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5 次 更新时间:2010-09-28 17: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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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 (进入专栏)  

  

  【摘要】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关键词】中国法治 社会改革 法治历程 社会动力 历史责任

  

  一、60年中国法治与法学的艰难历程

  

  中国有句俗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30年一变,周而复始。在纪念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这句话倒大体上应了这60年对半开的两阶段国史。简括说,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就法治领域和法学界来说,前30年,从建国前夕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号召“经常蔑视和批判”旧法制、摧毁旧法统(包括“旧法人员”)开始,到1957年“一网打尽”法学界的“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公检法”和几乎取消所有法律院系,新中国的法律界、法学界一直是处于“小媳妇天天挨打”的境遇,成为重灾区。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法律界和法学界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和披荆斩棘的艰难,但总体上终于拨云见天,迎来勃勃生机。在法律人、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廓清了法治天空中的许多迷雾,促使中国开始迈入法治初级阶段。30年来,我国有了一部几经修订、大体上与时俱进的新宪法;现行有效法律共有229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比之改革开放前30年连一部基本法律都没有的状况,已大为改观。完全无法可依的局面已成历史。在依法行政和司法建设方面也初步走上法制轨道。特别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和目标已载入宪法;人权从禁区到成为显学,由口号到入宪,今年国务院还颁布了《中国人权行动计划》;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宪法地位也已确认;保护私人财产的物权法也已制定;……等等,都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这些都无不包含法学界的志士仁人坚持真理、锲而不舍地推促的效果,可圈可点。至于法学教育的巨大发展,法律院校林立,法学生员济济,法学事业兴隆,更是30年来中国法学的一道亮丽的景观。

  这后30年的历程,千头万绪,就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而言,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粉碎“四人帮”,经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是第一个大阶段,历时10多年。这期间法学界一个重心,我认为主要是面向上层党政官员宣传、普及法治的ABC常识(包括给中央领导人讲法制课)。通过他们手中的权力,促使对法制建设的重视。这也是同党政官员为防止无法无天的文革重演而对民主法制有迫切追求相契合的。

  1979年彭真同志刚复出,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时,有一次在和我们办公室干部谈话中,提到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自己党的牢。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是“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党过去轻视法制、破坏法制所受的惩罚,否定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所以,他一复出,就夜以继日地抓紧立法工作。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创下了一次会议就通过了7个基本法律的空前纪录。而在草拟、审议刑法、刑事诉讼法过程中,他也时刻不忘针对文革的教训:在刑法草案中坚持单列一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中针对文革的犯罪行为,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对此罪还特别规定了类似“反坐”的从重处罚);严禁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以及非法管制他人、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诽谤他人;等等。从这些罪名以及用词(如“打砸抢”、“大字报”等等文革语言),即可看出旨在防止党政干部再受文革式的非法迫害。

  同样,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时也十分重视民间和知识界的民主力量,包括支持知识界发动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初也曾赞赏西单民主墙上呼吁民主和法治的大字报,强调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领导制度,要求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特别是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

  回顾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的大好局面其重要动力有三:一是党的高级干部基于自身经历对文革的反思,产生对民主法治的强烈追求,这是当时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蓬勃兴起的主导力量;二是长期受思想霸权所压抑的知识精英,他们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的先驱;三是长期受“一大二公”体制的束缚,衣食无着的农民,其中安徽小岗的18户农民偷偷按血指印发誓搞“包产到户”,是推动农村改革的领头人。至于法学界,一些志士仁人从法制废墟上挺身而出,展开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党与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大讨论,促使党和政府转变观念,为改革开放事业和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法制的恢复及依法治国方略与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也毋庸讳言,以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的重大政治风波为转折,历史又回复到折腾的年代,什么“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和“反西化阴谋”,以及“稳定压倒一切”(后面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其历史理由,但后来却被利用来作为压制民主和改革的借口,把政改“压倒”了),这一系列程度不同的政治运动或所谓“专项斗争”接踵而至,改革的主要指向和重心发生了转移:经济发展单轨运行,政治体制改革日益“边缘化”,不但越来越滞后,而且一再延误改革机遇。[2]二者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经济虽然有很大发展,但随之腐败日益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产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危机。这形成又一个历史阶段,大约20年。当然,这20年的后10年也不无改进,如通过修宪,在宪法文本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以及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口号。但由于在实践中缺少切实政改的支持,口号多于行动,许诺多于兑现。总体上是言胜于行,步履维艰,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与法治需求,甚至有些领域在观念和制度上还有所后退。不但回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强调的要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而且政法领域这几年倡言的原则与口号中,不无违反民主法治基本原则之处。诸如讲多元的“三个至上”,而回避三者有矛盾时谁“至上”。强调坚持一元化的“党的绝对领导”,这逻辑上是要排除其他领导,势必在客观上将执政党置于违宪的境地,因为它排斥了经人大选出的机关(如司法机关、军事机关)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亦即受人大领导;也实际上是回复到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批判过的“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3];回复到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4]而这种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也不过是上世纪60年代早就受到刘少奇严词批判过的。[5]

  更为荒唐的是,现今有人居然批判“普世价值”,他们打着“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旗号,却否定了它的前提:具有“普世”规律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他们甚至说讲普世价值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还否定司法独立和权力制约这个法治的普适铁则,武断地给它扣上“资产阶级那一套”欲拒之千里,其“潜台词”实际上是在维护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专制特权地位和权贵资产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惜将30年来在民主法治和人权观念上拨乱反正和司法改革的成果前功尽弃。

  凡此,都不能不令人困惑和忧虑。

  

  二、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

  

  造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因素的交错作用,其中涉及官僚权贵特权阶层的形成,他们正在自觉地抵制有损其既得权益的改革,使阻力日增;而深化改革的动力的失落或者被催眠,则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递减。现今老一辈革命领导干部早已从文革的恶梦中摆脱出来,除一些永葆革命青春的思想先驱还在继续为中国的民主法治的启蒙而奋斗不息外,不少人限于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或养尊处优,安享清福,耽于守成,不再求进取。至于那些利用改革捞到特权和财富的官僚新贵和腐败势力,由于搞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的政治改革,势必威胁到他们垄断的权益,特别是担心有朝一日司法独立,他们会被推上被告席,因此,他们力图抵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或者把改革引向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多流向这些特权阶层,使一些改革蜕变为权贵资产者所垄断的政府工程,而不是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工程。按有的论者的说法,“以往某些改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劫持”。因此,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改革的阻力。

  此外,知识界(包括法律人、法学者)中的一些精英这些年通过改革受益,社会地位与生活待遇已有提高,这个群体开始出现了某些分化:其中有的人尚能保持学者本色,力图排除困难,推进改革;一些步入仕途的教授学者,也力求为民执政,但限于体制积重难返,难有大作为。而有些人则安于现状,明哲保身,苟且偷安;有的在旧体制的同化下,开始“屁股指挥脑袋”,改革的激情消退,变为左右逢源的御用学者;有的已经站在了特权利益集团一边,蜕化为官僚主义者,甚至同流合污。现在知识界也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对执政者和民众、对国是和国策有较大影响力,有些人还受草根民众所唾弃。因此改革的基本动力也不能完全寄托在这个阶层。[6]

  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来自民间社会的改革力量正在崛起。其中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失业的农民工、失地的农民、被掠去祖宗遗下的房地产的市民、以及下岗工人等等)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他们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导致社会矛盾与危机日益深重。2008年12月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远高于官方4.2%的登记失业率。2009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农业部春节前对输出农民工较多的15个省的抽样调查,在全国1亿3000万农民工当中,有15.3%(相当于2000万人)失业返乡,加上过去每年新增500万农民外出打工而现今只能赋闲留乡的,失业农民共达2500万。此外还有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失业。据官方估计,2009年,总体失业率可能高达11%。又据2005年的一项统计,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7]再据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已超过0.4的“警戒”线,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穷则思变,危机催生改革。中国的改革从来不是水到渠成、自然流转的,而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导致的民生危机与社会危机,引发对民权、对民主与宪政、人权与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正因为政治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是今后推进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动力。

  

  三、公民维权活动推促改革前行

  

  伴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勃发,一个应当高度关注的社会新动向是:人民维权意识大觉醒,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它既是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征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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