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佟柔先生和中国法学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1 次 更新时间:2010-09-07 12: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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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时间:11月12日 星期四 14:30——16:30

  地点:明德法学楼602模拟法庭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再次来到自己的母校人大法学院。感谢主持人赵晓耕教授的介绍、感谢张新宝、姚辉两位教授和各位的光临。

  国庆节期间,我正在美国加州。收到韩大元教授的一个手机短信,他建议我在国庆节后的适当时间里来学校给同学们做一个“口述人大法学院历史”的讲座。我当时很愉快地答应了。

  回忆自己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国外、一共二十多年的读书经历中,我感到最愉快、最幸福时光就是在人大法学院度过的。今天,尽管那个我们度过了青春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而那个时代为我们这一代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人们,却让我们难以忘怀。佟柔先生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驱者和开拓者。斯人已逝,过化存神,佟柔教授的精神和温厚的性格仍然在给予我们启迪和教化。我以为,佟柔先生的影响力不仅仅限于人民大学的法学院、也不仅仅限于中国民法学界,他的影响力属于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重要部分。他的学问和精神尽管属于那个时代,但却超越了那个时代而具有永恒的价值。

  为了避免某种不必要的误解,我还是需要说明一下。我个人的确算不上佟柔教授的高徒或高足,我一向以为,今天坐在这个教室里最有资格讲述佟柔先生的,并不是我,应当是王利明教授。这样讲并不是由于客气,利明是我们这些佟柔学生中大家一致认同的高足和大师兄,尽管他的年龄并不是最大的。也许这种说法未能免俗,但我们如果从这些年来利明先生在方方面面的成就看,也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我自己的确不敢妄称自己是佟老师的“得意门生”或高足,我在佟老师眼里,大概充其量只属于一个可雕或可塑之才而已。而且自己是辜负佟老师的培养并在半路脱离队伍的人。如果说,我今天和中国法学界还有什么关系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或者是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听众笑)用梁慧星老师的话说,我大概应该属于中国法学界,确切地说是中国民法学界,“最杰出和忠诚的票友”。(听众笑)

  关于佟柔教授的学问人生,我相信,利明教授、张新宝教授和姚辉教授都在这个楼里给大家讲了很多,我之所以能够接着他们的话继续讲下去,无非是在一般意义上暗合了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感应论”带来的启示。我是康德理论的信奉者。康德的感应论告诉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认识事物的方式都和个人的生活经历和阅历有关,也就是说,每个人看待问题和事物的角度都是不同的,感受也是不同的,由此每个人的认识和看法都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有可能是片面的,因此人们的认知是可以互补的。康德曾在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批评为唯心论的鼻祖,过去我们是那样愤怒地批判这种说法是十恶不赦的唯心论,今天冷静下来看,其实,这恰恰是唯物主义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今天就从我个人的经历和阅历的角度来讲讲我们怎么看待佟先生和中国法学教育的关系。

  大约在三年前,我自己曾写过一篇自认为还有点影响的文章,题目叫《谁是佟柔?》。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国民商法网和中国法学网上。后来分两部分发表在平面媒体上。其中1/3部分发表在2007年3月8日《南方周末》文化版上,南方周末的文化版编辑刘小磊先生取了个标题为《佟柔先生与中国民法学》,其余2/3部分发表在2007年底出版的《法学家茶座》上。在《南方周末》发表时,正是2007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当时正是《物权法》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大代表都看到了。在前不久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我遇到了胡锦光教授,他说,大伟你写了一篇好文章,特别是这篇文章的题目《谁是佟柔》,尤其吸引读者的目光。文章在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发表后,我陆续收到全国各地不少读者的来信,大概有近百封信,大部分都是在校的法律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几个博士生在内。不少人说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知道“谁是佟柔”的,也有些人来信说,读后竟忍不住掉了眼泪。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这篇文章能够引起关注自然是自己期望的,但这篇文章后来能够引起这样的效果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说来也实在很有意思,佟柔教授去世以后,我一直很想写一篇回忆佟柔先生的文章,但一直觉得回忆先生是件挺庄重和神圣的事情,每每拿起笔来就感觉很重。但真正让自己放下繁忙的工作,静下心来把这篇文章写完,其实倒是因为一件偶然的小事情。2006年夏天,我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的一个会议活动中,碰到了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学生,她当时正在美国“游学”,大概是一边在美国观光旅游,一边在社区免费的成人语言学校学英语。她告诉我,她是1999年从国内一所法学院毕业,这所学校原来是北方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她说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专业就是民法。我和她讲,我当年在人民大学法学院专攻的专业就是民法,我也留校教授过民法,我的导师是中国民法界著名的教授佟柔先生。没想到这个女生的回答竟让我吃了一惊,她说:“谁是佟柔啊?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啊“?这次意外的对话使我深感诧异和感叹,它似乎在提醒我们,刚刚过去的20世纪正在急速地离我们远去,佟柔先生的背影也开始离我们渐行渐远。我遗憾地发现,对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那个中国历史变革年代给民族和世界带来的影响,已经无法感同身受。在今天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佟柔教授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已经越来越为世人所陌生,甚至遗忘。我不知道,这是大师们的不幸还是我们的不幸。

  确实,佟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不要说一般的学生,就连喜欢民法的学生对佟老师的名字恐怕都已经忘了。我感觉到深深的遗憾和沮丧,当时决定一定要挤出时间把这篇文章写完。写作过程中,脑子里思考的,都是佟柔老师的影子以及当年他和我们一起工作、学习的场景,想起和佟老师在一起的日子,想起佟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教诲,都是那样令人难以忘怀。我有一种情感上的冲动,想认真地告诉那些今后可能再来问我佟柔到底是谁的人,佟柔到底是谁?我还有一种渴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思考力,向人们描述佟老师的音容笑貌,缅怀他的道德为人、分享他的心路历程和学术思想,以及他在世时面临的人生困惑。

  我在这里先简单叙述一下佟柔老师的简历,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说得完整。(见投影屏幕)

  “佟柔(1921年6月20日——1990年9月16日),辽宁省北镇人。生前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佟柔的祖父佟喜亭于清末任陕西省长安府知府,民国初年病故。父佟晋恒早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数学系;佟柔幼时,家境日衰,生计艰难。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佟柔全家到北平避难。尔后,由北平迁居保定,与妹妹一起考入保定第二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习了两年。“七七”事变后,全家历尽艰辛,辗转流亡到四川奉节。

  佟柔于1946年考入沈阳的东北大学法律系学习。1949年初,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外交教研室,参加研究生学习;1950年9月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任中国民法和婚姻法教员。1973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全体人员调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他仍然担任中国民法和婚姻法教学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回该校从事中国民法教学和研究工作,并长期主持和领导民法教研室工作,直到逝世。

  佟柔教授执教四十余年,桃李满天下。他教过的本科生已无法计算,为本校和兄弟院校培养的民法硕士生及博士生近二百人;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民法教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中坚力量。

  佟柔教授生前曾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总干事、国家教育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司法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兼社会科学组组长。他还任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兼人文科学组组长和北京市第十律师事务所顾问及兼职律师”。

  讲完了佟柔先生的简历,我也顺便谈谈我自己的经历。依照某种习惯的说法,我的祖籍是江苏无锡,自己幼年时在江南生活。文革前因为父母调动工作来到北京。自己的小学、中学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我自己在刚上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高中毕业开始走进社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整个的中学、小学基本上都在很动荡的年代中度过。所以,我偶尔对80后、90后的同学讲,我自己的少年时代在社会动荡当中荒废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比我年纪大一些的人,比如当年插队下乡的一代人总是告诫我说,你应该知足了,你其实还属于“基本上没有怎么耽误“的一代人。我想,如果说“基本上没怎么耽误”,大概和我后来能考上大学并在大学里读了法律专业有关。

  我和张新宝教授是校友,我们的大学本科都是西南政法大学读的。1979年,我当时在位于青岛的海军北海舰队服役,那个年代能参军当兵是件令不少人向往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著名作家王朔当年就是我的战友,关于和王朔交往的那段有趣的往事,我后来写了一篇长文被收集到自己的随笔集《北京往事》之中。当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有一个特殊政策,就是现役军人可以参加地方高考,如果考上了可以带着军籍去大学校园读书。高考分数发布后,我发现自己的分数已经超过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从专业角度考虑,自己首选经济和法律专业。由于父母的建议加上自己很想回到北京的心愿,于是在重点大学一栏里的五个选择里,一口气填写了四所北京名校的经济学专业,第五个选择则随意填写了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同时,在非重点大学的第一项选择中填写了“北京政法学院”。因为我当时属于山东境内的考生,估计被北京几大名校录取的可能性不高。当时,自己觉得被北京政法学院录取的可能性最大。

  没想到,还是自己填报的最后一个重点大学志愿 —— 西南政法学院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不过当我打开通知书后一看,的确有点儿困惑,上面说祝贺我考取了这个学院的“绝密专业”之一 —— 刑事侦察专业。但是,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只告诉我专业是法律专业,从来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个学院还有一个我并不知道的“刑侦专业”。我自然对此很不愉快。回到北京以后,我仍然陷入一种痛苦和茫然中,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什么如此辛苦地考取的大学,竟是如此一个结果。我几乎决定放弃这次录取。我向父母保证,今年我不去重庆了,明年我一定会考得更好。父母亲心情也很难过,他们希望我再考虑一下,慎重处理此事,毕竟是经过艰苦的复习考试获得的机会。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在自己后来成为教师以后,我暗自发誓,今后如果我去招生,将心比心,决不能如此不负责任地对待任何一个考生。最近,当我在报纸上看到有的考生被别人冒名顶替而“落考”后不得不再次“复读”的消息,真的为这些同学感到心痛。

  苦闷中,我给重庆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记得是西南政法学院招生办的一位女教师接的电话。我在电话里提出了我的抱怨,并告诉校方我可能决定放弃这次录取。女教师态度温和地告诉我,那个由校方擅自为我安置的“刑事侦查专业”,是这个学院临时受公安部委托增加的学科。如果我坚持要学法律专业,唯一的可能就是找到一位法律系的同学和我调换。她在电话里说,能考上大学不容易,可不要轻易决定放弃,还是先来学校报到为好,来了以后有问题还可以商量。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我当时提着行李就去了重庆,记得到学校那天是个阴雨天,校园里泥泞满地,文革期间校园被破坏得不像样子,一副百废待兴的图景。校方告诉我,他们已经知道我希望回到法律系读书的决心很坚决,校方对此表示理解。但当时还马上找不到一个法律系的同学和你调换。校方愿意去联络协调,同意我可以直接先到法律系注册上课。大概十几天以后,学生科的老师告诉我,有一个人愿意和你换专业,这是个来自山东济南的考生,名叫杨焕宁(听众笑)。回想起来,人的一生中的确有些偶然的事情在起决定作用,命运这种事情并非虚幻妄说,几乎就在这短暂一瞬间,我和杨同学从此往后的人生之路,就开始发生了质的转换。我便从此步入了法律专业的殿堂,杨同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公安部,从此步入仕途而且前程不可限量。有人总是和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初你去学了刑侦,说不定也能弄个部长级干部当当。我自嘲讲,我不适合从政,如果当年学了刑侦专业,估计现在充其量也就是在公安大学当一个副教授(听众笑)。这么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觉得,人生苦短。如果可能,还是尽量选择自己喜欢的做的事情。无论走到哪儿,这一点大致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后来有人说,你和杨焕宁有这么好的缘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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