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谢韬:老战士,永不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2 次 更新时间:2010-09-16 21: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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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10年8月20日,八年不见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友,风雨故人来,坐在时光街酒馆,大有时光倒流的感慨。小方和大帅两位校友,诘问我:何以2009年毕业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没有谢志浩的身影?

  小方会意地说给大帅:老谢已经在网上评论纪宝成校长好几回了,要是二十周年毕业纪念会回去了,见到纪先生,该多尴尬啊,不好意思见人家纪校长呗!

  这种场合,真不好意思,高标自榜,说批评纪宝成校长是为了人民大学好。不得已,也就只能凑合着听两位校友,表扬纪宝成:什么以前的校长比较傻啊,不知道伸手跟中央要钱啦!纪宝成校长特别能要钱,盖了不少大楼啦!云云,云云。

  其实,笔者内心,对于纪宝成先生,是怀有很深的期待的,无奈,这位先生的言行,令我伤心不已。单拿大楼说事,吾辈只能徒呼奈何!

  好校长,固然,在近六十年中,非常稀缺;但是,具有好校长风度的先生,也不是没有。刘道玉、江平先生,就是三十年来难得的好校长。从母校来看,吴玉章、谢韬两位校长,都是很令人难忘的。

  但,这番话,没有来得及说出,小方就有散席之意;无奈,怀揣满腹话语,只得告别85级校友。看来,人生确实要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

  五天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谢韬先生,于2010年8月25日上午9时05分去世。

  的确,历史有时候,特别残酷。具有红色“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大学,大首长刘少奇于1950年10月3日出席开学典礼的时候,信誓旦旦地宣布:这个大学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执掌这所新式大学。按理说,无论如何,也应具有宽广的校园,满足全国各地工农兵进修的需要。

  当笔者1985年9月初,怀着喜悦的心情,从冀中平原来到位于海淀区白石桥路的人民大学报到之时,惊讶不已:原来,这竟是一所“袖珍”学府,哪怕身体羸弱的女生,从东门迈步到西门,也就十来分钟。纪宝成校长,要在,这么袖珍的校园,建设大楼,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见缝插针的功夫。

  中国人民大学1985级学友,豪情满怀来到海淀区这所袖珍学府的时候,居然不见校长的身影。1984年,老资格的校长——成仿吾,就已经去世;另外一位老资格的——郭影秋先生,担任名誉校长。新校长走马上任,竟是在八百人大礼堂举办的开学典礼上。有关部门大概考虑,为了促进人民大学“产学研”相结合,聘请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先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三任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底子,追本溯源,要追到陕北公学。说起来,创造社的才子——成仿吾,冥冥之中,与这所学府有缘。陕北公学最初的校长,就是成仿吾;1950年代人民大学副校长,其中一位,也是成仿吾;1978—1984年,人民大学校长、名誉校长,这里成为成仿吾教育生涯的终点。

  要说这么多年的渊源,按理说贡献理应不小,才对得起“才子”的称号。但是,依我看,成仿吾具体的贡献,也就是“教研室”这个来自苏联的基层教学单位的汉语翻译,被成仿吾确定下来。1949年,建政初期,正是这位创造社的才子——成仿吾定下调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1]

  成仿吾一口咬定,即使像陈寅恪那样国际闻名、又那样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道。统统到政府机关报到,一个也不能通融!晚辈赵俪生激愤不已,给首长成仿吾大讲,列宁礼遇巴甫洛夫的故事。成仿吾二话不说,把赵俪生贬到老家山东,根本不顾及赵俪生有年岁幼小的三个孩子,也不管赵太太身怀有孕,寒冬腊月。还是老前辈吴玉章将自己身边的两名勤务员之一苏春芳派来,协助赵俪生,一直送到华东。

  院系调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收容了不少老辈学者,按照副校长成仿吾的意思,恐怕都要投闲散置。难怪,资产阶级学者——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后半生在中国人民大学,郁郁不得志。

  吴玉章老校长,1950——1966年间,执掌母校,那时候的政治环境,整天都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少有宁日。但是,历经风雨沧桑的老人,具有一定的“旧民主主义”的风度,谢韬和林希翎、林昭,一位反革命,两位右派,在红色的大学,曾经感受过来自吴玉章老先生的温情。

  谢韬被怀疑为胡风分子骨干,组织上决定对谢韬进行隔离审查。公安部的一位处长将谢韬带走,却被带进一所熟悉的院落,仔细打量,原来是吴玉章老校长家。谢韬就在老校长家的东厢房住下,接受隔离审查,而老校长,就住在正房。当我看到谢韬先生的追忆,这一段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情怀,令人动容。

  所以,不由得思量:惊心动魄的大时代,其实是由很多细节编织而成。谢韬先生欣慰地说,高寿有很多好处。要是谢韬先生器量狭小,活不到1982年,那么,只能接受组织的昭雪,怎么可能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常务副校长?

  八十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由于政治上的开明,真正德才兼备的老干部,由组织部门任用。1983——1985年间,谢韬担任两年常务副校长,对提升母校的品质和品位,贡献殊多。因为,1897年出生的成仿吾校长,年届耄耋,缠绵病榻,不可能有精力,打理校务。

  谢韬先生,在某种程度上,传承吴玉章老校长的风度,使得中国人民大学,由“第二中央党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为一所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学府。

  笔者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就曾经沐浴在人道主义的氛围之中,并深受启迪。饮水思源,不禁要感恩谢韬先生的恩惠。

  

  (二)

  要是记不错的话,应该是1989年初,思想界突然刮起一股台风,新权威主义,展露峥嵘。“新权威主义”一词,是由上海学人萧功秦,于1988年7月在北戴河,由郑也夫召集的知识分子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的,旋即引发知识界的争鸣。萧功秦、吴稼祥、张炳九,南北学人,俨然新权威主义代言人。

  现在看来,这些“稳健民主派”,属于“顾大体、识大局”之辈。因为,那一代主事的里面,是有铁腕人物的。令人叹惋的是,铁腕人物过世之后,尽管很难有人弥补这个空间,但是,依然延续着威权政治的架构。

  “稳健民主派”的新权威主义论述,引起“激进民主派”的讨伐,吴廷嘉、黎鸣,更是口诛笔伐。那时,有三份报纸,极其活跃,《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消息报》、《理论信息报》,刊载大量论战和争鸣文章。

  “稳健民主派”主张,中国由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以,不能急于求成,这是稳健民主派,深刻认识国情的所在。但是,稳健民主派,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正好由激进民主派回答了,那就是,尽管中国不能急于求成,但是,总应有一个开始,因为,民主不可能一劳永逸,既然,中国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构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那为什么,不从一个粗糙的民主开始,逐步完善,进而达到成熟呢?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如此说来,其实,“激进民主派”,才是真正“稳健”的思路呢!而“稳健民主派”,为什么没有成熟的理念呢?主要就是,原本就属于政治家的策略选择,必须把握好火候。“稳健民主派”,如果“稳健”到了什么都不敢干的程度,无异于说,延续威权政治的生命,甚而,为威权政治续命。当然,这是笔者一点不成熟的思考,愿意与朋友们分享,也是希望把讨论引向深入。

  历史系古今学社的尚宏科,可谓天才的学术组织家。记得,命我前往前门秦晓鹰先生家中,乘坐电梯的时候,经历过险情,此处不赘。带回一份秦先生的书面声明,主旨是讨伐新权威主义的。

  老尚一下子请来那么多学者,破天荒采取辩论会的形式,而且,使用人民大学最大的活动场所——八百人大礼堂,辩论会的住持,就是已经退休的副校长——谢韬先生。笔者深信:这次辩论,定能写入中国大学史的。

  正方辩手四位坐在南边,记得有黎鸣、吴廷嘉、沈大德,是否还有荣剑?反方辩手四位,坐在北边,有吴稼祥、张炳九、郑也夫、丁宁宁。希望朋友们助我,名字不准确。

  住持谢韬先生,坐在中间。老先生很有风度,四川口音,因为舍友陈松的熏陶,听起来并不费解。老先生开宗明义:希望正反双方,发挥团队精神,本着友好的、协商的、平等的精神,恶语中伤,人身攻击,都是要不得的。当时的场景,只有像谢韬先生,如此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才能压得住阵脚。

  古今学社,并没有在学校注册,属于民间社团,组织的民主权威大辩论活动,居然井井有条,也属难得。当晚,八百人大礼堂座无虚席,盛况空前绝后,因为,四壁的窗户上,都爬满了人,更别说过道和门厅。

  黎鸣先生,现在依然在鸣叫,似乎,已经淡出学术界的主流阵地了。但黎鸣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确是一个文化坐标式的人物。这位江西老表,倒是手舞足蹈,慷慨激昂,遗憾的是,效果并不好,因为,江西口音,实在让很多人,听不懂这位先生在说什么。

  沈大德和吴廷嘉,是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夫妻档”,以他们的锐气和胆识,活跃在学术界。特别难得的是,两位学者都有一颗赤子之心,提携和帮助晚辈,不遗余力,所以,他们所到之处,身边总是有不少学友围绕身旁。笔者就曾在八百人大礼堂小休息室,招待过两位前辈,体会一种来自学术长辈难得的温暖。让人感伤不已的是,好人不能平安。沈大德先生,1991年就劳累过度,猝然病逝。吴廷嘉老师,因患绝症,1995年离世。上苍就是如此不公平,写到这里,心中流淌着对两位人大老学长的怀念。

  吴廷嘉学长,绝对是辩论会耀眼的明星。大家对这位辩才无碍,舌战群儒的女学者,投以敬佩的眼光。吴廷嘉简直就是威力无比的小钢炮,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三下五除二,就把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学者的气势,彻底打倒。壮哉吴廷嘉!

  辩论会上,印象特别深的,现今任教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萧国亮先生,在后窗户上冲我大喊:我是萧国亮,来自北京大学。只得打开窗户,请进萧先生。

  老尚把整场辩论的录音磁带交给我,看中的是,正读大四,有的是时间。结果,毕业的时候,也没有整理完,磁带跟着我,来到石家庄。搬了几次家,磁带找不见了,悔恨不已!

  正是一场学者辩论,见识了谢韬先生。就此,算是知道了五十年代的人民大学——第二中央党校,居然出现了一位“反革命”;要不然,哪里知道,退休副校长里面,居然还有一位“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呢!

  生活在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不是仅靠个人努力,就能够把握那么多的;老尚组织学者辩论会,我摆老资格,不参加,也见识不了谢韬前辈;我去参加了,而老尚没有聘请谢韬前辈,就见识不了谢韬前辈,而是旁的学者。所以,人生是靠机缘的,机缘巧合,一切都发生了。

  

  (三)

  按照丁东先生的分析,谢韬先生和李普、李锐、李慎之,都属于“两头真”。早年真诚地成为革命左派,加入中共阵营,晚年,大彻大悟,抛弃信从有年的教条,真切地期盼,早日实现民主自由。

  说实在的,一辈子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时光倒流,又重新回到起点,看似简单的事情,殊不知,这里面蕴含着多少历史的悲剧啊!李慎之有言:“剔骨还父、剔肉还母”,诚哉斯言!

  话说抗日战争中后期,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汇聚天府之国——成都华西坝。教会大学里面,活跃着一群特立独行的学生,这里面,就有谢韬和李慎之独特的身影。谢韬在踏上解放区之前,就曾经改名谢实之,意在做事踏实认真。而好朋友李慎之,原名李中,之所以改名李慎之,看起来是想把嘴巴管的更严一点,做到谨言慎行。到头来,1957年,还是没有看管住。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书香门第——教会大学——优秀学生——闹学潮——重庆《新华日报》——延安——北京——反革命(右派)——改造——改正——退休——反思——大彻大悟,谢韬和李慎之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乃尔!

  谢韬的化名谢实之,妙就妙在一个“实”字;母校金陵大学的校训——“诚真勤仁”;1949年之后,谢韬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居然忤逆圣意,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吃苦就在“实话实说”;2007年发表文章《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不正好符合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吗?

  四十年代,立志揭穿国民党皇帝的新装者,成千上万,何止两位“淘气包”——谢实之、李慎之?但是,穿越急流险滩,直面现实,披肝沥胆,勇于言说“历史的三峡”,环顾宇内,也就李慎之、谢韬,寥寥数人而已。

  看到网络上,有人将谢韬先生称为学者,内心以为不妥。这一代老干部,只有王元化,真正具有学人本色,其他人,无论李慎之,还是谢实之,包括李普、李锐,都不是学者;说他们不是学者,是因为,他们的志趣并不在此,也没有留下真正的学术著作,绝大多数老干部,志趣在于意识形态,在于制度安排。所以,与其称誉谢韬先生为学者,还不如说先生是政论家;与其说先生是教授,还不如说是老干部。先生往矣,何必在前往八宝山的路上,给先生戴上不合适的帽子呢?

  谢韬先生颇具演讲家的风度,这是人民大学一位83届校友的判断。这位学长毕业之际,由谢韬副校长给毕业生,进行人生观的报告。老校长不拿讲稿,滔滔不绝,两小时未休。谢韬先生,实在是,有很多话要交待给毕业的学友们啊!因为,老先生,心事静静淌。

  窗外,骤雨初歇。

  《中国人民大学校歌》依旧回响在耳边,没有张志新、谢韬这些国民表率和社会栋梁,中国人民大学,又何以壮哉?

  老战士,永不死,他只是飘然引去!

  

  (2010年8月27日,8月29日改定)

  

  注释:

  [1] 赵俪生:《篱槿堂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1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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