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社会公平与国家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2 次 更新时间:2010-09-28 17: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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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矛盾激化与社会公平失落

  

  当前中国伴随经济的单轨飞速增长,社会矛盾也在高危地不断积累。年增长数以万计的群体性的社会抗争事件,不时在全国各地爆发。[1]采取类似恐怖袭击的自杀式个体抗争事件也时有出现。[2]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国家和社会正处于新的变革转折点,发展与后退并存,机遇与危机同在。

  (一)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平的现状

  当前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导火线,多集中在社会弱势群体田地被剥夺、房产被强迫拆迁、以及其他种种被侵权、被损害的遭遇,得不到公正裁决和公平的补偿,其生存出路面临严重威胁。社会矛盾更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社会公平失落,贫富两级分化日益严重。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3]

  另据统计,中国50个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千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300万富豪的资产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4]

  特别是日益严重的权力腐败,也是群体性的、集团性的,今年曝光的陈良宇案和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案,都是如此。官商勾结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和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导致一些地方民怨沸腾。而体制内的行政与司法等权力救济手段失灵,在有些地方不时制造的冤案错案,不但未能化解矛盾,反而成为新的矛盾滋生之源。民众投诉无门,民情与民意的表达渠道和出气口又堵塞,使积累的矛盾爆发,被迫诉诸自力救济。有些自力救济手段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的;但其起因却是官方和奸商的不法侵权、掠夺与压迫所致。

  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所说:“中国收入与分配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社会高度分化。这一问题已经超越其他所有一切因素,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矛盾的最主要源头。”[5]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注重社会公平”的决策 。执政党的领导人也

  指出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涉及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提出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 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6]维护社会公平已上升为我国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法治目标,这也从反面表明,社会不平的矛盾已激化到不堪忍受和不容坐视的程度。

  (二)公平理论与社会公平的涵义

  社会公平的一般意义是指不同社会主体间相互关系从比较中获得的一种社会评价。社会公平包括经济资源的公平分配,政治地位的平等,文化成果的共享等等。从法治视角考虑,社会公平主要体现于公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资格平等与机会平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平衡,以及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公正,等等。

  社会公平重在分配的正义,指对社会资源的公平或公正的分配(包括物质资源如经济收入等,精神资源如荣誉地位等)。在法律上也概括为权利与自由、权力与机会、收入与财富等方面的分配应当同社会主体对社会的贡献成正比。

  公平理论是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J.S.亚当斯提出的一种个体行为激励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职工的积极性取决于他所感受的分配上的公正程度(即公平感)。公平感取决于职工对工作的投入(包括劳动花费的时间和努力、工作的效率和技能等)与他从工作中所获得的产出(包括工资﹑奖金﹑地位﹑由工作产生的兴趣以及所得到的尊重等)是否相当,并同他人或同类人的“投入——产出”之比进行比较,而得出是否公平的感知与评价。如果认为自己的比率过低或与他

  人相比差距过大时,便会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产生怨恨情绪。差距越大,不公平感越强烈,从而产生挫折感、义愤感、仇恨心理,甚至产生反社会的破坏心理,力求采取行动把不公平的关系改变为公平关系。社会矛盾与社会斗争由此而起。[7]

  这是社会不公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心理根源。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和分析它的经济与政治根源。

  (三)社会不公和引发社会矛盾的经济政治根源

  一些学者和执政者往往把社会两级分化、社会公平的缺失和社会矛盾的多发状况,归结为客观原因(如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不发达、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太多、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的客观规律等等因素)促使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公平。这种论断,虽也可以说明某些现象,但却是片面的诠释,并非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 。且不说在生产力低下、经济贫困的社会,也可以做到社会公平分配(古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或改革开放前“贫穷的社会主义” );更在于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主要是经济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关系。而社会公平主要是分配的公平。如果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封建制或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该社会的分配,对被剥削的阶级来说,就不会是公平的,即使其生产力水平很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绝对公平,因为它不可能无视个人天赋与能力上的差别而在分配上不讲差别对待。何况,现在我国还只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经济基础还包含了私有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成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配关系也是多样的。这是产生分配不可能绝对公平的客观经济原因,是需要政府适当干预加以调整的。但为人民不能容忍而直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是,有些地方的经济关系已经蜕变为权贵资产者垄断的经济,其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才是酿成群体性社会斗争的真正原因。

  社会分配不是一种纯经济的自发行为。上述权贵资产者对经济的垄断,是基于拥有公权力的腐败官员乃至有些地方政府和不法私人资本家的相互勾结,这已涉及政治层面问题。而基于我国的改革是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其产生的社会公平问题,也多出于政府决策上有疏忽或失误,执行上的权力不作为或权力过度膨胀而产生的侵权行为所致。所以,要追究社会公平失落的根源,重点应当从其政治原因上去找。从宏观视角上审察,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片面的发展观、稳定观和政策与法律上利益倾向性的偏差,以及对改革应当依靠的社会基础动力的漠视。

  1.所谓片面的发展观,就是一意进行经济改革的单轨运行,而忽视政治改革的紧密配合;一意追求经济上量的增长,而忽视其结构的优化;一意更忽视其与社会保障的平衡;一意热衷于经济开发,而不顾生态的破坏影响当代的生存环境和后代可持续的发展;等等。可以说,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正是促使社会不和谐的重要缘由。

  2.所谓片面的稳定观,就是过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而担心政治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只讲对外开放而迟疑于对内开放,对公民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宪法权利,缺乏立法保障,有些地方党政部门还极力加以压制,从而使权力腐败得不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甚至使“稳定”成为权贵们压制人民争取合法权利与自由的大棒。最近发生在重庆市某县一科员因写打油诗讽刺贪腐的党政官员而被当地党政部门调动公安人员予以拘捕,就是一个恶例。

  3.所谓利益倾向性的偏差,则是有些政策与法律对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源)、法治资源(权力与权利)、获利机会、改革成果等等的分配,未能统筹兼顾,而多偏利于一部分权力者和资产者等社会强势群体,忽视弱势群体。改革前一切资源由国家垄断(实际上是掌权者垄断),而近年来则被权力者、资产者结成的联盟所垄断。他们掌握着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往往将它单向地朝这个阶层集中,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交通等,也多是向社会强势群体倾斜,而将弱势群体阻隔在外。后者遭遇几乎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乃至生存难,不少地方农民的命根子---土地被掠夺,一些城市居民赖以栖身的祖居房屋以极低的补偿标准被强迫拆迁。……

  4.所谓对改革的社会基础动力的漠视,表现在工农大众在改革中未能分得应有成果,许多人反倒利益受损,他们从主力军地位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工农群体以及多数有良知的、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的知识精英,不但由改革的动力被改视为改革的“负担”,甚至被视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回顾初期我国改革本是从农村开始,农民是推动城市和全国的改革的动力。此后一段时期却把改革的主要依靠置于一些官僚权力阶层和企业精英阶层,使一些地方的改革蜕变为权贵资产者所垄断的政府工程,而不再是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工程。

  (四)当前社会不平与社会矛盾的阶级性[8]

  现今所谓的贫富两级分化,就其阶级性实质而言,是权贵资产者集团与贫困层的工农群体和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阶级分化与对立。如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与奸商联手,贪污受贿数千万,涉案的党政干部和资本家达158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一案例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权力与资本勾结、权贵资产集团形成与活动的图景。[9]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现今因社会公平的失落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诚然,就当前人民群众与政府和执政党的关系而言,总体上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对抗;但也不能忽视另一面情况:某些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冲击的对象是当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贪官污吏、土皇帝,他们把群众性的抗争当作敌对势力来看待,并动用公检法等所谓“专政手段” 加以镇压。事实上,他们与民众的矛盾,不能简单地以人民内部矛盾来界定。政治哲学上的两类矛盾论并不能涵盖所有社会矛盾的性质。如法律上的罪与非罪的矛盾、民事关系上的矛盾,并不能以“非人民即敌人”来划界线。在分析社会公平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时,不要忽视其中所反映的利益对立群体或阶级利益的矛盾,有些也是对抗性的。有些群体性的抗争事件,可以说是带有阶级性的社会抗争。最近新华社的一篇评论已提出我国存在“特殊利益集团”。我认为,这种集团不限于指电力、电讯、石油、航空、铁路等等由政府垄断的行业,更危险的是权力与资本勾结的权贵资产者集团,甚或已形成权贵资产者阶层。

  而有的地方政府动用公检法机关镇压民众的维权斗争,已表明他们执政已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以官为本,以权贵资产者为本。那里远非和谐社会,而是对弱势群体专政的社会。

  从另一视角考察,社会公平问题引起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多发性,还反映了社会基层弱势群体公民意识的觉醒。他们不再只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听官老爷摆布的子民、顺民,而开始以公民的身份和权利资格,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因此,研讨建构和谐社会问题,在赞美我们已取得的某些发展进步的时候,不能无视或掩盖我国现今严重存在的社会不平、不和谐所导致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和社会矛盾冲突,特别是我国正在逐渐形成的阶级结构的变化所引发的许多问题。作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法学者、法律者,我们的观念和理论思维,应当与时俱进,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我们不应缄默,要为国分忧,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建立能保障人民生存、自由和发展的和谐社会,作出切实的努力。

  

  二、社会公平的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本是国际法范畴的概念,它要求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对其国际违法的国家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对国内而言, 国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国家行为必须对人民负责。这里讨论的国家责任,是限于国家对本国人民的责任。其责任涵盖两方面:一是维护和调整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职责(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二是人民受到损害时国家应当承担政治与法律责任。

  (一)对人民“生存照顾”责任

  “生存照顾”和“服务行政”最早是由德国行政法学者厄斯特·福斯多夫(1902-1974)提出的概念。1938年,纳粹当政期间,福斯多夫发表《作为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 认为,自由人权思想、个人主义、私法自治以及契约自由这些观念都已经过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基本人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而是依赖于新的人权:经济上的分享权。时代已由个人照顾自己的“自力负责”,转变为由社会力量来解决的“团体负责”,进而发展为由政党和国家政治力量提供个人生存保障的“政治负责”。政府负有广泛的向民众提供生存照顾的义务,唯有如此,政府才可免于倾覆。因而,行政权力必须介入私人生活,认为国家干预愈少就愈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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