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学院、医院和法院:现代圣殿中的未竟之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5 次 更新时间:2010-09-14 15: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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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在钱钟书先生最著名的小说“围城”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情节。

  男主人公方鸿渐从欧洲留洋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回家乡拜见父母。此行轰动乡里,随即被请到当地学堂演讲。但去演讲前不小心穿错了长衫,将预先准备的演讲稿子忘在家里,于是上了讲台就信口调侃说到:“ 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各位在任何历史教科书里都可以得到,不用我来重述。…… 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此言一出,举座面面相视,尴尬万分,“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最后,学堂的校长一脸莙状地致词说:“今天承方博士讲给我们听许多新奇的议论,我们感觉浓厚的兴趣。方博士是我世侄,我自小看他长大,知道他爱说笑话,今天天气很热,所以他有意讲些幽默的话。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听到他的正经严肃的弘论。”…… (见小说“围城”,钱钟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页)

  方鸿渐的玩笑实在开得大了点儿,以至于前来提亲的人也不免退避三舍。其实,如果方鸿渐去演讲前穿对了长衫,有关西洋文明之正经严肃的弘论,他还是可以讲出很多的。

  西洋文明到底给我们中国带来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和考验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时间是个奇怪和可怕的东西。它既能让原本模糊不清、无足轻重的东西大放异彩;也可以让本来清晰可辨、举足轻重的东西变得淡然失色。

  假如我是方鸿渐,我会说,近百年来,西洋文明实实在在给我们中国带来过三样特别重要的好东西,这就是:学院、医院和法院。

  

  关于学院

  

  我们先来谈谈学院。一百多年前,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院的。这里所说的学院,主要指大学和近代流行的培养专业人才的学校。

  私塾教育曾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主要形式。私塾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比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义》、《弟子规》、《孝经》等启蒙读物;还有如唐诗宋词、《左传》、《史记》等。听长者说,私塾是古人读经的圣地。

  千百年来,尽管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太学一类的官方学术体系,还有发达的科举取仕制度,民间还有一些勉强不随王朝更替而存在的书院体系,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院,尤其是大学教育体系,还是一百年多年前从西方引来的东西。

  1894年的甲午战争,由西方引进的技术装备体系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正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898年戊戌变法,一系列政治变革启动,京师大学堂这一现代大学的雏形也正式诞生。世纪之交,庚子之变等一系列深重的民族灾难动摇了几千年传统的基础。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次年再颁布癸卯学制,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学校体系,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一批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兴起。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写信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他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它就能因此而获得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要通过知识上、精神上的影响支配中国未来的领袖。

  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有一个划时代的亮点,那就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然而,它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蔡元培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容纳丰富而多元的人类智慧。(参见: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与大学精神,文/姚国华,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5-28 16:41:30)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所独特的“大学”后来大致掌控了20世纪的中国命运,这就是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共产党的延安抗大,它们先后各自培养了一群有救国理想的青年精英群体,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蔡元培曾主张的“超然人”教育致力于追求长远效用,以便使大学独立于任何政治团体以保持鲜明的个性。但是,这种理想显然在当时的中国缺乏生长的土壤。结果,政治化的“准大学”还是破土而出,先声夺人。

  胡适认为,国家可以没有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人的改变永远是第一位的。现代大学作为一个西方引进的教育形式,长期以来,一直是国人心目中的一个实用性的社会机构,一个训练未成年人并给予其用以来日谋生文凭资历的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独立大学的缺位,用以建构现代文明所必须的文化准备也随之缺位。中国在走向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上曾再三被动,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有两千多年帝制皇权和政治本位的深厚传统。整个社会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和迷恋使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深信:只有寄托于政治权力,人们才能满足改变现实的所有诉求。由此,现代文化的建构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共识,往往是镜中花和水中月。很多证据表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现象并不起止于当权者的宫廷之中。

  我们遗憾地看到,今天,中国的大学正在显示出官场的所有特征。越来越多的第一流学者在争当领导,因为道理很简单:在今天的中国,只有拥有一定的行政职位,才能够优先获得甚至垄断那些稀缺的学术资源、政治资本和商业机会。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时语出惊人,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使得“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

  中国从20世纪初大学运动仅仅昙花一现,这值得我们民族深思。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21世纪,我们应重建逝去的大学精神。

  还有,另一个问题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以为,目前所谓方兴未艾的“读经”(读四书五经)和回到“孟母堂”之类私塾的思潮,其中隐含着一个很大的陷阱,这就是对被历史已经证明是摧残青少年的教育形式的复辟。且不说这是一套20世纪初军阀们已经操练过的陈旧路数,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在违反现代教育科学原理的前提下,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并不符合培养现代公民的需要。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无异于进一步加重青少年的负担,对中国的发展有害而无益。

  

  关于医院

  

  我们再来谈谈学院。一百多年前,中国也是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医院的。

  有人考证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医院的国家。其证据是在《汉书》上记载有我国最初的医院形式。比如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平帝纪》卷十二)。其实,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居民隔离病宅,与现代意义上的医院还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

  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促使医学科学由经验医学转变为实验医学,出现了医学大发展时期:中欧以及德国的医学繁荣,使人体解剖开始作为一种科学问世,促使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等相继建立;1889年临床实验室在医院首先设立,1896年第一次在医院使用X光片诊断疾病,1901年血型的发现为病人输血提供了安全保障;1903年,心电图第一次在医院用于诊断心血管疾病;在生物医学的病因学、病理学上有了大量的发现;在基本完善了消毒法之后,青霉素的发现与其临床应用,碘胺药的发现与应用,以及随后发展的抗生素药物等,为临床治疗提供有效的手段。19世纪中叶,英国的南丁格尔创建了护理学,使医院的医疗服务与生活服务结合起来而发展成为一个护理体系。

  中国建立接近于现代形式的分科医院大约在1850年前后,其中和外国传教士有关。如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建了第一个教会医院;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又在广州建了医院(即后来的博济医院),这也是美国在远东及我国建立的第一基督教会医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据不完全统计,基督教会医院达340所,遍布全国许多城镇。

  记得我在中小学上历史课时,老师们告诉我们说,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除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侵略我国外,还派遣了大批的医学传教士在我国民间行医、办医院,在利用小恩小惠蒙蔽中国人民的同时,把办医院作为了一种侵略手段。

  这类仇恨教育曾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尤深。在我年幼的时候,每当我站在街上用那种不諳世事的眼光注视着北京协和医院的招牌以及那些西方人在中国遗留下来的教堂时,我时常会以为,里面或许一直还暗藏着当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派来的间谍和特务。

  西方教会医院的大量涌入对中国传统医学倒是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现代医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被全世界绝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由于政府的特殊保护,中国的传统医学(其重要代表是中医药)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很多支持中医的人甚至觉得中医是世界上很多传统医学中的另类,其它传统医学应该灭亡,而只有中医可以和现代医学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媒体和民众间屡屡出现爆炸性新闻,现代医学不能解决的医学难题,都让中医解决了。

  依照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的观察,以美国为例,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的传统医学都不受主流社会的承认。除了按摩、正骨、静坐以及太极拳等这类世界各地都擅长的民间养生服务外,中草药等传统中医并没有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受到特别重视。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世界上某一种医学难题是由中医攻破的。相反,像天花、白喉、麻风病、伤寒、肺病等危害人类生存的疾病,无一例外是由现代医学克服的。

  据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医学研讨会上,一名来自国内的著名中医向会议宣讲自己新开发出的一个具有“排毒”功能的新药。当场就有一位美国医学教授很有礼貌地提出异议:尊敬的中国医生先生,我本人一向尊重不同种族的文化传统,对中国的古老文化也不曾抱有任何偏见。但是,关系到治病救人这样的大事,我在此不得不问一句:您的药到底排的是什么“毒”,您是怎么排的“毒”?不难预料,对中医来说,这是个无法明确回答的尴尬问题。

  在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提到读心理学出身的导演英达认为,中医的唯一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见冯小刚著“我把青春献给你”,第160页)。英达的说法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中医中药在还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之前,需要承认,它对信奉中医的人们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功能。其实,在现代医学中也有所谓精神安慰剂之类说法,这和传统中医的这类效用倒是异曲同工。假如服用中药后即没有副作用又可以获得精神安慰,何乐不为呢?所以,对中医药的安全性监控,从法律意义上说,并不是多此一举。这一点,与“爱国主义”这一宏大命题并不相干。

  人们大概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要是病人去法院状告中医误诊的话,法院大多是会判病人败诉的。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节目播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北京的一位年近五十的妇女怀孕后被中医误诊成更年期综合症,结果导致这位妇女和家人身心和财力的损伤。法院的判决理由很简单:作为一个正常的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你自己应该知道自己会怀孕的。你为什么不去化验而去让中医摸自己的“喜脉”呢?最后,这位妇女的官司打输了,只好自认倒霉。反过来说,假如被告是西医的话,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就只能倒置了,法官会毫不犹豫地判决:作为一个医生,你为什么会误诊?你是怎么做的化验?你是怎么做的透视?这位西医可能被吊销执照并赔偿损失,最后身败名裂。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最后提醒观众说:生了病最好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言外之意,中医院似乎不属于正规医院的范畴。不知道中国卫生部的官员们看了这个节目会作何感想?

  法学教授方流芳先生的大学本科时的专业是中医。80年代中期,我和他一起毕业留校后共事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所。有一天,我突然问他,你是学中医的,你觉得中医这东西到底灵不灵?老方没有回答,只有一脸的苦笑,记得他当时不停地摇头,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了解老方的为人,执着、认真,正直。我不须多问,已经不难想象,方教授当年“弃医从文”的决定除了不乏鲁迅式的“拯救国人灵魂”的念头外,恐怕还多少有些对中医专业的失望和无奈。

  我们知道,良医有两种:一种是自己能够把病人治好;一种是知道自己治不好而把病人推荐给治得好的医生。我以为,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应当铭记希波格拉底的那段著名的誓言:“我将牢记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我不知道的时候就要说“我不知道”,我不应该感到羞愧。如果其他的专业的人士能帮上我病人的忙,我会请求他们的帮助。我一定要避免两种不正当的倾向:过度治疗和无作用治疗” 。我想这才是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底线。

  我无意介入酣战淋漓的中西医辩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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