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逆城市化”的真假之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6 次 更新时间:2010-08-30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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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钧  

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东部沿海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据此,记者认定: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

逆城市化,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的概念。一般而言,在当今世界上,城市化仍然代表着主流的发展趋势。但在发达国家,一部分人为了追求更加安全舒适和绿色环保的生活环境,纷纷向郊区乃至乡村迁移,一时成为时尚和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选择,是以发达的现代科技手段为前提的,譬如四通八达的交通、畅通无阻的通讯、无所不能的网络,等等。这使得在郊区或乡间生活不会产生脱离主流社会的陌生感、隔离感和孤独感,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但不会下降,反倒大有提升。

对于在报道中使用了“逆城市化”这一概念,有人斥之为“假象”,有人还为之发明了一个新词“伪逆化”。当然,这些反方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用户籍的“农业”和“非农业”来界定城市化或逆城市化,其实很雷人,而上述报道又确实是以“农转非”人数的大幅减少作为逆城市化证据的。权威的国家统计部门早就用“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来描述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同理,要讨论逆城市化,可能也要从“常住”这个定语出发。譬如,“出现了几十名政府公务员把户口迁往农村的现象”——— 只要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身份还是公务员,那么就人口统计的意义而言,就是城市人口。

但是,我们好像也不能说城市化或逆城市化与“户籍”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取得货真价实的城镇户籍而成为城里人,不能不说是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的一个夙愿。所谓货真价实是这个城镇户籍是与平等的“国民待遇”——— 就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挂钩的。否则,按浙江农民的说法,叫做“空转”。

如今中国的农民正处于一种类似“围城”的状态之中:想进城的进不了——— 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想在城市落户,但至今这仍然是一个奢望;不想进城的非要你进城——— 城郊农民不想“空转”进城当贫民无产者,则又被逼无奈非得“农转非”不可。

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城镇户口的含金量日益下降,而农村户口的含金量则日渐攀高。随着农村各项民生工程和福利政策的落实,城里人有的农村都有,而农村有的,譬如拥有宅基地、可以生两胎、可参加集体分红,生态环境优越,等等,这都是城里人难以企及的。趋利避害总是人的本性,当部分“新城里人”遭遇就业困难、工薪微薄、消费昂贵、竞争过度,从而导致争着把户口迁回农村的现象和趋势是在所难免,可以理解的。

当然,目前在一些“城里”的社会群体中,向往乡村的自然环境和绿色食品而“逆”起来的,可以说也已成为“小众”时尚。但是,要拿“化”来说事,这样的境界恐怕还需待时日。但是,这种发展趋势是符合社会学对现代城市的界定的。

如今在中国,售房广告上常常忽悠“黄金地段”,这“黄金地段”实际上应该是“商业”用词,而非“住家”用词。社会学研究认为,一个城市,中心是中央商务区,紧接着是中低收入群体居住的地方,而富裕人群则住在郊外。遗憾的是,中国所有的“一线城市”都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住房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污染严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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