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刚 戴木才:问题与主义之间

——应用伦理学该如何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10-09-17 2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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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刚   戴木才  

  

  应用伦理学是解决问题的科学,但应用伦理学并不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在新涌现的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它仅仅有限度地研究和解决某些问题,即那些以人与人的相互性为条件的、涉及集体决策的、与立法有关的道德难题;应用伦理学是行动的科学,但其行动是谨慎的,因此它的运用模式不是大胆的 “工程模式”,而是“判例模式”,即在伦理委员会这个“道德实验室”里,通过一定的程序,在先前的与现实的道德事件的比较权衡中来解决道德困境,做出道德决策的过程。应用伦理学是程序中的伦理,但程序的设置不能仅仅归结为形成共识。达成共识是程序设置的主要功能,但却并非它的根本目的。程序的建构必须以形成合理的道德决策为中心,并遵循自主、中立和平等三个原则。总之,应用伦理学是通过程序,运用判例模式,有限度地解决问题的一门科学。

  

  一、有限度的解决问题:应用伦理学的边界

  

  应用伦理学是解决问题的,但它并不解决所有的问题。作为伦理学的当代形态,它主要解决那些现代社会产生的道德难题,即以人与人的相互性为条件的,涉及集体决策的并且是与相关立法相联系的道德难题,那些传统伦理学视域之中的社会现实问题,并非应用伦理学关注的主要对象。

  应用伦理学要解决的是以人的相互性条件为前提的社会问题。由于应用伦理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代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伦理问题。因此应用伦理学常常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性质。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常常纠缠在一起,影响甚至决定着道德问题的判断和决策;另一方面,应用伦理学面对的问题也较传统伦理学有了极大的扩张,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纳入道德视野。所有这些都使人常常误解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个过程,自然的过程是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其中发生问题的实质是人跟自然关系的矛盾,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和利用;社会的过程则有人的主观需要参入其中,是人的自主安排的过程,其问题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利益的权衡和分配。显然,应用伦理学所要解决的是事物发展过程的社会方面的问题。譬如在企业的工艺流程中,尽管上一工序的工人和下一工序的工人也会发生相互配合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以生产产品的内在规律及相关生产流程的设计为中心的,表面上的人的联系,实质上只是产品生产的自然过程的表现形式,所以它不被应用伦理学所关注,企业的工艺流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也是由技术工艺学来完成。企业伦理学解决的只是有关生产的目的、产品的分配、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等涉及利害关系的问题。就是涉及人和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学,要解决的仍然是人的社会问题。我们看到,即使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人和自然之间也存在着道德关系,自然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都应该获得人类的道德关怀。但它仍然承认人是地球上惟一的道德代理人.只有人才能够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总之,应用伦理学只能解决社会问题的限定,使它在与各种自然科学的交往中洁身自好,它不会是生态科学、生命科学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一个分类,它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

  应用伦理学解决与集体决策相关的道德问题。应用伦理学不太关注个体的道德选择问题,它关注的是人类群体的道德决策。事实上,传统伦理学研究更侧重于个体的道德选择问题。无论功利论、义务论或美德论的论证以及具体的道德规则都与个体的道德选择相关。但应用伦理学所解决的问题都是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社会问题,表现在深度上它涉及的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在广度上涉及的是全局利益。那些不涉及人类根本利益或者只与个别人或个别团体相关的利益,如家庭、朋友之间的利益问题,只是一些个人烦恼或例外事件,都不被纳入应用伦理的视野。人们之所以把应用伦理视为程序性的伦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关乎集体决策的问题。因为在个体伦理中是不存在程序问题的,个体的道德选择是属于灵魂世界的,在其本性上是排斥程序的。但当需要调动社会群体不同成员的智慧,来面对充满道德歧义的道德难题,通过协商和讨论,求得道德共识,从而做出合理的道德决策时,一个能够提供平等、自主、中立的理性空间的程序就十分重要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应用伦理更多地是与集体决策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它与一般的个体伦理尤其是传统的决疑术区别开来。

  应用伦理学要解决与立法有关的道德难题。应用伦理学要解决的不是一般的道德问题,它要解决的是道德难题。道德难题的产生,在客观上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明确和被共同遵守的道德规则变得模糊起来,或者干脆产生了道德规范的空白,因而产生了道德难题。在主观上,则是由于道德决策过程本是一个具有目的的主观创造过程,进行这一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借激情进行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这使得人们在做道德决策时,可能会受自身利益立场的制约。立场的偏私性有可能使得他们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确认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也不可能使其认识和预测现在和将来存在的所有的道德问题。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的代际正义的问题。当代人既由于自己的偏私,也由于自己的无知,造成了在现有道德框架内难以解决的环境道德问题。道德难题的产生还有道德存在的形式性因素。法律规范在社会中具有唯一性,而道德却是多元的;法律是明确、具体的和可以按程序随时制定与废止的,而道德却是原则性的,其生成和消失内含于社会的自然进程;法律是理性的凝结物,而道德却是情感的产物。因此,道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判断和决策没有一个类似国家意志的东西,可以依据固定的标准,迅速的、外在地作出决断。这些形式上的特征使道德难题的产生,具有比法律难题更难以解决的性质。

  立法难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道德难题的解决,而不是相反。其实,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道德难题的解决,为立法作准备。道德难题的产生,给人类存在的各种关系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这些问题都是涉及重大利益的社会问题,它就不只是一个道德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律要解决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传统的道德理论和规范体系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和现实的解决方案,建立在传统道德体系上的法律制度自然也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并做出相应的理论变革和现实对策。当道德还尚难对一种新的关系做出善恶的判断时,如何要求法律来对这种关系进行调整呢?在这里,道德和法律纠缠在一起,一个道德上尚有争议却又必须由法律来解决的问题,只有靠法学和伦理学的并肩作战了。在这个意义上,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立法作准备。应用伦理学解决与立法有关的道德难题,使它与传统伦理学区别开来,进一步标示了它的学科边界。

  

  二、谨慎地行动:应用伦理学的判例模式

  

  应用伦理学的“工程模式”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所谓“工程模式”,即从理论直接到应用的模式。这种应用伦理学的模式将传统的道德原则或理论,按演绎法机械地应用到个别事例中去的做法,被认为不但没有效力,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丧失了应用伦理学所应有的创造性的因素。应用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当代形态,不只是现有伦理学原理和道德原则的推演运用,它还试图通过对道德难题的解决来实现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突破和超越。显然,要实现应用伦理学的功能,最适合的运行模式是判例模式。这一模式既包含了把某种理论或现有原则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含义,同时,它的运用本身也是一个生产原则的过程。这一功能恰恰是工程模式所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应用伦理学的字面含义与其实际功能的差别,是判例模式所内含的。或者说,从字面意义上可能推导出工程模式,而从实际解决问题的功能上说,它应该是判例模式的。

  “判例模式”作为应用模式,是与应用伦理学经验主义的学科特性相一致的。应用伦理学从根本上是面向道德决策和行动的,它的目的不是构建一个精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把对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建构当成应付实践问题的工具,因此,应用伦理学是一门行动的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门谨慎的行动的科学。其行动的谨慎性既表现为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态度上的谨慎,又表现为面对未来的未知领域的行动的谨慎。它清楚它所面对的问题有可能逸出了传统伦理学的框架,但它更清楚要解决这些问题,又必须依赖于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积淀的道德资源,这些资源都曾是人类解决道德难题的经验积累,所以它不会奢想要推倒重来,相反,它碰到了问题,总要反过身去,检讨过去的理论,重温历史的经验,然后才作出当前的决策。也许是学者们过于强调应用伦理学的创新性质了,以致于给我们的印象,似乎应用伦理学只有另立门户,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们很难认同这种激进的主张。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应用伦理学恰恰因为是解决道德难题,所以应该是保守和谨慎的。因为谨慎,应用伦理学又从不期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认为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人的行动有指导作用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普遍适用的解决道德问题的方法。毕竟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都是原来所无法想象的,因而过去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对现在和未来而言,都不是可以完全依赖的。人们只有摸索着前进,谨慎地行动。可见,只有“判例模式”的应用模式才可能成为人们摸索中前进的拐杖,谨慎地行动的指南针。

  “判例模式”是指的通过一定的程序,在先前的与现实的道德事实的比较权衡中来解决道德困境,做出道德决策的过程。具体来说,可以把原有的道德原则,看作是从处理一个个具体的道德困境的规则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这些具体的道德困境的解决,就构成了道德决策的“先例”。把目前道德困境的事实与先前道德困境的事实相比较,辨别其相同、相似或相异,并确定先例中的规则是否可以用来解决目前的道德困境。如果是相同的,就直接应用这些规则。这样的道德难题就是表面上的,解决起来很简单;如企业伦理讨论关于企业应否给政府行贿,以获得更大的业务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较明确的答案;如果比较的结果仅仅是相似的,就不能直接应用这些规则,而需要对这些规则在事实情境相应的情况下作限制或扩大的解释。这样的道德难题是浅层的,解决起来颇费周章,但并非不可能。如环境伦理学讨论的自然存在物是否也应获得道德关怀的问题,就是一个不能直接从先例中获得解决的规则的事例。但它并非完全相异,是可以对先例中的规则作出扩大解释后,再来加以应用的。譬如我们就可以把人伦关系的规范原理扩大至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事实上,深层生态伦理学的“自我实现”原则,就是对“自我”的扩张性解释;如果比较的结果是相异的,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的道德困境是史无前例的,它完全处于我们先人的视野之外,相关的处理规则也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借助或可以依赖的资源。这样的道德难题是深层次的,是在传统的伦理框架内无法解决的道德难题。如克隆人问题,它颠覆的就是人伦关系本身,而迄今为止所有的道德规范体系都是建立在自然的人伦关系基础之上的。当碰到这样的道德难题时,无论是伦理委员会还是其他的立法机关,都无法通过对原有规则的修正,来适用于这样的道德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重起炉灶,建构一个新的道德规范体系,或者干脆阻止这样的道德难题的产生,即禁止克隆人。

  “判例模式”的运用是在伦理委员会这个“道德实验室”里进行的。伦理委员会的方法是实验性的。“判例模式”运用的规则和原则从来也没有被当作终极真理,而只是作为可资利用的假说,它们在那些重大的道德实验室-伦理委员会-中被不断地重复检验。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道德实验的过程:(1)一个现实的充满道德歧义的事件被推到伦理委员会面前,并请求伦理委员会解决争议,做出决策。而不是伦理委员会脱离具体事件,凭着理论想象,去制造一个道德问题,然后,进行一般性的道德解释。(2)在对话和争议的全部过程中,参与者角色并非像法庭上的被告和原告那样,是预先设定和不可改变的。但他们都要建立自己主张的正当性,而否证对方主张的正当性;同时也不象法庭上那样,解决的主要是利益纠纷和冲突。在这里,信仰的冲突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无论怎样,伦理委员会必须做出一个相对于各方主张的合理性判断的裁决。这是围绕一个注定要有决策结果的问题,进行一场并非一定要有胜负的比赛。(3)伦理委员会相信,存在一个可以诉诸的最后共识,它对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都有约束力,至少在形式上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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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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