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官员与文章——李克军著《乡村视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6 次 更新时间:2010-09-07 12: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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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现在的领导干部中,不仅有文凭热,也有发表出版热。不少领导干部不时有文章见诸报刊,甚至有专著出版。我经常收到一些地方领导人寄送的文章甚至著作。通常,我会浏览一下这些文章,企图有所发现,但是令人失望者居多。所以失望,是因为这些文章往往与官样文件无异,陈陈相因、套话连篇。然而,翻阅李克军先生的书稿,却使我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显然,同为地方官员,他的文章是另一种文章。

  我赞赏克军先生的写作,一方面是赞赏他的写作活动,另一方面是赞赏他的写作成果。克军曾经在两个县(市)担任县(市)委书记达9年,而后升迁至省委巡视组任职。这样一位领导干部,钟情于三农问题研究,将主要的业余时间倾注在思考和写作上。这本身体现了一种精神境界,体现了一个人的事业情怀和生活追求。当多少官员热衷于官场交际、纵情于权力享受的时候,他却埋头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这样的行为本身是需要信念支撑的。这其中有对于农村发展的关怀,有对于生活价值的理解。捧读书稿,最先感受到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

  这些文字的成果,大致形成于两个过程。首先是作者本人担任县(市)委书记期间的经验体会,其次是作者离开县(市)领导岗位后的调研观察。作者的观察思考,可以说涵盖了农村发展的几乎所有重大领域,主要体现在本书的十个板块里,包括粮食生产、土地制度、农业结构、农村工业化、农村合作经济、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农、村民自治、乡镇改革、乡村治理等问题。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基于长期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勤奋好学基础上的知识积累,对农村问题具有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理解。

  在阅读书稿过程中,我不断受到启发,有所感悟。突出的印象有两点。其一是作者为文立论的质朴真诚。真实坦诚其实是文章的基本要求和寻常标准。但是,在当代官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东西变得越来越珍贵,越来越稀缺,言不由衷似乎才是常规状态,正如许多官员感慨的“讲真话越来越难”。本书作者也说,在地方担任领导工作时,“看到的多是莺歌燕舞景象,听到的多是形势大好喜讯,研究的多是上级感兴趣的话题,写出来的多是官样文章”。现在的作者仍然身在官场,说出来的是真话,写出来的不是官样文章,这殊为难得。其二是对于乡村治理的洞察分析。从篇章结构看,本书内容比较松散,但是,如果从作者的观察视角和基本观点来看,主线则非常突出鲜明。实质上,本书的全部讨论都是围绕一个基本主题,这就是基层政府治理。作者占有的资料丰富,分析犀利,其观察深度和高度是一般学者所难以到达的。

  我非常赞同作者关于乡村治理的基本分析。他认为:“全控式”治理模式弊端日益显现,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逼民致富”的政府行为留下了诸多后遗症;某些“权力上收”和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举措,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加剧了治理混乱;政绩考核虽然强化了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但助长了急功近利、形式主义,使基层政府距离服务型政府越来越远;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抓“减负”和“维稳”虽然能缓解矛盾于一时,但弱化了民众监督,忽略了法治尊严,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带有政治运动色彩的各种“教育活动”虽然在反腐倡廉、凝聚人心方面有微弱作用,但助长了“假大空”恶习和民众的政治冷漠倾向。因此,他提出要反思检讨基层治理的得失,主张摆脱一味“加强”的思维定势,坚持“加减并用,以减为主”。这实质上是政府治理的转型,也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

  按照一般的著作分类,克军先生的这些文字,似乎难以归其所属。在我看来,这些文字基本上属于农村工作随笔,或者说是“农村政策问题随笔”。文以载道,好文章其实是不拘形式体裁的。在当下的出版物中,有些可谓“鸿篇巨制”,但内容空泛空虚;有些“著作”以貌似高深的形式唬人,似乎很“学术”也很“理论”,实际上既没有学理可言,也缺乏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历史内容”,其本质与官样文章无异。我说这个道理,不是强调本书如何好。因为具体到本书如何评价,每个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我只是想强调,文章是否好,关键不在于属于什么题材门类。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来说,判断是不是好的文章,体裁、篇幅等形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讨论的是不是真问题、展示的是不是真情况、表达的是不是真思想。

  通常人们说,文风是党风的反应。党风是什么,其实不容易说清楚。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特别是从国际视野看,文风是特定制度体制的反应。简单地说,如果行政权力产生于公开的竞争性选举,领导人的文章讲话一定要平实、通俗。为了争取广大公众和选民,政治家必须把话说得自然朴实、清楚明白。他不会说、也不敢说那些诘屈聱牙的话,玄而又玄的话。因为如果装神弄鬼、故作高深,使得公众一头雾水,必定在政治竞争中被公众所抛弃。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政治家失去了与人民交流的能力,合法性危机也就不远了。当下的文风,实在有很做值得反思检讨之处。那么多“理论”“概念”,那么多四六句、排比句,从上到下,如出一辙,领导读起来朗朗上口,听众往往不知所云。苏东坡批评汉代扬雄的文章,“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是一种“雕虫篆刻”。这种故弄玄虚的文风,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内容陈腐空洞,是古人所说的“道丧文弊”的状态。从全社会来说,建立新的文风,当然需要写作者行文时刻意求新,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推进制度体制变革。

  

  (2010年6月30日 于北京)

  

  (注:李克军著《乡村视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一书,由新华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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