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1976:朱莉娅·尼克松的北京往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5 次 更新时间:2010-09-08 14: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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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尘封的章节:朱莉娅·尼克松的访华回忆录

  

  197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被两件大事覆盖了:一是首次发表了毛泽东在1965年写的两首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朱莉娅·尼克松夫妇幸运地成为毛泽东在生命最后一年里接见的第一批外国客人。中国官方为此拍摄了彩色纪录片。美国的主要电视广播网也很快报道了这一消息。会见的第二天,新华社向驻京外国人发布了英文电讯稿。法新社记者乔治·柏安尼当即评论称,作为非官方人士,朱莉娅·尼克松夫妇在中国获得了惊人的和前所未有的款待。

  朱莉娅·尼克松后来对这次中国之行有何感想?作为一个以作家、编辑和家庭主妇为职业的名门之女,她是否撰写了关于中国之旅的回忆录?这是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不少人可能关心的问题。

  2005年夏天,我在美国北加州的一个名叫Burlingame的普通社区公共图书馆里,意外发现了一本1977年由纽约Simon and Schuster出版公司出版的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个人回忆录:Special People (书名可译为《非凡的人们》)。图书归类为“20世纪:回忆录”(Biography-20th century)。全书内容包括了朱莉娅对自己会见过的各国政要和名人的回忆和评论。在这部书中的前言中,朱莉娅·尼克松提到,在1976年夏天,也就是她访问中国的6个月之后,她就动笔写作这部书了。此时,她的家族里还有两个人也在写书:就在离她的书房仅隔着两个房间的地方,她的父亲也在忙着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在跨越北美大陆的宾夕法尼亚州,她的丈夫的父亲艾森豪威尔先生也正沉浸在他的第三本书的写作之中。

  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这本书中将这次中国之行专列一章,题目就叫《毛泽东》,还在标题下面特意附上了毛泽东的一句著名诗词:“Ten thousand year is too long. Seize day! Seize the hour(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全章包括照片在内洋洋洒洒近40页。令人颇感困惑的是,这部有研究价值的回忆录至今没有在国内得到介绍,中国官方机构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本回忆录的存在。原因何在?其实,只要人们粗略地读一下这一章节,便不难发现问题的答案。

  尽管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在中国访问期间享受到了中国官方极为热情和超规格的款待,然而,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发表的访华感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评论,足以使中国官方体验失望和尴尬。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回忆录显然不适宜在国内介绍。我在Burlingame的社区公共图书馆角落里找到的这本书,书页已经发黄。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书几乎被世人遗忘。但是,从这本书中,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到那个年代的记忆中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

  200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纪念尼克松访华30周年,拍摄了《改变世界历史的七天》特别节目。赴美摄制人员找来了尼克松的另一个女儿特里西·考克斯。主持人张泉灵在采访特里西·考克斯时屡次问道:“您后来见过毛泽东,是吗?”“你最近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特里西·考克斯委婉地解释说,她是他们家里唯一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只是她的儿子最近准备去中国参加《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的纪念活动。显然,节目的编导或主持人没有完全弄清楚尼克松的两个女儿的真实身份。最有趣的是,特里西·考克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只字未提她的那个真正去过中国的妹妹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这两个姐妹正在为尼克松图书馆的一笔巨额赠款的使用方式各持己见甚至对簿公堂。有消息证实,当时这对亲姐妹已断绝往来5年之久。

  朱莉娅·尼克松在访问中国之前曾阅读了美国传播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及毛泽东个人革命生涯的介绍。在他们这一代美国青年人的眼里,毛泽东显然是个“天才和魔鬼”结为一体的伟人。她在书中写道,她和自己的丈夫在北京见到的毛泽东,尽管已经是个病体缠身、风烛残年的老人,但在他们的心目里,他既是个统帅8亿之众的大国领袖,也曾经是一个鼓动他的同志们“在富人家女儿的床上打滚”(Trample the beds of rich men's daughters)的青年革命家。看来,毛泽东当年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在翻山越岭传到国外后,已经被人们做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显然,作为世界级的豪门之女,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对毛泽东深怀戒备。

  

  意外的惊喜:毛泽东深夜召见

  

  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是以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私人朋友的身份来中国访问的。然而,当他们乘坐的飞机在1975年12月29日早晨降落在北京机场时,他们才突然真正意识到,在他们的这次访问背后可能暗含着某种巨大的政治利益。在机场前来迎接他们的人中,他们看到了专程回国的黄镇主任夫妇,还有毛泽东的私人翻译唐闻生。当他们被直接送到宽敞豪华的政府宾馆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旅行。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始终不敢奢望中国政府会提供一个让他们会见毛泽东的机会。

  12月31日深夜11点多钟,已经准备就寝的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已经穿了睡袍的朱莉娅急忙躲到门后,让丈夫戴维去开门。一个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出现在门口,他激动地宣布说:“毛主席要见你们!”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匆忙中,朱莉娅还特意穿上母亲专门借给她的一件黑色的绣花长袖衬衣,并带上父亲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匆匆登上汽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深冬的北京夜晚,夜雾迷蒙,寒风凛冽。北京的街道上除了几辆军用吉普车和卡车外,还可以看见几辆农民驱赶的马车在夜色中缓慢地行驶,马蹄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朱莉娅夫妇乘坐的汽车进入中南海新华门,沿着一个湖边继续行驶数分钟后来到毛泽东的住所门口。他们记得经过一个灯光灰暗的乒乓球室后,走进毛泽东那间著名的书房。在门口,他们终于看到“这个被亿万中国人视为上帝的领袖人物”了。毛泽东正坐在书房里等候他们的到来,他的身躯深陷在一个宽大的沙发里,其他5个同样的沙发呈半圆形摆设在毛泽东两侧,每个沙发之间小桌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色的痰盂。在他身边两个年轻女子的协助下,毛泽东吃力地起身和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握手并让新闻记者摄影和摄像。

  曾经在电影里扮演毛泽东的著名已故特型演员古月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段趣闻。他听说,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在见到毛泽东时说,主席先生,我发现您的面部的上半部分非常好看。毛泽东听后高兴地大笑了起来, 并风趣地说:“我长了一张大中华的脸。”

  美国人也真有意思,看人家的脸还一半一半地看。其实,戴维·艾森豪威尔讲的可能是老实话。毛泽东面孔的上半部,主要是宽阔的额头和充满智慧的眼睛,的确富有世纪伟人的魅力。但是,此时此刻,他面孔的下半部,已经毫无光彩。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书中写道,她当时见到的毛泽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极其衰弱的老人,神态里能看出中风后的迹象,目光空泛,两条长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垂落,声音颤抖,口中不时流着口水。朱莉娅此时突然感到,尽管当初他们是那么渴望见到这个神秘的巨人,可是此时毛泽东就在他们面前了,她却深深地感到有些歉意。她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来会见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冒犯。

  朱莉娅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毛泽东听。他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信文,并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最后,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令人惊讶地用准确的英文发音读出了信文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 23, 1975。”他想借此告诉周围的人们,他肢体上的衰弱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的敏捷。

  毛泽东对朱莉娅说,你现在就坐在你父亲4年前坐过的同一张沙发上。朱莉娅马上调皮地告诉毛泽东她想和自己的丈夫临时调换一下座位,以便让戴维也有机会感受一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位置。毛泽东一边看着一边开心地笑了。朱莉娅还把黄镇夫人送给她的毛泽东像章指给他看,毛泽东激动地拍了拍朱莉娅的手。朱莉娅发现,尽管毛泽东看到过亿万男女大众佩戴他的金属像章,此时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童真般的笑容。谈到他即将发表的两首关于斗争内容的诗词,毛泽东则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什么,那都是我在1965年写的东西。” 与朱莉娅过去见过的其他世界级铁腕人物(比如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相比较,此时的毛泽东显得格外慈祥。朱莉娅·尼克松注意到,毛泽东和唐闻生看来简直就像是祖父和孙女一样的关系。黄镇等人在会见时,则漫不经心地环视书房四周,似乎并没有在认真听自己的领袖讲话。朱莉娅认为,毛泽东此时的宽容,并非故作姿态,这显然与他的年龄以及目前过度依赖他人的病体有关。

  朱莉娅在会谈期间,特别注意到毛泽东身边的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小心翼翼地坐在毛泽东的身后,看上去像是和毛泽东一同呼吸一样,她们对毛的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当朱莉娅夫妇准备告辞时,其中一位女士在搀扶毛泽东起身的同时,还急忙用梳子给毛泽东梳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这样可以使毛泽东再次体面地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朱莉娅注意到,这个女人尽管身着单调的毛式服装,但她拥有一付极为安详和美丽的面容。朱莉娅以为,“像毛泽东这样一个曾经身体健壮的男人,在目前衰老到不得不依赖他人服侍的境况下,这些年轻美貌的女人会在一定意义上舒缓他的精神紧张,并成为他对付与世隔绝的耳目”。

  谈到自己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年青一代,毛泽东的声音听上去显得迟疑和失望。他对朱莉娅夫妇说:“年轻人是软弱的。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需要去斗争。”说到此,毛泽东突然像年轻人一样显得激动起来。他把自己的手指攥成拳头,接着说:“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没有什么是必然的。”朱莉娅夫妇看出,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毛泽东哲学的根本原则。然后,毛泽东突然对着朱莉娅夫妇问道:“你们认为怎样?” 朱莉娅夫妇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两人几乎同时支支吾吾又言不由衷地回答着:“我同意……” 毛泽东显然还期待他们能多说几句,但朱莉娅夫妇则沉默不语。他只好最后自己接着说到:“至少还要斗两百到三百年,这是非常可能的。” 和不少同时代的美国年轻人一样,朱莉娅夫妇属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显然属于“喜欢做爱而不作战 ”(Make love, not war)的一代人,对于毛泽东鼓吹的斗争哲学,在他们听起来多少有点像今天的年轻人听本·拉登谈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感觉差不多。不过,在那个冷战的岁月里,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到智利的贫苦乡村,毛泽东的思想也的确成了众多左翼青年人追求激进变革或描绘完美社会的战略原则与理念。

  其实,朱莉娅夫妇对毛泽东讲的“斗争”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不知是为什么,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中国人就安排他们去清华大学看揭发批判教育部领导人的大字报。朱莉娅在回忆录中用揶揄的口吻说:“这是他们和毛泽东会见前最具有戏剧性的前期准备。”

  不过,朱莉娅似乎也被这个老人执著的斗争哲学感染了。她总算也多少理解了一点: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亿万男女老少竟然可以在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引导下变得如此倔犟和狂热。但她还有点不明白,毛泽东此刻还在担忧什么呢?朱莉娅意识到,毛泽东显然是在担心未来。他在担心后人将如何评定他永久的革命功绩(朱莉娅记得毛泽东当时给自己的革命彻底成功率打了不足50% 的分);他在担心,曾经跟随他长征的同志们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后,那些从未经历战争困苦的年青一代人能否继续“斗争”下去,直至斗出一个无阶级差别的完美社会。

  大约在12点半左右,在座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不断用手指点着自己的手表,暗示人们:时间太晚了,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不过,毛泽东的谈兴甚浓。朱莉娅两次起身告辞,都被毛泽东用双手示意:不要急,再坐一会儿。在最后朱莉娅夫妇向毛泽东道晚安后,毛泽东用明确和有力的语调说道:“我将等候你父亲的到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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