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朦胧诗新编》编选者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8 次 更新时间:2010-09-02 1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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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和朦胧诗运动,距今已经20余年。在文革结束后的历史转折时代,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它所表现的激情与表达方式,为后来的新诗写作者开启了富有成效的创造空间。今天,重新编选这些作品,不仅出于诗歌史研究上的考虑,也是为着对朦胧诗的那些并未失去的价值的重新确认。

  

    《今天》的创办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当代诗歌的创新活力,主要来自“复出诗人”的创作,特别是来自“崛起”的,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新诗潮”。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文革期间,一些地方存在着后来被称为“地下诗歌”的“潜流”。文革结束之后,社会政治、诗歌文化环境出现重要变化。在目标上,带有与“当代”前30年的诗歌主流“断裂”的诗歌思潮开始涌动,并在当时呈现“反叛”的姿态。这种“断裂”,既是诗歌“内容”(取材,表达的观念、情绪)上的,也表现在艺术方法方面。它们由于表现了某种“异质”倾向,而不能为当时的“主流诗界”普遍认可。不过,在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和大学生的阅读群体中,已迅速蔓延,并产生强烈反响。大多数作品难以在由国家控制的报刊上登载,因而,最初采用“非正式”的发表方式。文革期间延续下来的传抄仍是主要手段,而自办诗报、诗刊、自印诗集,也开始成为重要方式。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学,出现了同人性质的诗刊,并形成各种诗歌“小圈子”。最早创办并影响广泛,后来与朦胧诗有密切关联的自办刊物,是出现于北京的《今天》。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芒克等主办 。它刊登小说、诗、评论和少量外国文学译介文字 。小说虽然占据不小的份量,但主要影响是诗歌。创刊号上署名“本刊编辑部”的《致读者》(代发刊词,由北岛执笔),表达了《今天》同仁当时的社会、诗歌理想。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文革期间实行的“文化专制”之后,表达了一种人们普遍存在的“创世纪”激情,

  ……“四五”运动 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

  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

  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致读者》之后的宣告是:“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己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讲,今天,只有今天!”

  《今天》共出版9期。它刊载了食指、芒克、北岛、方含、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的写于文革期间或写于当时的作品。如舒婷的《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呵,母亲》,北岛的《回答》、《冷酷的希望》、《太阳城札记》、《一切》、《走吧》、《陌生的海滩》、《宣告》、《结局或开始》、《迷途》,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献诗》、《心事》、《路上的月亮》、《秋天》、《致渔家兄弟》,食指的《相信未来》、《命运》、《疯狗》、《鱼群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愤怒》,江河的《祖国啊,祖国》、《没有写完的诗》、《星星变奏曲》,顾城的《简历》,杨炼的《乌篷船》,方含的《谣曲》等。其中,不少后来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除刊物外,还出版《今天》文学资料3期,《今天》丛书4 种 。其间,还在玉渊潭公园组织过两次诗歌朗诵活动 ,并两次协助举办当时的先锋美术活动“星星画展”。1980年9月,《今天》被要求停刊。其后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很快也停止了活动 。由于《今天》在这段时间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在“新诗潮”中的地位,《今天》、“今天诗群”的作品,在后来的诗歌史叙述中,被看作是朦胧诗的核心,甚至看作就是朦胧诗。

  

    朦胧诗命名与论争

  

  在79-80年间,《今天》诗人的作品(不限于刊发在《今天》上的)广泛流传,已是无法视而不见的事实。一些“正式”出版的文学刊物,也开始慎重地选发他们的诗作,影响因而进一步扩大。1979年3月,《诗刊》登载了发表于《今天》创刊号上的北岛的《回答》;继之,舒婷同样刊于《今天》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诗也为《诗刊》所采用。这一年 10月复刊的《星星》(成都),将顾城的《抒情诗19首》放置在头条的显著位置。《诗刊》在1980年第4期又以“新人新作小辑”的专栏,发表包括“新诗潮”诗人在内的一组作品。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的刊物,如《星星》(成都)、《上海文学》、《萌芽》(上海)、《青春》(南京)、《丑小鸭》(南京)、《芒种》(郑州)、《春风》(沈阳)、《长江文艺》(武汉),《四川文学》(成都)等,也都陆续发表后来被称为朦胧诗诗人的一些作品。

  对以《今天》为代表的“新诗潮”的评价,很快成为诗界的中心话题,并形成对立的意见。公开在“正式”出版物上披露自己观点的,是“复出”诗人公刘的《新的课题》 一文。对于顾城等青年诗人看待历史的“片面”,和情绪的“悲观”,他由衷地感到忧虑;主张给这些敏感的“迷途者”以“引导”,“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道路” 。不过,这些诗人的大多数并不认同被“引导”的位置。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提供了对立观点激烈争论的场所。有趣的是,不论是认为新诗将出现繁荣前景,还是认为己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都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这类诗歌的出现。

  南宁会议后不久,诗评家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 ,对“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一批新诗人”予以支持。他的论断,主要来自于他对诗歌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要求(其实,这同样也是“新诗潮”反对者立论的基点)。谢冕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以理想的“五四”开放的文学精神作为标尺,对诗界提出这样的规劝:“对于这些‘古怪’ 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这一立场,为一些人所赞同,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后来,支持新诗潮的批评家孙绍振、徐敬亚,还撰写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 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后来被称为“‘崛起’论”,这三篇文章则被称为“三崛起”。

  到了1980年下半年,这些备受争议的诗“无意”中获得同样备受争议的命名:“朦胧诗”。1980年第8期《诗刊》刊载了《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的文章,对那些“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的作品,称为“朦胧体”。文中引述的诗例虽不是《今天》诗人的作品 ,但谈及的现象,和后来有关诗歌朦胧、晦涩的争论的举证,则主要来自于“新诗潮”探索者的作品。因为争论的最初阶段,主要围绕艺术革新与阅读习惯、鉴赏心理之间的矛盾展开,“朦胧诗”的名称遂被广泛使用。

  1980年,诗歌争论的另一热点发生在福建。《福建文学》(福州)开辟了以舒婷创作为主要讨论对象的“新诗创作问题”专栏,时间持续一年多。编者的按语说,“舒婷的创作,不是偶然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当前诗坛上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的代表之一。如何分析这股新诗潮,是目前诗歌界普遍关注和思考的中心,也是我们这场讨论争议的焦点。” 讨论后来从对这一“新的诗歌潮流”的分析,扩展到对中国新诗60年的经验和问题的争辩。

  对于朦胧诗,一些老诗人给以积极支持。但另一些有威望的前辈则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朦胧诗的“理论的核心”,“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自照自己”,“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 。诗界的这些权威者最担心的倒不是朦胧诗本身,“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他们最不满的是那些“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诗歌的发展方向”的批评家。有关朦胧诗评价的争论持续几年时间。支持者认为,这些诗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和陈腐的套式,探索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挑战的艺术革新潮流,推动了当代诗歌“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批评者则指责其思想艺术倾向,是“反现实主义”的,是摭拾西方现代派的余唾,背离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对朦胧诗及“‘崛起’论”的批判,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达到“高潮”。 但时变境迁,这种依靠政治权利施加的压力已难以顺利奏效。为愤激情绪所控制的挞伐者在当时也未能看清情势:朦胧诗事实上已确立其稳固地位;作为一个“诗歌运动”,它也已处在“退潮”的阶段。

  《今天》以及朦胧诗,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这些诗人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其时代意义和诗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上,“个体”精神价值的提出与强调,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在推动当代诗歌艺术视野的拓展,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都有难以忽视的功绩。至于说到“朦胧”,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至少在“当代”中国,“朦胧”并不能从“纯”技术的层面理解,或单纯看成风格问题。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拒绝所谓的透明度,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合作” 。因而,“朦胧诗”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却不一定就是十分离谱。

  

    秩序建构与“地下诗歌”发掘

  

  朦胧诗在传播、论争中确立其地位,也同时建构自身的“秩序”。这涉及到朦胧诗的定义,“代表性”成员和作品的认定,朦胧诗的“起源”与流变,朦胧诗与文革中的“地下诗歌”的关系等。 影响、制约建构的主要因素有:论争中某一作品引例的“频率”;重要批评家和当事人的观点;作品“性质”(思想与艺术方法)与当时社会、诗歌主潮的切合程度;作品发表的时间和发表方式;诗人与当时诗歌运动的关系;诗歌选本的编选、流通情况等等。

  在朦胧诗论争期间,诗歌界对朦胧诗的特征、指称的对象等,认识大体相近。但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新诗潮内部。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可以划入“朦胧诗”,哪些诗人可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从80年代前期一些诗歌选本和批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认定”是同中有异。 对个别诗人应否进入朦胧诗行列的分歧可能不是看得那么紧要,但对另一些诗人在朦胧诗中的位置,特别是牵涉到所谓的“核心”、“代表”诗人的认定,事情就会变成含糊不得。8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的那种“五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格局 ,显然不能被普遍接受 。

  朦胧诗看法的分歧的另一方面,则是时间界限上的。朦胧诗是专指1978年以后几年中“出现”(在这段时间写作;或不写在这一时间,但在此时“发表”)的诗,还是包含更长的时间段落?具体地说,朦胧诗可否上溯至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而下限又可否延伸至朦胧诗人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人们更多承认比较严格的“朦胧诗”概念,待到朦胧诗的地位确定,声誉日隆之后,概念便朝边界不断拓展的趋势推进。朦胧诗概念的扩大,与80年代后期开始的“地下诗歌”发掘的工作,处于互动的关系中。

  80年代初,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在文革期间,存在过后来所称的“地下诗歌”;虽然当时有一些诗作,发表时篇末注明是写于文革的某一年份。事实上,《今天》(尤其是最初几期)所登载的诗,不少据说是文革间的旧稿 。这些诗,除作者本人提供外,许多由当时参加《今天》编辑的赵一凡 提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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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朦胧诗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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