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中央党校1977年的大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9 次 更新时间:2010-09-01 17: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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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思路的形成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召开。“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仍然坚持这次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继续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又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但在“三次路线斗争”这个大题目下,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凡是派”想把“文革”的罪责全盘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维护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实践派”则是要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文革”历史,不能够也不应该回避个人的历史责任。

  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复校工作。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党校是责无旁贷的。当时,包括叶剑英在内的许多老同志,也希望党校能担当此事。1977年10月9日,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一段修史的话:“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胡耀邦对“文革”的思考由来已久。1977年8月下旬,他在指导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时说: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他还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建议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1977年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听取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周逸汇报党史课和党建课的教学准备情况。当天,胡耀邦去见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党校开学的准备情况,并转告了党内一些老同志希望他出来挂帅编修党史的意见。邓小平考虑了一下,认为由他出面不合适,要党校先搞起来。邓小平还谈了转变文风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两个风要很好地抓一下,一个是学风,一个是文风。千篇一律,应景文章,无病呻吟。他希望胡耀邦在党校带个头。

  第二天,即9月22日,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讲到党史教学和编党史本子的问题时,胡耀邦说,党的历史确实需要一个定本。叶帅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希望搞出一本党史,呼声很高。他设想搞一个“从一声炮响到‘四人帮’垮台,六十年四十万字的本子”。但什么时候搞出来,中央没定,他也没想清楚。他还说:党史前边的可能好写一点,50年代末60年代难写,九次、十次路线斗争更难写,难度更大一些。但是,我们总要有人向这个目标前进。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应该抓住这个主题。”

  胡耀邦特别提出,还要搞一个东西。就是向全国、全世界解答,为什么中国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多。你们搞了十一次了,这么激烈,这个共产党可是难当,天天不安生。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社会来回答。

  这次汇报会,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根据胡耀邦讲话的精神,党史党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由金春明为组长,负责起草有关研究的提要材料。

  

  高明的策略

  

  研究小组深知责任重大,起草工作非常慎重,期间还专门请高级班学员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最后形成了两个初步方案。一个是按校党委要求搞的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提纲;另一个是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方案都是按照十一大基调写的,对“文化大革命”都是基本肯定。打印十几份报送给了校党委。

  对于这个方案,胡耀邦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胡耀邦明确说,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胡耀邦明确表达了对“文革”的否定态度。他说:“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

  与会者议论纷纷,敞开思想,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如有的说,“文革”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的发展。有的接着说,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要大胆重新考虑;“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错了,账为什么不能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账嘛!

  会上,有些人提出,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要中央作结论。这一期讲不讲?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胡耀邦坚定地说:要讲!是怎么讲法。他进而提出: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要跳出框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最后,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这次会议成为拨乱反正历史中最早提出要对“文革”重新评价的一次会议。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了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正式确定了搞一个关于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并就写作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

  胡耀邦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求大家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了,起草工作进行得很快,一个月后,《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就搞出来了。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提要初稿报送胡耀邦,并附信说明:“提纲草稿已拟出,是大家讨论的结果,我也作了一些修改,大都是陈言。请审阅后再作一次指示,以便逐步改进。”当时“初稿”还不可能从正面突破中共十一大对“文革”继续肯定的基调,如吴江所说“大都是陈言”。

  此时,中央已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兼管中央党校。胡耀邦在百忙之中,抓紧审读了稿子,于1月20日做出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

  在提纲初稿出来后,胡耀邦又提出新的意见:稿子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先印发给第一期学员征求意见,然后将提纲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再考虑如何着手编写。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胡耀邦领导搞的这个稿子,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十一大的框框,如果直接呈报上去,肯定不会符合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的意愿,胎死腹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首先在中央党校的学员中进行内部讨论,反映了大家的意见,把文章做大了,上面也就不好再轻易否定掉了。

  

  800人参与

  

  根据1977年12月2日校党委会上冯文彬的建议,1978年春季开学以后,邀请省部级部分学员开小型座谈会,被邀请开座谈会的有6人,其中有不久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三支部学员杨西光。

  1978年4月上中旬,在“党的学说”这门课程中,党史教研室将数易其稿的稿子,正式铅印下发第一期高级和中级干部班、理论宣传干部班三个班次的全体学员(共807名)讨论。题目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

  《提要》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中共十一大肯定“文革”的政治框框,但在这个框框下填充进了许多新鲜的历史内容,促使人们对“文革”的深入思考,是为否定“文革”的第一步。具体说,这是在“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的大题目下,“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旗帜的“陈言”下,强调“应当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运用其精神实质,去分析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

  《提要》是一个“以论代史”的写作模式,最有新意的思想成果,是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遵循的三条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条,即对实践标准的论述。它引用毛泽东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的话为依据,说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如此旗帜鲜明地论述实践标准,用实践效果评价“文革”是非,是“文革”后的第一次。

  《提要》对当时人们最为疑惑的两个问题——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论断、澄清“文革”以来重大路线是非与“捍卫和高举”的关系,都做出了新的解释,强调不要拘泥于这个“三七开”的提法,鼓励人们要敢于承认错误和实事求是地认识错误。并且说: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澄清事实真相和重大的路线是非,彻底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是目前所需要的“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棘手的还是刘少奇的问题。“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全民大批判,强加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罪名。现在怎么看?吴江领导起草小组在研究中提出,要把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分开来,前者是党内路线问题,后者是反革命集团。为了搞清楚“文革”中加给刘少奇的诸多罪名,起草小组有关人员找了一些知情的学员了解具体情况。如“三自一包”的问题,找了来自农业部和安徽、吉林等地学员;“三和一少”的问题找到中联部等单位的学员。他们详细地说明了这些问题的来由,证明这些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

  《提要》虽然还是延续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但一是肯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始终占着统治的、主导的地位”,二是确定了刘少奇路线到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已告结束”,这就把刘少奇和造成“文革”大动乱的政治责任实际上区别开了。在《提要》正式铅印时,报经胡耀邦同意,又抹去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扣在刘少奇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擅自行动。

  党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上老、中、青都有,由于在“文革”中的经历不同,感受不同,思想解放程度不同,在讨论《提要》中,意见分歧很大。往往同一段文字,有的认为说过了,有的认为说的还不够。汇总上来的意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反映了“文革”结束时期人们头脑混沌初开的思想状况。

  根据学员提出的意见,研究小组整理出了一份综合材料,并于5月17日报送给了校党委。校党委将《提要》征求意见稿连同整理出的学员意见,转送给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

  

  历史的定格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集中暴露出了党内在“文革”认识上的一些阻力。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一些“文革”言行应如何看的问题,大家一般都是多有顾忌。在“完整准确”的概念判断和“实践标准”的客观判断之间,许多人是来回徘徊的。即使是在实践标准上,人们的看法也多有歧义。如有的问:每个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所以,要打碎党内多年形成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必须从哲学的认识论高度阐明实践第一的观点。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惟一性问题,并把这场讨论从中央党校推向全国。

  刚从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毕业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众多来稿中,敏锐地发现了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特殊价值。他与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合作,对该文进行大幅度地修改,加上“唯一”一词,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实》文经胡耀邦两次审阅定稿,于1978年5月10日首发于《理论动态》,次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全国范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大讨论的兴起。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对“两个凡是”形成了猛烈的冲击,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凡是派”的阵地越来越小了。中央党校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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