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3 次 更新时间:2010-09-19 12: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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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 (进入专栏)  

  

  盛洪:

  

  今天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第413次双周学术论坛,非常高兴冯兴元教授来到这里。兴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德国法兰克福财经大学中西方文商研究中心研究员。兴元以学德文起步,后来进入到经济学、法学领域,颇有成就。这些年来,他一直主持翻译一套丛书,是有关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的,做了很多理论建设,自己又从事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兴元对制度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有比较深的理解,现在又对中国的现实有很多了解,因为做了很多田野工作、实地调查。兴元今天的题目也很有意思,叫“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因为现在一提到中国文化就很笼统,这个概念太大了。而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有一种主流文化,像儒家的、道家的;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化多元化,各个不同的地区、省、市、县、村,都保留着自己的文化。村可以是家族或者部落发展起来的,它们甚至还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图腾崇拜,各个村的图腾是不一样的,这种传统一直传到了60年代。所以说中国地方文化是非常强的,兴元这个题目“地方文化”非常好。还有“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说明地区的发展同样是多元化的,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必然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文化资源,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所以这个题目很好。下面有请兴元做这个演讲。

  

  冯兴元:

  

  感谢盛老师、感谢秋风老师、感谢诸位,这个题目是我三个礼拜前在广东做的一个报告,最近又稍微加了一点。总体上,我主要讲:第一,用一些事实数据很简单地展示一下为什么文化可能是重要的;第二,基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是主体,就是我们全国各地的亚文化和经济演化,包括一些经济发展范式的、模式的演化;第四,就是文化的问题与展望。

  

  这是图我的德国导师何梦笔教授(Carsten Herrmann-Pillath)提供的,是1998年的人均GDP。可以看到,所有乌红的地方,就是人均GDP最高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沿海城市。然后就是个别的,比如大庆。除了资源性的城市,其他全部是沿海地区。这意味着沿海可能对外交流比较多,区位条件比较好,它的区位又和一些特殊的文化形态有关。那么,在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像大庆或者是新疆的油田这些地方,由于国家控制资源,可能形成集权文化。集权文化形成的时候,同时会有一种依附文化。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人习惯于依附,所以其他方面发展不了。我们回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他讲欧洲和美国的平等化不可避免,我国的集权文化也一样,所以从长远看集权文化迟早也会被打破。全世界完成宪政化的只有25个国家。平等化不可避免。集权文化即使有的话,是否能够长期持续?对此我们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些乌红色的地方这么风光,我们要考虑是区位因素,是资源因素,是人的因素,是人杰地灵的因素,是技术性的因素,还是制度、文化上的因素?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一直在做各个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的分析。企业资本自由就是企业持有资本的自由、利用资本的自由、获取资本的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包括国际流动和区域之间的流动。可以看到,人均GDP高的省份,资本自由度也很高,内地的省份,人均GDP比较低,资本自由度最低,这样的一种关联,值得关注。背后有无文化的关联,如果有的话,如何关联,这些问题也值得关注。

  

  现在转向有关文化的界定。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这一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等等。后面将会提到伯恩斯(Burns)对文化的定义,那是我主要采用的定义。文化是指人们共同拥有的知识,这些知识使得他们能以相同的方式阐述他们的经验,并依据共同约定的规范行动,它是自我永续的、多层次的、不易改变的。文化最深的层次是对事件的看法,和世界观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学者提到过文化有五个维度,就是文化“五域”,涉及到对世界的看法,比如说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刘业进教授可能相信“性恶论”,也有些人可能假定人性是善的,这就是对人的本质的一些看法。还有对时空的看法,有些人说时空是有限的,有些人说是无限的。在经济发展当中,经济发展要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各方面的投入,有企业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转换成产品,推进区域产出的增长,那么所有这些环节,政府的政策、法律、还有非正式制度都要产生作用,文化在这里就是非正式制度的一种。

  

  讲到文化的演化,我们就要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看,那么文化的演化有哪些过程呢?其中包括文化的发生、文化的传递、文化的改造、文化的选择淘汰、文化的再生再续。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也讲到过文化的演化,他说:“文明是演化的产物,并且始终处于演化之中。在演化中生产的自发秩序或扩展秩序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理性的设计。在演化中积累在习俗和传统中的知识有利于群体的生存、发展和竞争。”文化本身也是演化之后产生的一种自发秩序,那么文化的演化是一种群体选择。如果从系统论角度看的话,中国或一个地区都是一个系统,存在着守旧的文化因素,也存在着新的文化因素。比如说在中国这个大图景下,正统的意识形态就属于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当然也有些新的文化因素,所以既有守旧的因素,也有维新的因素。系统外部也会对系统本身会产生影响,比如战争、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还有文化之间的同化和扩散。

  

  那么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怎么来看文化呢?一个地区可能有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刚才说到的正统,我这里讲的一些文化类型之间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还有一些是交叉的,有儒家思想、有大传统、有小传统,大传统就是官方的,小传统就是草根的。中国传统一直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比如说儒家的基本上就属于大传统,对君子有要求,就是不要去经商,但儒家也不排斥商业行为。而中国的小传统不是一种,而是几种,比如一种小传统是较为守旧的,一些地方的人只想守住乡土这片土地就行了;还有一种就是对商业发展很有利的小传统。一个地区内还有地方亚文化、群体亚文化、外来文化,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现在回到伯恩斯说的文化概念,这是我的出发点。伯恩斯今年出了一本新书,讲的是社会结构化理论。他说,群体文化是该群体成员所共有的一套规则;一种文化包括指定规则的意义,并使它看起来是可解释的;文化可被看做一套规则,并且每一规则在人群中频率分布是由知道和使用它的人群的数量来决定的。这个很关键,意思就是文化是活的,知道它、相信它、用它,然后这个活动就出现一个比较高的频率,这就是文化是活的。比如说尊老爱幼,这是中国的礼教,很多人知道、使用、实践这个规则,然后这么多人使用就形成了一种频率,就是我们经济学常说的频度,所以说原来是个体的行为,有了频度之后就形成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死的,是由频度决定的。频度虚构了一个结构,但这个结构恰恰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文化变迁是一种规则在人群中频率分布的变化,文化差异是指人群中规则频率的不同;亚文化是亚群体的文化,文化差异的程度取决于亚群体和主群体之间规则频率的差异。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使用各种规则的人数不一样,表现出来的规则取向行为的频率不一样,频率高的地方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有这种亚文化,频率低的地方没有这种亚文化。

  

  说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凡勃伦提到累积因果关系。温州很偏僻,靠海,到杭州是没有路的,所以可能就形成一种文化,就是要经商,要开辟海路到海外去交往,于是就形成了重商文化,而重商文化反过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本地经济发展之后反过来又促进重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累积因果关系。但是各个地方都不存在着绝对的文化决定论,就是说文化因素对经济有作用,但不是唯一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因素。

  

  那么文化到底是集权现象还是分权现象?换句话说,文化是分散现象还是集中现象?国外有句话“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而文化也是这样的,基本上所有文化都是地方的。

  

  亨廷顿讲过“文明冲突论”,我们就提出来“文化冲突论”是不是存在?相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而言,是否存在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文化之间存在势差吗?文化竞争是否存在?是否存在文化冲突?地方文化是否均有特质性?频率的衡量尺度很重要,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但是有些因素作为规则反映在人的行为上的频率不高,即使存在这个因素,它不构成文化。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的框架相似。

  

  现在开始主体部分的解读——中国的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我国存在多种地方文化(亚文化),某个地域还可能有很多文化,比如大传统、小传统、儒教文化、各种亚文化、外来文化等等。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有着不同的较为开放型亚文化,还有一些地方有较为封闭的孤岛文化、山地文化、盆地文化。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亚文化的形成均受其要素禀赋、自然区位环境、历史环境、技术条件、市场条件和政策制度环境的影响。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不同亚文化反过来对两地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辖区开放的地区存在许多竞争,那么文化落后地区可通过区际制度学习、模仿和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实现文化变迁。如果是比较开放的沿海地区,那么这些对地方文化实现变迁的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要让偏远地区经济发展的话,往往要改变它们的文化和观念,这个时候扶贫意味着什么?扶贫就意味着文化破坏,往往先破坏了文化,才能达到扶贫的功效。所以很多人本着高尚的目的去扶贫就是去摧毁他们的文化。

  

  我们看一下各地的地方文化的特点和地形、区位的关系。温州是海洋文化,广东也是海洋文化,苏南是水文化,和地理环境有关的还有孤岛文化、高山文化、盆地文化等。孔子曾经说过:“近山则诚,近水则灵。”孔子讲的意思就是水的本质使人个性更加灵巧、变通,山性使人诚实。水势使人和,使大家能够走在一起,能够汇聚在一起;而山势使人分割。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说当地的人形成了水文化、山文化确实和地理环境有一些关系。

  

  像温州的文化在宋朝的时候出现了事功学派(永嘉学派),水文化,它体现了一种海洋文化、重商文化,反映出强烈的地方认同,强大的非正规社会网络。而且温州被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野蛮人”,“越”对于皇权专治文化具有反抗思想。“越”有很多种,我们古代有“百越”之称,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浙江有大越、于越和瓯越。

  

  温州可以说要地没地,要山倒是有一大片荒山,然后就是海,一般每年台风来要么就是在福建登陆,要么就是在温州的苍南登陆,人多地少,加上自然资源稀缺,又没有大的国有企业(国家基本没有投资),温州人为了生存,为了维持生活,只能到外地去寻找生存空间。在寻找生活空间的时候,一个要重商,一个要寻找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带动温州人经营,我们把它叫做流动的“网络”。温州人对投资的“冲动”从这个脉络也可以理解。

  

  永嘉学派也叫“事功学派”,是南宋的一个儒家学派,认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这个观点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一致性,就是说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无意之中达到了社会利益的提高。它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精神,比如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和孟子的一些想法也有相似性,孟子提过“通功易事”,强调一种交换秩序,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主张“通商惠工”基本上也是与之一致的观点。南宋时期,永嘉(今温州)地区工商业经济发达,出现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他们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买卖自由,尊重富人,并希望能减轻捐税,发展商业。

  

  苏南的文化是内河文化,也是水文化。新望总结了古代的“吴”人的四个特点:勤劳、精巧、阴柔、秩序。总结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新望的解释就是苏州、常州那些地方是长江大金三角里的小金三角,是“鱼米之乡”,工商业发展也很好,所以政府对征税控制就严。传统上就是灌输一种集权文化,也就形成一种依附文化--这点是我自己加上的。但基本上就是集权,然后重税,然后国家控制严格,形成的人就比较讲究秩序,比较阴柔和顺从。

  

  珠江的文化就是岭南文化或者珠江文化,它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中原的、有本地的,我们把广东的文化就归结八个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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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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