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当今中国宪政运动思潮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5 次 更新时间:2010-09-28 17: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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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 (进入专栏)  

  

  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复杂剧烈,宪政前景命途多舛,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和诸多治国、救国药方应运而生,众说纷纭,观点林立,出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既活跃又混乱的局面。本文对诸多“主义” 和改革方策,略加述评,并指出走向宪政之路的前提是必先对内开放言论,保障网络自由,并以科学的历史观重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以为镜鉴戒。

   【关键词】宪政思潮 主义、方略、 开放言论

  

  中国近现代宪政运动已有百多年历史。或变法,或革命,前赴后继,高潮迭起;同时也屡战屡败,进两步退一步或反之,有时又回到原点。大者如戊戍变法和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和建立民国,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本来应是实现宪政的良机,起初也曾颁布过比较符合宪政精神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渐入佳境,却被随后各种违宪的政治运动所打断。1957年在知识界也曾掀起过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的民主运动,其结果却是55万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此后徒有宪法之文,而无宪政之实,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到文化大革命已革了“人民民主”的命,剩下了领袖全面专政---集权专制。

  改革开放新时期,迎来实行民主宪政的新机遇。此前民间有过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此后理论界有过批“两个凡是”和讨论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都可以说是新时期的宪政运动的高潮,对推动我国转变“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思维和实行“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以及进行一定限度的政治改革,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完全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和由专政到宪政的转型,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经济虽发展了,而官吏贪腐日益猖獗,权贵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集团的形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据公开发布的统计,2008年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达12万起,平均每天355起。中国的前途命运面临新的考验。

  面对这种情势,近年来海内外志士仁人纷纷提出对我国宪政前景的预测和各种疗救的方案;也涌现各种社会政治思潮,诸家争鸣,观点林立,出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既活跃又混乱的局面。大体说来,有如下一些“主义”和诸多治国、救国药方,兹略述并点评如下。

    

  一、纷然杂陈的各种“主义”

    

  在政治理念方面,“主义”纷陈,多种政治思想派别林立。执政党奉行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指导思想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理念的当代表述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观”,远期目标是“和谐社会”,当前权宜策略是 “稳定压倒一切”。这方面,意识形态当局早有宣示,理论界多有研究,媒体反复宣传,毋庸我置喙。下面仅就民间人士、学者和社会政治势力倡导的“主义”略加例举:

  1.“民主社会主义”----扬弃列宁主义、特别是否定斯大林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 或“专制社会主义” ,主张恢复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实现“和平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们倡导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心的改革开放;主张实行宪政民主,弘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仿行北欧诸国社会福利国家治国方略,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等等。其理论在谢韬的一篇文章中有明确的表达,引起强烈反响。[1]

  这种主张属于体制内的改革思潮,受到党内许多思想开明、“两头真”的老干部[2]和知识界民主派精英的认同和赞赏。但可能因 “主义”在名称上与长期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相近,政治思想路线同列斯毛的正统相左,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3]但也并未予以打压。

  2.“民主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彻底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和议会制、多党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体制,强调个体权利和思想、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反对“一党专政”。这些主张有的已形成民间宪章草案在社会上流传,[4]

  3.“毛泽东主义”------他们是当今的一些 “极左”派(据说现今这类极左的毛派组织全国已有 58个,影响大的有6个,被官方称为“极端政治势力”)。其中“毛泽东主义共产党”2008年12月26日正式成立,并举行党的“十一大”(他们只承认十大以前的中共),宣称“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由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造反先锋队”,他们在2008年5月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里,公然宣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世界发展史上人类社会最辉煌、最美好的历史时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他们重新拾起文 革的口号,号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公然诬称并扬言要打倒现在的“党中央修正主义集团”和“走资派”,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5]

  这个“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核心主张,无非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典型的“老左派” 。

  另一个号称“ 中国工人(共产)党”, 是在2009年7月23日到8月1日举行的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宣告成立的。大会政治报告的题目 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心协力帮助中共,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大会公报表示要坚持“一纲一中心两基本点”: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他们接过执政党的一些口号,却提出要建立“无 产阶级两党制”。其主要领导人向中央领导人发出的“建言献策函”中,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目,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要求“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6] 看来他们虽然用时髦的概念包装起来,但核心无非是 “重塑” 建国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悲剧。

  尽管如此,上述两派对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的社会弊病深恶痛 绝,因而也受到少数不明历史真相的 “80后”青年的追随,并在处境艰难的弱势群体中有一定影响。

  4.“儒家社会主义”------主张建立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鼓吹中国必须继承“三大传统”,即: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前30年的传统和改革开放30年的传统,和实现“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们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从西方解放出来。中国不要建立现代国家,中国要建立文明国家,把国家建立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更具体讲就是要继承三个传统,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上是羞羞答答地要回复到晚年毛泽东代。[6][6]参见甘阳:《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博客中国2009-7-14; 另见袁伟时《中国的宪政运动历史发展》一文中所转引的内容。

  这一派中还另有人主张 “从仁政走向宪 政”,认为中国现在比较客观和现实的做法是,政府通过一种开明的制度过渡到宪政制度,这样可以避免朝代更替,从而实现民族和解,化解矛盾,走向长治久安。这恐怕只是“单相思”而已。

  另有一种所谓建立“无党政治”的主张,声称不光不赞成一党政治,更反对西方的多党政治,而喜欢中国传统的“群而不党”的无党政治或“精英政治”。 [7]

  这可能是面对强大的执政党的党权而发出的一声无可奈何的遁世叹息。实际上也难免陷入所谓“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巢臼,因为晚年毛泽东的专制都是个人统治一切,凌驾于党国之上,不容许“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亦即只有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一统天下,企图变“党天下” 为“家天下”,可以说是彻底的“无党政治”。

  5.“新左派”----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左派,标榜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却又反对“西化”和“ 全球化”。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 。他们搬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质疑、批判与“解构” 。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但他们回避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未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却认为必须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为此他们赞同“文革”的“大民主”,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由此他们和老左派合流了。

  6. 狭隘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它是为填补80年代末政治风 波后社会上出现的政治信仰真空,应运而生的。它企图凭借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精神来弥补原有意识形态的缺陷,笼统地或超阶级地宣扬 “爱国主义”,混淆“爱国家(机器)”同“爱祖国”(爱人民、爱各族同胞、热爱乡土、家园、中华文化传统……)这两个不同概念内涵的区别,从而对内不自觉地坠入国家至上主义的陷阱,对外通过扭曲的“爱国主义”走向民族沙文主义。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把爱国主义等同于反对美国和鄙视美国人。 1999年出版 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抱怨中国在世界上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 ,使得别人看轻自己;建议中国要做“坏孩子” ,不要怕 影响国际形象。2008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8]和紧接一年之后

  《中国站起来》的出版,是《中国可以说不》在新形势下的升华,发展为大国沙文主义。不仅是“不高兴”的情绪宣泄,而且是在鼓动“站起来”后在国际舞台上“持剑经商” ,“除暴安良” ,“勇于”同西 方“有条件决裂” 。有的青年随身携带的棉布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 ,或 “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有首叫《中国话》的歌,歌词最后说:“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一位作者就以《中国总有一天会让全世界人民都听话!》为题, 对此歌极力吹捧,声称未来全世界“必然要由中国来领导”.[9]

  如果说,中国和平崛起后可以而且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制定国际社会规则,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那是对的;如果“一阔脸就变”(何况就人均指标而言远非发达国家之“阔” ),就试图仿效超级大国称霸全球,则是坐井观天,授人以柄,助长所谓“中国威胁论”,四面树敌。这种思潮多少反映或逢迎了当代“愤青”貌似民族自大、实则缺乏民族自信和“海纳百川”的大国胸怀。这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不加引导和抑制,还可能为“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提供温床。

  7.新盛世主义----2009 年11月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在香港出版的一部小说《盛世——中国,2013年》,以鲜红色的封底,用黑字写着“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借书中人之口,讽喻当今所谓的“盛世”,提出盛世的十项国策:“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 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 这十项自我相悖的“国策”,其实是疑似地概括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某些现实状况和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愿景。特别是针对一些人认为这次国际金融海啸中,中国未遭大的挫败,貌似中流砥柱,而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极力夸耀“以党治国”的“中国模式”,大力批判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和权力分立等人类共同政治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试图一仍旧制,拒绝进一步深化改革。今年3月北京《参考消息》以整版篇幅转载海外一篇文章:《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10] 列举六大“优越性”,诸如可保证政策的稳定性;

  高效率;能有效地遏制腐败;是更负责任的 政府;可避免人才浪费;可真正代表全民,……等等。这些“优越性”恐怕多是适应因循守旧的某些官僚执政者的需要;对亲历其境的老百姓则如聆海外奇谈。

  也还是这位作者,在他的博克上发表一篇《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的批判文章,对我国学者所强调的 “政治改革刻不容缓、民主宪政势在必行”等论断大加挞伐,认为“把 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也栽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十分的危言耸听”。他断言“中国现在距离实行西方民主的条件还差的很远,何来时机紧迫之说?”他的基本论点是“中国越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损害当今的高度集中的威权统治,造成国家四分五裂。[7]

  看来,他确是不属于 “宪政派”,而是非宪政派或反宪政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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