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的建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一直是苏联方面期待最多的关系，但也是最为多变的关系。在俄罗斯成立以后，经过非常短暂的适应性调整，中俄关系又成为双方之间最有实质意义的双边关系。
没有理由认为苏联的外交是以意识形态为根据的，同样的道理，除了列宁曾经发表过的声明以外，苏联也从来没有以道义作为外交的出发点。无论是1930年代末期的东方战线的建立，还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乃至苏联在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处理上，都是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结果。
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分裂，仍然是国家战略深刻分歧的必然结果。那种认为中苏分裂是意识形态分歧的结果，或者说成是两国高层领导人情绪化争执的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谬说实际上是起于194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冷战需要而妖魔化对方而产生的“纯理论推论”，最先见于艾奇逊的白皮书。
一、苏联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和转变过程
在苏联成立伊始，曾经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所遭受的安全隐患也常常非常急迫，所以苏联非常希望出现得力的朋友，这种战略性的需要决定了苏联的对外关系基调。
在苏联与旧中国的关系中，就明显非常注重中国国内的实力派。在早期明显对国民党的支持远远多于对共产党的支持，所以才有所谓的《孙文越飞宣言》，才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这种空前绝后的壮举。而国民党人也并不完全满意，甚至常常抱怨说，苏联人更加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这些无不体现了苏联对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机构，并保持亲苏意愿的期待之诚。所以在苏联仍然非常困难的时期，对中国实力派的支持（先是冯玉祥后是国民党）仍然是比较真诚的。
在1927年国民党实行分共并驱逐苏联顾问以后，苏联仍然尽可能以低姿态维持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在1937年爆发全面抗战以后，苏联第一个非常真诚地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不仅有2亿卢布的贷款，还有飞机和志愿飞行员，今天武汉的解放公园里还有一个纪念碑，为告慰1938年牺牲的15位苏联志愿飞行员的英灵。
除了苏联以外，西方国家中只有法国给予中国政府象样的援助，而英美政府则非常高兴日本发动与中国同归于尽的侵略战争。日本资源短缺，其战争物质一半以上是靠从美国输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可以非常方便地迫使日本停战。英国之取消《英日盟约》，是因为该盟约对美国发挥优势有影响而被迫为之，否则在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时，英国仍然会是日本的盟国。
从抗日战争早期的外交态势，就可以看到蒋介石政府的愚蠢和短视，仅仅是为了清除异己共产党（当时共产党还完全没有威胁政权的能力），就毫无原则地背弃了最可靠的盟友，卖身投靠英美。这也是为什么抗战中，中国民众和南洋侨胞付出了如此重大的血的代价，中国放弃真正的朋友与宵小之辈为伍，背弃了战略盟友却亲近战略上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得以改变，现在中国才是美国的真正盟友，因为中国人多，可以代替美军士兵在美国造武器后面向日本人开火。同时对日本的物资豢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嘎然而止。
二、苏联与共产党的早期关系
在苏联人看来，早期的共产党是毫无希望的力量，唯一的作用是作为中国政治中的后备力量，作为牵制和制衡作用，以促进中国政府采取对苏联有利的政策，共产党的作用就是一个筹码的作用，并不真正受到莫斯科的重视。实际上这种利益交换受到孙中山的默许，因为孙中山不仅需要苏联的支持，而且苏联的目标与利益，是当时世界上和中国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最不矛盾的唯一大国，苏联实际上就是孙中山所寄予厚望的“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因为苏联需要强有力的东方盟友，而英美需要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原料基地和工业品市场，而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开始，完全没有此类不着边际的长远打算。
在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确实也是有利于苏联执行这一“筹码政策”的上上人选，陈独秀等人的所谓投降主义，就是苏联政策的一个忠实体现。由于国民党的分共和屠杀，使得苏联的“筹码政策”无法继续实施，同时“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性垮台，使得“乡土派”共产党人崛起，此后苏联再也无法控制共产党了。共产党后来对党内100%布尔什维克的清算，是对苏联早期外交政策目标的另一次打击，中国共产党从此完全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出于对中共的妖魔化，国民党和西方一直努力地制造“中共是苏联一只手”的神话，一些共产党叛徒如张国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在苏联看来，清除了苏联的决定性影响以后的共产党人，只是“人造黄油的共产党人”，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有一点是苏联也无法改变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是最亲苏的可靠盟友。
斯大林并不特别看好乡土派共产党的前景，甚至不相信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国国内具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实际上直到共产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苏联还有人还试图推动“划江而治”的局面，从这里也可以部分地看到早期“筹码策略”的影子。
三、抗战胜利与外蒙古独立
在抗战进入最后关头，雅尔塔密约中规定的蒙古独立条款，是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美苏分赃。其实质利益内容是苏联承认蒋介石政府的亲美现实，而美国保证不与老蒋合谋对付苏联，蒙古就是美国从中国领土上划给苏联的安全缓冲区。后来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分赃密约中划定的美国利益完全无法体现，共产党的胜利客观上导致了苏联的“乞浆得酒”的结果，所以美国转而支持老蒋在台湾宣布拒绝接受已经签署的条约。
从客观上讲，蒙古的独立是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是西方大国长期以来以划分势力范围方式，牺牲弱小国家利益，实行肮脏的分赃战略实现利益平衡的结果。从内部看，当时国民党既无法抗衡苏联的压力，也无法抗衡美国的压力而具有必须接受的不得已。而共产党虽然可以不理睬美国的态度，但是不可能以与苏联全面翻脸为代价否定这一密约，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推翻之，只能是接受既成事实。蒙古独立只能是作为中国长期经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又一铁证，所以中国人民必须放弃一切幻想，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四、新中国成立与中苏同盟
在苏联正在准备为应付美国安排在身边的盟友的时候，这个难以对付盟友忽然跨了。在苏联准备加入西方体系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时候，忽然遭到西方盟友的叛卖，美国更愿意唱“独角戏”，冷战的烽烟已经在袅袅升起，作为决定性的标志事件是北约于1949年正式成立。对苏联人来说，形势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
华约的成立虽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对应措施，但是拿起地图一看就知道那是对等不起来的，不说别的，首先在声势上就不够。中苏同盟是非常必须的平衡性对策和有益的补充，这才是大国均势的味道，虽然中国经济技术力量不行，但是块头够大。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中，最为难得的品质是中国人不怕死，敢于和强敌搏斗并战而胜之，这大概也是苏联意外的惊喜。苏联原先还猫着腰在战壕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苏联就已经走出战壕看世界了。
195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而且是苏联人放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感到了在韩战以后的第二次心理打击，并在国内引发对教育制度的广泛批判。而苏联则在兴高采烈之余，重新评价了自身的实力，并从根本上调整了国家外交战略。苏联不再采取总体防御性战略了，中国却不可能作出同样的调整，中苏破裂的时机已经成熟。
五、从“一边倒”到独立自主
在建立新中国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外交三原则“一边倒、另起炉灶、扫干净屋子再接客”。在世界关系中，毛泽东选择了从前的意识形态朋友，作为主要的朋友。对老蒋的战略错误作出180度的调整，从老蒋那里回归到孙中山。
从当时情况看，中国即使投入美国的怀抱，也没有好的结局，即使没有老蒋这个障碍。因为是苏联而不是美国感到需要朋友，是苏联阵营力量不足而非美国阵营力量不足，可以断定，中国即使卖身投靠英美，最多也只是把老蒋这样的尾巴割掉，剩下来就是要看与日本比争宠和献媚工夫了。日本当狗腿子的条件好，是战败国，具有很好的低头弯腰基础。而中国块头巨大，英美一向是以抑制和扼杀为主，在前老蒋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13年五国“善后大借款”对袁世凯的支持，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任何使中国有希望的政治势力，西方都要坚决地予以扼杀之。历史地看，老毛所提到的“先生打学生”的问题，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对于中美合作这样的幻想还是及早放弃为好。
在五十年代开始的一个时期之内，中国明显是苏联最为热心和值得信赖的朋友。苏联也从自身力量不足出发，明显希望中国富强和繁荣，因为这涉及到苏联在世界上的安全态势改善。所以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是非常真诚的。中国从中受惠也是巨大的，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造就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重工业基础，这对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作用毋庸低估。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苏联不仅走出战壕看世界了；而且作为苏联已经信心大增的标志，1955年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提醒他不要对中国人挥舞原子弹，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美国才有核武器，这个事件应该可以被视为一个转折点式的事件；而1957年的卫星上天，则是中苏分裂的序幕；1958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执则是分裂的公开化。
苏联经过战后的恢复时期，工业和经济全面起飞，实力增强和信心大增，原来所采取与中国一致的“对美国防御”的总体战略外衣，已经不适应苏联膨胀起来的雄心了。而与此同时，中国积贫积弱已非一日，中国的进步仍然很慢，必须在安全上采取防御态势节省钱，在国内还要尽力压低消费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样中国采取国土防御战略就具有必然性。而在国土防御战略中，除了军队在国内分军区驻扎以外，更为重要的国土防御战略需要以“人民战争”为基础，必须加强国民的心防建设，国家保持在准战争动员状态，从本质上讲，国土防御战略就是养兵于民，平战结合。可以这么说，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土防御就是一纸空文，其实际效力甚至不如“御敌于国门之外”加上老蒋的“以空间换时间”策略。而反美宣传就是建设全民心防最朴素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所以中国难以接受以缓和为外衣，以实力为后盾，以进攻性的兵力安排为国策，形成向美国和西方的逼宫态势的苏联新战略。老毛和赫鲁晓夫争执的内容是“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争执内容集中在这样的话题上不是偶然的。
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再次集中在能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国内的阶级是不是已经消灭这样的问题上，也具有必然性。中国进行高积累经济发展战略，最不高兴的是以前有优势的精英阶层，而平民百姓则能够热情地适应这一战略，而中国发展战略的平民化，所继起的产品结构和社会权利结构向平民倾斜，精英阶层是有意见和强烈不满情绪的，在国内克服精英主义的反扑和回潮的任务确实存在，并且还很不轻松。再加上中国历史就已经长期存在的道德主义传统和抑制精英的深厚历史意识，在这一次论战中也反映得非常具体。
而中国国力弱小，对强敌的警惕性就需要更高，这也是一个最常见不过的现象；加上美国对中国使用三面包围的条约组织，并直接扶持和保护老蒋；而国家军事战略也需要心防建设，所以中国与苏联的分歧，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意识形态和正统之争，而是深刻地涉及到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乃至军事战略等诸多范畴。
除非中国全面调整内政、外交和军事战略，适应苏联的国家战略调整步伐，把中国纳入苏联与美国争霸的战略轨道，否则中苏分裂就具有不可避免性质。
六、勃列日涅夫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1968年，苏联干预捷克内政成功。1969年，苏联也非常希望干预中国国内形势，所以在珍宝岛出手试探中国的反应。在战斗中，一个名叫于向阳的小战士，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向苏军冲锋开火，对于这样的士气，苏联人十分缺乏底气。最后苏联人认识到，如果进攻北京，500万的兵力（苏联当时全部兵力320万）还不一定管用，而且如果如果被老毛拖入人民战争，能够从北京撤回主力的可能性不足10%。除非动用核武器，否则中国人在付出重大牺牲之后，就有能力使用武力恢复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所主张的边界。而如果使用核武器，苏联不仅对中国的核能力不摸底，而且在使用核武器以后，苏联将无法两手空空面对美国。
所以苏联在试手失败以后，准备与中国举行边界谈判，同意把中方认为有争议的地区合计1000多平方公里，全部划归中方而收场。而当时老毛和周恩来都要求，在条约的第一条就写上“条约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最后苏联派来的谈判代表团，第一次去杭州游了一圈，第二次又去桂林游了一圈。最后勃列日涅夫连设计好的收场台阶也没有。
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同时开始卖力地鼓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最后终于有一个越南积极响应。在谈判不成以后，恼羞成怒的勃列日涅夫在1974年甚至向尼克松提出签署“苏美互不侵犯条约”，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中国，可惜苏联由于表现突出，早已成为美国毋庸置疑的头号敌人，美国最优先的目标是苏联垮台。
七、反苏英雄邓小平
1979年，中国进行对越自卫还击战，正是这一仗，彻底葬送了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无论从那一个方面讲，对越自卫还击战都具有战略意义，在国家安全态势上，与美国改善关系以后，对中国的威胁就只有这么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了。这一仗中国军队拿下谅山形成威逼河内的态势，而苏联迟迟没有动作，这一下越南彻底清醒了，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唯一的一个响应者从梦中醒过来了。在经济战略转换上，中国已经可以从长期的备战备荒战略中调整出来了，因为在军事和国防安全上，再也没有致命的威胁了。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以后，勃列日涅夫自认为找到了台阶，在中亚发表声明“对于中国同志的结论，我们再也没有需要补充的了。”并强烈呼吁和中国举行谈判。实际上即使是象征性地举行会晤，1982年的中美公报就可能在措辞上完全不同。但是我们的邓小平是一个真正的反苏英雄，坚决拒绝与苏联谈判，并提出解决“三个障碍”为先决条件。1986年，苏联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再次呼吁谈判，这一次邓小平才有回应。
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访，在邓小平与他的谈话中，已经实际上放弃了毛周在七十年代坚持的先决条件。如果当时接受这样的条件，中苏边界谈判就可以取得成果，无须演变成必须使用武力和流血代价来攻破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既然流血牺牲已经付出，就应该追求进一步的利益，响应勃列日涅夫的呼吁进行谈判，给1982年的中美谈判制造条件，取得台湾问题的最后和平解决条件，坚决否决美国的对台关系法。这些既然都放弃了，那就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毛周坚持的条件，和戈尔巴乔夫也没有那么多的废话好说，毕竟敌人和朋友是苏联在乎的问题，中国没有那样的国内危机。
在邓小平的对苏外交中，看不出任何可以一以贯之的思路，唯一的体现大概是对苏联的痛恨。这一点和美国的苏联第一战略，倒是若合符节。
八、耶利钦一头撞上西墙
在苏联解体的最初岁月里，似乎是俄罗斯和西方的蜜月期。不仅民主成为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动员口号，而且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也成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关键政策，俄罗斯已经开始“跑步进入资本主义”了。西方和苏联之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曾经有过的巨大分歧，看起来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成为永远的过去了。
可惜“良辰美景奈何天”，看起来好东西总是不能长久。北约的坚决东扩和后来的巴尔干问题，摧毁了一切甜蜜的憧憬，而内部经济的苦痛又大大加强了新创和旧怨。1993年，俄罗斯甚至已经开始声称“使用核武器反击侵略”。当今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大概不可能再有人敢于侵略俄罗斯，所以这句话可以合理地理解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对美国例外”。以致于俄罗斯总统耶利钦对来访的朱熔基朋友格外亲热，看起来共同的难以应付的对手能够加强团结，而共同的信仰却不能。
九、谁是友人谁是敌
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曾经警告美国不要向中国炫耀核武器，而世纪末普京表示俄罗斯舰队准备反击美国航母，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中国的老百姓普遍相信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敌人和朋友并没有一成不变界限。
国家利益是国家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出发点，苏联无论是1930年代新东方战线的建立，还是1960年代赫鲁晓夫的缓和，无不是国家利益赤裸裸的表现。苏联从来没有以意识形态划分过敌友，无论是在对中国国民党还是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所谓“意识形态决定论”是西方冷战时期妖魔化手法的翻版，意即只有西方国家才是注重民众利益的，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虚幻的意识（或者是领导意志）的决定之下。用艾奇逊的话说，中共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受苏联控制”的一只手。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许多人还是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沿用艾奇逊的逻辑，在中苏关系的分析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世界已经失去均势，所以才变得空前危险；因为相对军事优势还在进一步加强，所以军事冒险的趋势也在同步上升；在美国看来，政治协商的解决方案既麻烦而又成效欠佳，军事力量的运用显得更加干净彻底，所以联合国的空心化趋势还在发展。世界需要有人起而应对这一局面，好象所有的人都在装聋作哑，根据美国选定的目标，中国是逃避不了的，而俄罗斯好象是成功躲到后面去了。从苏联的经验看，也许中国分七块或者是十二块，就能够躲过去一阵子。如果中国不想分七块或者十二块，还是趁早起来应付未雨绸缪比较好。
世界政治的分野从来不反映意识形态的区别，实际上冷战时期高扬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西方的宣传战略而已，从宣传在实际中所起到的作用看，也只是对富国和穷国优势阶层，比较具有号召力。今天意识形态的旗帜都已经难以继续使用了，但是由于思想武器的贫乏，冷战语汇和逻辑还在继续重复，但越来越给人“言不及义”的感觉。今天的世界政治紧张和分歧，早已不是东西问题而是南北问题，是富国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优势地位，按照丛林法则的要求，在人类社会中建立起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把绝大多数穷国和绝大多数人口放进金字塔的底层，归入“第三等级”。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富裕和发达没有普遍意义，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过上“不可持续发展”的富裕生活，对于西方而言，这才是长久不变的根本性的利益。
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曾经对第三世界所具有的吸引力，使得这个世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利于西方建立起资源利用上唯我独霸的优势地位，不利于西方的长久繁荣和富裕，所以冷战是必须的。中国人民追求比较宽裕的生活水平和独立发展，按照著名的西方战略家西格尔所言就是“拒绝融入国际体系”。在西方看来，中国的发展就是要脱离“第三等级”地位的造反行为，与西方要中国去金字塔底层就位的国际体系要求，是有矛盾的；中国的庞大人口，应该在一个极其低下的生活水平线或者死亡线上生活，以为西方的富裕和发达节省资源，这是必须的，否则就是“中国威胁论”。这才是西方不仅在政治上丑化中共，在媒体上发起妖魔化中国人运动，而且在世界市场上围堵中国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这也是西方无原则地抬高中国加入世贸门槛的根本原因。
除了在军事战略上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在美国日益提高的常规力量优势和军事冒险的风险之前，也必须放弃常规军备竞赛，采取非常规力量进行平衡之外；而且俄罗斯在可以预料的将来，对于自身的资源利用和开发程度的提高，还将面临资金和技术上的障碍，所以在经济利益方面，俄罗斯和中国也没有冲突。这两者是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和合作的基础。
美国的新总统小布什称中国不是伙伴而是“竞争对手”，还好他非常策略地避免了敌人和敌手这样的词汇。不过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美国的新闻长期坚持中国进行妖魔化，其着力之多，恐怕已经超过在二战期间对希特勒和冷战时期对苏联的力度。而考克斯报告的出笼和炒作，远远不是美西战争前夕的“大使书信事件”和“缅因号事件”可比；而信义之短缺、手法之卑劣，完全是开创了世界政治史上的新纪元。如果说这和一场战争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是在所以的战争中都有迎战者，而这一次好象是一次“挨打不还手”的战争。如果嫌没有真枪实弹过瘾的话，大使馆的五枚导弹也算勉强可以填补这一遗憾。
可以断言，西方对付俄罗斯不是什么战略失误，也不是喜欢两头树敌，西方最清楚均势战略和党同伐异那一套。不过在对付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时，中国采取了格外合作的态度，而西方在战略犹豫的最后期间，俄罗斯又空前配合使美国战略东移，美国社会上传统的势力雄厚的欧洲中心派终于感到无话可说，所以新总统小布什顺理成章地宣布中国是“竞争对手”。
这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该来的总是要来，而且中国人民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是上个世纪奄奄待毙的中国，在一个世纪里发展成就的最好总结和分量最重的评价，中国人民虽然走过许多弯路，但是成就仍然不小，已经成为第一个引起鸦片贩子后代的疑忌的国度。
对于中国人来说，旧世纪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人均资源少，不能加入常规军事竞赛，重蹈苏联的覆辙。中国必须一方面继续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把绝大多数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在常规军备劣势的情况下，继续保留应付帝国主义的军事能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问题。
中华民族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曾经长期存在着“步兵对骑兵”的军事劣势，但是当时我们具有人力物力的优势，所以长城能够矗立在北部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上，用以保护定居民族免于经常性的侵扰。而今后中国人民仍然必须在常规军备劣势下，长期与帝国主义共处，而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物资资源方面的优势，我们也不能通过修筑长城来隔断飞机和远程火力的杀伤，我们也不能指望通过所谓的高科技手段来防范这样的危险。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与敌人比一比谁更不怕死。我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不应该对抱有侥幸心理，不要试图去探询走不通的绝路，要坚决地捍卫我们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应该和俄罗斯一起紧密合作，共同应付世界均势丧失之后的局面。在常规军备和远程打击能力欠缺的前提下，根据美国前副防长阿莱-阿斯平的说法，要使核武器发挥“平衡器”的作用，而且要明确是单独针对美国来发挥这一作用。在俄罗斯宣布在“反击侵略”时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同时，中国应该宣布采用“等效核威慑”战略，即无论是侵略方直接还是间接杀伤中国10万人口，就使用核武器对付并确保取得同样的杀伤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