

  

   一、家庭主义的社会更看重历史

  

   我在“论家庭主义”一文中将“家庭主义”定义为,“在计算成本和收益时以家庭为单位计算,而不具体到家庭内成员个人。”(盛洪,2008)依据这样的定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庭主义的社会。

   由于以家庭为计算单位,时间视野就发生了与个人主义不同的巨大变化,即因为生命在不断延续,时间在理论上可以被认为是无限的。因而家庭主义的人和个人主义的人的计算有着重大区别。个人主义的人因生命有限而认为现在比未来重要,从而他的贴现率为正;家庭主义的人因生命无限而认为未来至少与现在一样重要,从而他的贴现率为零。

   重视未来,就重视过去。既然未来与现在在价值上是一样的,那么过去与现在在价值上也是一样的。因为一个家庭的不同世代的生命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只是时间之箭是向前的,所以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未来的,也可以影响到子孙的福利。

   一个理性的家庭主义的人,不仅要考虑他的行动会给他自己带来多少福利,还要考虑给自己的子孙带来多少福利。究竟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同时达到给自己和后代都带来福利,显然就比只为自己考虑更为复杂。因为一个行动如果还可以产生跨越较长时间的影响的话,一定会有多个因素,影响到多个方面,并且经过多个因果链环,从而不可能像只为自己考虑时那样直观和简单。

   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当下行为对后代的影响呢?这涉及到对社会的判断。而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是无法建立起精确预测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观察过去发生的类似事件的后果,从中进行利弊得失的总结,并提炼出基本原则来,用来指导当下的行动。这就导致对历史的重视。所谓历史,就是按时间维度对人的行为进行记述;所谓历史学或对历史的研究则是对人的行为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从而,一个家庭主义的社会比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更看重历史。因而,毫不奇怪,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家庭主义的社会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有连续文字记载的历史。

  

   二、儒家通过延长时间视野说服别人

  

   虽然儒家是形而下地、即从对社会规范的观察和理解中逐渐建立起来自己的价值体系,但其价值内涵还是相当超越的。如仁义理智信,这些价值最后被上升为天道或天理。这些价值,儒家首先用来“为己”,即用来修身。而当说服别人,尤其是政治统治者时,则非常现实,承认他们是有自身利害的经济人,进而从对他们是否有利来说服他们。

   只是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家庭主义社会中,儒家更强调跨越世代的利害,即一个家庭是否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具体表现为是否“保宗庙”,是否有“香火相传”,是否有“家祭”等。这比强调个人或家庭的当下利益要重要得多。因为对一个家庭来说,家庭血脉的延续比一定数量的当下利益要重要得多。因为当下利益是一个既定的量,而生命延续在理论上可能是无穷的。但人们经常会被眼前利益遮蔽。所以强调世代延续,就会延长被说服者的时间视野。

   一个人的时间视野越长,就越会为自己的当下行动的未来结果负责,就越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做损害别人以利己的事情,从而防止对自己的后代产生报复的结果。于是他的行为就仿佛有人在约束他一样。反过来讲,他越是为与之打交道的其他人带来增益,就越有可能获得这些人的报答。这些报答不仅会体现在当下,而且可能反应在对他后代的态度上,从而使自己的子孙受惠于他今天的善行。

   如在《孝经》中,孔子在劝说诸侯、卿大夫和士要达到孝的境界后说,“然后能保其社稷”,“然后能守其宗庙”,“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都是在说,遵循“孝”的原则,就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其所拥有的财产和权力能够长久保持延续下去,也就是在强调要放远时间视野。有了这样的视野,孔子提出的符合孝的原则,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以及“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就容易被接受。

   反过来,不少统治者也主要是在保持其家族的政治合法性的长久存在的意义上,达致或接受儒家的价值原则的。尤其是那些目睹了前一个王朝因行暴政丧天命而垮台的新统治者,就会对自己建立了新王朝能否千秋万代产生忧虑,进而探寻永保天命的原则。

   如在《周书》中我们看到,周公不断地总结殷商覆亡的教训,担心“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恐怕我们后代子孙,不能敬天理民,失掉前人的光荣传统,不知道天命的艰难,天命是难于领悟的,如果不能永远继承前人的光荣传统,就会失去上天赐予的大命。”《周书?君奭》,王世舜译,第238页)周公在多处说过,要“祈天永命”,“受天永命”,“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在这样长远的时间视野下,周公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等一系列儒家早期的宪政原则。

   为世人称道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传统中国的帝王中达到了一个顶峰,能够自觉反省和从谏如流,并基本达到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水准。然而他并没有达到超越王朝功利的境界。他经常担心后代不知前朝覆灭之教训,本朝创业之艰辛,以致最后丧失政治统治权。他说“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人间,皆识达情伪,罕至於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尤其有隋朝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他更多以隋朝为例,反复探讨王朝长治久安之策。所以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虽然重点在“舟”,但基本上接受了儒家的仁义价值。

   所以,虽然儒家追求超越的道德价值,但在推广和说服他人接受这些价值时,还是非常冷静和现实的。他们从人们的利害角度出发,只是利用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特点,即家庭主义特点,强调了世代相继的时间视野,从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放长视野的理性主义风格。应该说,这一风格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三、用历史上兴亡成败的故事教化统治者

  

   儒家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道德价值又要通过长期的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的修身过程才能深切体悟,因而并非一般人都能够达到。要想影响一般人及统治集团,就要采取较为简单和容易理解的形式。因而“讲故事,说道理”就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种方式就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试错方式。对于理性有限的人来说,这种方式不仅简单,而且能够使人避免建构主义的错误。具体来讲,就是讲一个故事,其中当事人如何行为,导致什么后果。从后果反观此一行为是否恰当正确。简单地划分,后果分“兴”、“亡”、“成”、“败”。

   关于“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亡国之君的故事其及引申的评论。比较多的如夏桀和商纣,以及秦和隋的二世而亡。《尚书》说“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又说“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关于秦亡的故事,《史记》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关于隋朝覆灭的原因,《贞观政要》中唐太宗与群臣有不少探讨,因为年代接近,有的故事甚至很具体。如“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说的是隋朝廷舍不得开仓济民,到灭亡时还留下了五六十年的粮食储备。

   关于“兴”,也有许多成功的故事。如三王的故事;文、武、周公的故事;汉的文景之治,唐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及宋明清时期的治世盛世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告诉人们这些政治领导人的治理是如何成功的,而且告诉人们这些治理成就又如何可以惠及那个政治统治家族的后代的。

   许多故事,如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商汤“网开三面”,周公吐哺,汉高祖约法三章,等等,都是各个王朝的开国领袖的妇孺皆知的故事。它们都在揭示着“兴”的简单道理。更有《左氏春秋》对兴亡道理做了提炼:“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贞观政要》中记录了唐太宗与群臣对王朝兴亡的反复探讨。如“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

   他们也注意到,如果一代帝王实施仁政,为老百姓带来福利,甚至会抵消他的后代的一些错误。如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贞观政要》)

   在实际中,这些历史故事是说服人们尤其是缺少外在约束的统治者时,有着简单易懂的功效和很强的说服力。

  

   四、相对独立的史官制度

  

   既然历史是重要的,其信息的真实性就是重要的。否则一个扭曲的历史故事就会给后人带来误解,甚至得出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这时,一个独立的史官制度就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国,史官制度起源很早。据《史通》,“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著。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据李泽厚及其他学者,史是从巫发展起来的(朱杰勤,1980,第7~9页)。巫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人神沟通。在原始宗教占主导地位的远古时期,人类的社会秩序是以宗教信条的形式引入的。对人能否遵循这些规范的约束,主要靠人对神的敬畏。将这种敬畏落实的制度,就是巫向神汇报人的行为的制度。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灶王爷的功能上,还能看到这种制度的遗存。

据张岩,最初的历史记录实际上是巫向神汇报的文字。他说:“这个传统制度规定,祝史在祭祀仪式的祝告言辞中要有一个必须提到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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