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美学与文学理论——对当前几个流行命题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3 次 更新时间:2010-09-19 2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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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鹰  

    

  内容提要: 本文就当前中国文学理论论争中的如下流行命题作反思:“日常生活审美化”、“眼睛的美学”、“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些命题涉及到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重要和基本问题,本文的主要工作只是就这些流行命题表现出的对现代美学思想的一些关键学说的误解作反思。作者的目的是,通过本文的反思工作,质疑这些流行命题的运用,以促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美学 文学理论 日常生活审美化 文学终结 审美意识形态

  

  近年来,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围绕着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争论。这场至今尚未平息的争论,因为关系到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构,而受到学界关注。我在阅读部分重要论争文章中,感到作者在运用一些流行命题时,因为没有做必要的甄别和反思,表现了对这些命题的基本误解。作为献疑,我就当前几个主要的流行命题,以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为中心,做一次相关反思。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文学理论命题,还是社会学命题?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年中国文论界非常流行的一个命题,被一批中国学者援用来作为探讨文学理论建构的新起点。1然而,这个命题在它所产生的西方文化语境中始终是一个社会学命题。

  最早明确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是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他用这个命题来定义20世纪后期以来的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来检讨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界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2费瑟斯通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所代表的艺术的亚文化运动(先锋运动),其动机是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第二,从波德莱尔、王尔德至福柯一线学者所倡导的“将生活转化为艺术品”的运动;第三,由当代消费文化生产的符号和图像的潮流浸透了日常生活的肌体,并构成了审美化的新现实。在费瑟斯通看来,前两个层次的审美化预定了第三个层次的审美化,“简言之,唯美主义为当代消费文化预定了一个以模仿和图像构筑的审美化现实。”3

  德国哲学家韦尔施(W.Welsch)更进一步将当代现实在整体上定义为“一种美学的建构”,主张在当代现实中,日常生活审美化“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相对于其他学者关注表面的、浅层的审美化,他着重揭示的是深层的审美化,即由康德认识论革命带来的认识论的审美化:美学(想象力)变成了认识论的基础。他认为,全社会审美化是认识论审美化的结果。他说:“现代思想自康德以降,久已认可此一见解,即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基础条件的性质是审美的。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其构成不是‘现实的’,而是‘审美’的。迄至今日,这见解几乎是无处不在,影响所及,使美学丧失了它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4

  韦尔施揭示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更深层的理论转型:借用康德以来的美学理论反思和描述现代社会,即社会学的美学化。社会学美学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取代宗教在现代生活中普遍化,并且形成了现代生活的审美化特性。因此,我们不能想象一种主流社会学传统阐述现代性问题时不揭示现代生活的审美化特性。5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学中,社会学美学化是一个卓有影响的传统。我们可以将这个传统的源头追溯到1863年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6但是,它的更具学科意义的起点,是1895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提出了社会学美学(Soziologische Aesthetik)的理论。

  齐美尔将现代美学的基本观念运用于现代社会研究,认为社会从个体层面到整体层面,都是按照美学的对称性、远-近距离的相对性、部分与整体的协调性等基本原则构成和运动的。因此,根据他的观点,社会不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而是在本质的意义上是一个艺术品。他说:“审美力量对社会事务的影响最活跃地表现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倾向的现代冲突中。无疑,社会主义的确切观念是建立在审美价值基础上的。这些观念包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当成为一件艺术品,在其中,每个单独的因素通过对整体的贡献获得它的意义;一个统一的计划应当理性地规范全部生产,而不是听任个人凭着偶然的狂热的努力施惠或危害社会;个体之间恶性的竞争和冲突应当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绝对和谐的工作——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观念都毫无疑问地符合审美需要。无论其他的人是否反对它,这些观念都驳斥了这个流行说法:社会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为了胃的需要。因此,社会问题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美学问题。”7

  自20世纪以来,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主导了一个重要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如果说齐美尔是在19-20世纪之交,在现代性语境中开启了这一传统,那么,在20世纪后期,社会学美学发展为研究和描述后现代性社会(文化)的最主要的社会学理论。其中,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n)的理论特别值得注意。他恰好在一百年后,明确回应了齐美尔“社会是一件艺术品”的观念,并将此观念作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和阐述的理论核心。但是,与齐美尔以现代性为理论语境不同,卢曼以后现代性为理论语境。因此,与齐美尔强调社会作为艺术品的整体性和对称性机制不同,卢曼强调的是后现代社会与艺术共有的差异、变化和不确定性。卢曼说:“艺术系统在自己的领域典型地体现了社会。它如其所是的显示事实。它显示,当社会开始分化个体的功能系统,并听任这些系统自发的自我操控的时候,它究竟变成了什么。艺术典型地展示了这个情境,在其中,不再依靠过去保障的未来已经变得不可预测。操作的封闭、偶然性的解放、自控组织、多元语境、自我描述的超级复杂性,或者,更为简略和缺少精确性的规范化、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主义——这一切趋向都呈现出现代性的结构性终结的错综复杂的切面。任何人只要感受到这个情境,就会在现代艺术中看到这个现代社会的范式。”8卢曼的理论突出表明,在现代西方社会学领域,“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根本意义,不是表明在多大程度日常生活被普遍审美化(艺术化)了,而是“审美性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范畴承担着解释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解释的现象的功能。”9

  中国文学理论界在援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说中,并没有深入追究这个社会学命题的学术语境及其主旨,而是更多地停留在强化描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被大众传媒和消费运动“审美化”,即停留于费瑟斯通所定义的审美化的第三个层次。因此,当学者们援用这个命题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变革的依据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因为理论误解而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困境。10就援用者在这个命题下,主张文学理论研究要向社会文化开放和文学理论要向社会学(文化研究)转型而言,其中有两个基本理论误解应当指出:第一,对一个社会学命题的无反思的挪用;第二,对这个社会学美学化的命题的逆向使用——文学理论(美学问题)的社会学化。

  

    二、“日常生活的视觉享受”:一个颠覆康德美学的“新美学”?

  

  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相关,另一个流行的命题,就是被概括为“眼睛的美学”的“新的美学原则”。它主张:当前的审美活动,“从超越物质的精神的美感转向了直接表征物质满足的享乐的快感”——日常生活娱乐图像的单纯视觉的享受;这种新的美学“彻底抛弃”了康德美学的“绝对的精神超拔、心灵感动”的理性主义追求。11

  以“眼睛的美学”(即“单纯视觉的享受”)而“彻底抛弃”康德美学,表现了对康德美学的基本误解。康德说:“人们也许会根据某种鉴赏原理认为,当一个对象符合一个基本原理对它的概念性规定,他们就可据此推论:它是美的。然而,这是根本不成立的。因为我必须在这个对象的表象上直接感受到这种愉悦,此外,借用任何证据都不能说服我接受它。”12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康德主张的审美快乐不是“绝对的精神超拔、心灵感动”,而是审美主体在对象外观(表象)上直接感受到的愉悦。更明确地讲,“鉴赏判断不是认识判断或逻辑判断,而是一种感性判断”,是康德对美感的第一规定。这个规定被他表述为《判断力批判》的第一句话:“为了确定某物是否是美的,我们不为了认识的目的通过理解力将它的表象与这个对象相关联,而是通过想象力(也许是与这个理解力结合)将这个表象与主体及它的快感与不快感相关联。”13可以说,在美学史上,正是康德而不是别人第一次明确将美学建立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并且因此成为现代美学真正的奠基人。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有一种“眼睛的美学”,那么它的鼻祖也只能是康德而不是别人。

  然而,在被标举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的美学原则”中,对康德的深刻的不满在于他主张审美的无功利性。康德说:“鉴赏是一种通过快感或不快感判断一个对象或一种表象的能力,它是无功利的。这种快感的对象被判断为美的。”14审美无功利性不仅与传统审美性的认识论、道德论主张相抵触,而且也与当前“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性表达和享乐满足”的欲望相抵触。因此,“新的美学原则”将“审美无功利性”作为它要爆破的第一块绊脚石。实际上,自尼采以来,“审美无功利性”就成为一个与康德的名字密不可分的现代美学“原罪”,它被定性为理性主义、禁欲主义、专制主义等一切压抑性权力观念的美学旗帜。尼采说:“自从康德以来,一切关于艺术、美、认识、智慧的谈论都被‘无功利’这个概念混淆和玷污了。”15

  康德的这种“无功利”真的是对审美行为的“混淆”和“玷污”吗?黑格尔认为“审美无功利”是一个“重要的想法”,“因此,审美带着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对象既不显得受我们人的压抑和逼迫,又不显得受其它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16海德格尔指出,人们对康德的“无功利的快感”的曲解包含着双重误解:第一,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关于美的准备性的、否定性的规定,而是将它视作康德的“惟一性的、同时也是肯定性的关于美的陈述”;第二,没有看到在当对对象的功利兴趣被取消后在审美行为中保留下来的东西。海德格尔说:“这种对‘功利’的曲解导致了一种错误意见:人们以为,随着对功利的排除,也就把一切与对象的本质性关联都禁止掉了。其实情形恰好相反。与对象本身的本质性关联恰恰是通过‘无功利’而发挥作用的。人们没有看到,现在对象才首次作为纯粹对象显露出来,而这样一种显露(in-den-Vorschein-Kommen)就是美。‘美’一词意味着在这样一种显露之假相中的显现。”17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审美的无功利性只是康德美学的一个否定性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构筑的是一个以先验想象力为支点,以感性直观为核心的,想象力与理解力协调活动的审美(反思)判断力的自由游戏。就美学编年史而言,审美的无功利性并不是康德的发明,而是英国学者夏夫滋博里(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的发明。如美国学者盖耶(Paul Guyer )指出,在18世纪中后期,作为现代美学起点的核心概念是“想象力的自由”。在康德之前,这个概念包含着肯定性和否定性双重含义。就肯定性而言,想象力的自由意味着它与认识、道德诸领域的脱离;就肯定性而言,想象力的自由意味着对人的自由(理性)的体现。作为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康德综合了这两个方面,并将之纳入到包含着自由的二律背反的辩证体系中。18与此相应,康德美学的肯定性的核心概念,不是审美的无功利性,而是想象力的自由。在《判断力批判》中,在完成了关于“美”的四个契机的分析后,康德总结说:“如果从上述分析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一切根源于这个鉴赏概念,即鉴赏是根据想象力的自由的合规则性进行判断对象的能力。然而,如果在鉴赏判断中,想象力必须作为它的自由来理解,那么,它首先不应当被理解为是服从联想律的再现性的,而应当被理解为是创造性的、自主活动的。”19

  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对康德美学的曲解顽固地贯穿了19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从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可以补充说,在海德格尔身后的21世纪的今天,康德美学仍然遭受着严重的曲解。康德美学始终被曲解,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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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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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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