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勇:鲁迅:专制主义的精神盟友?

——与朱学勤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9 次 更新时间:2010-09-23 22: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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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勇  

    

  一 以“路线斗争”为纲

  

  “鲁迅――专制主义的精神盟友”,这一提法可能过于直接、激烈,但它的确却是朱学勤先生《鲁迅的思想短板》一文想要告诉我们的。(原文见2006年12月14日的《南方周末》,以下简称《朱文》,且下文引文若无特殊交待,均出于此文)

  或许是涉于鲁迅至今仍有的威望、或许是因为政治的敏感性,朱学勤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切入此题。一开始他的论述似乎是面面俱到、信马由缰,给人以欲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等方面泛论鲁迅的假象。其中“社会学解释”一节,是由泛论的表象转入正题的关键。在这一节中,鲁迅被赋予了双重的隐喻,一是内陆中国潜伏于沿海中国的化身,二是现代中国报人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后者不仅证明了“大学集团”与“报人”知识分子之间的历史矛盾,更经由文革是由“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的这一观点的引入,将鲁迅与文革、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有了这样的铺垫,紧接着的“政治学解释”一节,就由毛泽东对鲁迅的敬仰和对这种敬仰唯一性的暗示,以反问的方式提出了核心问题:为什么是鲁迅而不是胡适、陈独秀成为了毛泽东打人的棍子?这实际也就点明了,鲁迅是专制主义的帮凶。再接下来的所谓思想史的解释,则是用鲁迅和毛泽东共有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联系,坐实了鲁迅是专制主义的精神盟友的这一判断。而文章最后“国民性改造”一节,更是将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与日本、德国法西斯、红色高棉等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鲁迅加入到了世界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精神谱系中。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一帮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把鲁迅判定为三重的封建法西斯蒂,没想到七八十年后,他们的敌人――“自由主义者”的朱学勤先生――又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与其遥相呼应。狂暴的思想与“市场、宪政理智”竟然如此殊途同归!

  当然我知道应该接受朱先生的劝告,不要一味“磕头作揖”,不要一听有人说鲁迅与专制主义如何如何就义愤填膺,而应该理智地看看人家说得有无道理。那让我们首先从报人激进知识分子这个身分指认开始,来看朱学勤的论证逻辑。

  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是否存在过一个绵延数十年的报人知识者的阵线,鲁迅是不是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可不可以作为他们的象征,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或许是本人孤陋寡闻,我这还是头一次听说,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远不是什么学界的定论。可是朱学勤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历史证明,就只管一路说下来,将“报人“集团与”“大学集团”的“路线斗争”,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路追踪到六十年代的文革。朱学勤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派知识分子究竟有哪些人,我只能大致推测,他所说的“报人”和“大学知识分子”的主体,大概就是指左翼文学家们与胡适、新月派等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姑且先承认,历史上隐约有过这样两派的斗争,但它充其量也只是从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延续到文革暴发前。在这一“历史线索”中,鲁迅一开始并非是所谓左翼“报人知识分子”的同盟,相反倒是他们讨伐的对象。即便后来左联成立,鲁迅与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但鲁迅一直对周扬、郭沫若等激进的左翼文人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将鲁迅与他们结成所谓的“报人”集团。而1949年之后到文革暴发之前,多次的政治运动或文化专制,虽然其中纠缠了一些知识分子过去的历史恩怨,但也根本无法将其归结为报人与大学知识者矛盾的延续。因为这些运动与以后的文革,都是由新的政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展开的,它们是社会的全面改造、政治文化专制的全面推进,波及到了社会各界、各领域。而且由于所谓的大学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势力,1949年之后不是逃到台湾,就是很快随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校际大调整而飞灰烟灭。所以即便是那些已成为革命功臣的前左翼“报人知识分子”,想与什么“大学集团”斗争,也没有对象呀。如果非要不顾历史事实,硬要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纳入到两种知识分子的斗争中来,那么最多也只是存在所谓“报人”之间内斗的影子而已;或许“丁陈党集团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可以证之。

  至于说,“1966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幕可解为百年棋枰,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终于从文学上‘收官’”之论,更是荒唐之极。众所周知,文革的发难是从批判吴唅的《海瑞罢官》以及批判“三家村”开始的。事件的决策者毛泽东和主要执行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或是党内高官或低级干部,直接受冲击的吴唅、邓拓、廖沫沙等则是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核心领导成员,无论是从他们当时的身份还是以前的历史经历,实在都不知道可以把哪一边的人算做左翼“报人”、内陆中国,哪一边归于“大学集团”、沿海中国。我们不仅在批判者中找不到左翼“报人”,相反的是,1966年2月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直接针对的靶子周扬,则是标准的“左翼文人”。说文革发难主要是通过报刊展开的,请问,当时报纸是最重要的媒介,不用它用什么?再说了,受到批判者如邓拓等“三家村”,当初也是借助报纸发表杂文;而毛泽东开始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时,正是因为在北京无法进行,才跑到上海,借助柯庆施、张春桥的力量,指使姚文元撰写,并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该文出笼后,毛泽东想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一开始都受到了抵制。很明显、这里无论是报纸的受控情况还是批判展开的地域,都与什么“报人”、“大学”,“内陆”、“沿海”毫无关系!

  仅仅从所谓百年中国的“报人”与“大学知识分子”恩怨冲突这一例,就可以充分地看出,朱学勤先生的论证,根本就是缺乏逻辑的,是建立在偷换概念、编造历史的基础上的。而这类手法恰恰是朱学勤所深恶痛绝的文革专制主义者们常用的手段。不仅如此,“报人”大学知识分子“恩怨史,可能是比所谓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还要荒唐的臆想。一个标榜理性精神的自由宪政知识分子,却与文革专制主义者们乘上了同一思维的危险快车,岂不发人深醒?朱学勤先生,你应该清楚我们这些人毕竟是喝专制主义时代的奶水长大的,那个时代给予我们的负面影响有不少已经变成为无意识。所以不要以为看了几本所谓消极(市场)自由主义的著作,学了几天宪政法理,简单暴力思维的病灶就彻底根除了,就一定能够与理性、法制、民主站在一条线上并充当它们当然的代言者了。且不说,理性、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与法制等,也不是纯粹的和不存在问题的。

  《朱文》中所存在的相似论证逻辑,当然不止于此例,而是贯穿全篇。例如他将马克思主义划分成马克思和列宁两派,再进而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鲁迅与兼具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毛泽东之间的关系;还有化分出热衷于国民性改造、思想改造的后发型精神迷狂的法西斯国家,与理性、民主、宪政的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能说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根据,但它们是建立在高度抽象、化约的基础上的,与其说是对于历史的高度概括,毋宁说是似是而非的混乱的硬性拼接。例如,历史上是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左派联盟,但同样也不乏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到“右翼保守”阵营中的事例。例如五四前后的头号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不就是国民党的元老并被蒋介石尊称为吴稚老吗?照朱学勤的逻辑,首先应该是他与毛泽东结成同盟才对呀?再说,无政府主义容易与左派暴政联系在一起,但资产阶级的宪政思想家们所倚靠或所结盟的政治势力,也未必都是民主宪政政府。如胡适之于蒋介石、佛里德曼之于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当然或许朱学勤会说,他们与独裁政府进行的是有限度的合作,而且合作的目的是要帮助宪政、法制、市场经济的建设,这与毛泽东利用鲁迅来打棍子完全不是一回事。难道说只要是拥护市场经济、宪政法制的思想家参与的统治,都是在帮助宪政体制的成长,就与帮凶无涉?而这种自由思想与右翼暴政合作的历史,就是自由宪政成长史?所以,这样的政府所干的杀人放火的勾当、所进行的白色恐怖统治,也都不是专制、暴政,最多也只是自由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二 鲁迅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鲁迅被判定为专制主义精神盟友的核心,是因为他是一个“比左还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鲁、毛两人共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才将他们内在地联系了起来。朱学勤只是根据鲁迅承认过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和他思想中的尼采影响,就将其判定为无政府主义,是否太过无断?鲁迅在1923年说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而1932年又说自己的思想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消长起伏”;而尼采对鲁迅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鲁迅还没有问世前的青年周树人时期。我们虽然不能用鲁迅后来的话否认他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但至少说明不能简单地将鲁迅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是的,我并不想否认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鲁迅的影响,但是任何外来思想作用于具体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可能发生质的变异。例如无政府主义好牺牲、好搞暗杀,但是从青年周树人到以后的鲁迅,都是反对暗杀的;而且鲁迅对于那些怂恿他人去牺牲的组织与头目,从来都抱有怀疑。另外,鲁迅的思想中,也有着一定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他非常喜欢魏晋的阮籍、嵇康等人,而后者的放诞不羁的言行,并非是文人的无聊做派,而是专制统治下的一种不甘同流合污的无奈、清醒与自保。再加上作为被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国民,也促使鲁迅接受了反抗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所有这一切复杂思想的揉合,决定了鲁迅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无政府主义者。即便硬要进行三七开将他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那么他也只是一个对自我、对个体生命非常珍视的,高度清醒的人道主义、怀疑主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既与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有很大的差别,更与毛泽东文革时期所鼓动的那种愚昧、盲信、献身的大众无政府主义差别何止千里?

  当然明眼人都知道,朱学勤及其他人将鲁迅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原因在于,鲁迅战斗者或“好战者”的一生。我们无法完全否认鲁迅气质中的确有过于敏感、好斗的成分,但是我们一定要界定清楚的是:鲁迅之所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究竟是因为他个性好战,爱无政府主义思想控制,所以才几乎与天下为敌,所以才高度地怀疑近现代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宪政活动,才无情地嘲讽、抨击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主要因为,他熟知了中国历史上明君、圣人、替天行道者们与专制、黑暗的一体性,看夠了多年以来革命者相互陷害、自相残杀,也看多了民国政府和国民政府,打着宪政、训政的旗号,实行暴政的现实?答案当然是后者。大家都知道,鲁迅由五四时期的个体文化战士,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我们不用去看历史资料,只需读读那个时期鲁迅的文字,就可以经常看到高悬在城门上的头颅;至于后来他身边的柔石等革命青年被国民党政府枪杀、沉江等惨案,更是每每强烈刺痛着鲁迅的心。正是这一切,让鲁迅对中国的现实、对整个世界产生并维持着某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黑暗感。但是鲁迅没有被这无边的黑暗所压垮,而是坚定地前行,去肉搏周围的和自身内部的黑暗,试图在无路之路中,走出一条前景不明的路来。

  所以,不管当年的胡适们,对专制政府的承认出于多么崇高、远大的目的,都理所当然应该遭到批评乃至批判;所以一边是蒋介石政府疯狂地镇压异己,贫穷与苦难随处可见,而那一边梁实秋诸人却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最文明的制度,怎能不令鲁迅鄙弃呢?更重要的是,尽管出于共同的反抗专制统治的目的,鲁迅参加了左联,但他始终对团体对个体的控制有高度的警惕和不满,他从来没有廉价地歌颂过革命,相反倒是对革命、革命的未来抱有怀疑。“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不管这类言语中,有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因素,但分明是对革命的怀疑与抱怨、或许还有本能地恐。怎么能有理由将其解释为“正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心理起点”呢?如果不抱有意识形态的偏见的话,应该从鲁迅这不懈的战斗中,体会到他的坚定与试图冲破左右包围、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勇气;而不该将其荒谬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专制无政府主义的同道。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鲁迅的不停息的反抗精神,的确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与文革发生过历史的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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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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